寻找为解放西安做出贡献的铁路人追踪 李平章同事和张炎后人找到了 他们又讲了很多故事……
西安解放不久的一张合影，左一为符少铭
符少铭如今已近89岁
张大伟和家人
张炎
“解放军从三桥到西安乘坐的火车，用的是我们厂的火车头，报道中说的开在前面的压道车应该叫压压车。给解放军开压压车的李平章师傅，我跟他很熟……”
“还有人能记得我父亲当年为解放西安做的贡献，让我们特别感慨。感谢华商报，感谢研究党史的刘士刚先生……”
9月13日，华商报A04版《为解放西安做出贡献的几位铁路人，你们在哪里？》的报道，引起了市民对解放西安历史细节的关注。近日，有两位老人给华商报打来电话，他们分别是：李平章当年的同事、如今已89岁的符少铭老先生，和西安解放时西安火车站站长张炎的次子、已78岁的张大伟老先生。
给解放军开“压道车”的李平章师傅曾撰文回忆：
指挥员让他坐前面，另派四位解放军战士在后面压
关于解放西安时，解放军乘火车从三桥向西安进发的过程，当年给解放军开“压道车”的李平章师傅曾有一篇回忆文章。近日，83岁的中共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特邀研究员刘士刚先生给华商报记者提供了这篇题为《我送解放军进西安》的文章，作者署名为“李平章”。
按照文中记述，1949年5月20日清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批部队到达三桥车站。李平章看到有几位解放军将压道车抬上铁路，一位解放军问围观的人：“我们要进西安，哪位同志对压道车熟悉，送送我们行吗？”“我愿意送他们去，就上了压道车直奔西安。解放军指挥员叫我坐到前面，并让一个同志和我并排坐着保护我，另派四个解放军战士在后面压……”压道车行驶在前，一是查看铁路是否遭到破坏，为后面的火车开道；二是侦查排的同志搜索敌情。压道车到了大弯道(今火烧壁村附近)，南北各有一村庄，解放军跳下车，3个向北，2个向南，前去侦察，专门留下一位同志保护他。大概过了20分钟，大部队乘火车赶了上来。这时，从火车的东北突然窜出一股打着旗的队伍。火车上的解放军吹号和他们联系，他们没有反应，原来是溃退下来的敌人。解放军立即开枪阻击，国民党败兵象潮水一样退了下去，解放军边打边跳下一部分人乘胜追击。不一会儿，就缴获回敌人1挺轻机枪、几条子弹带。这时，前去侦察的5个人也赶了回来。他们对火车司机说，你们回去吧，我们不坐了。”又转身对李平章说:“麻烦你了，同志！叫你受惊了。你也跟他们回去吧!”……
李平章师傅同事、如今近89岁的符少铭先生回忆：
“压道车”应是轨道压压车，火车头是厂里的调车车头
1932年底出生、如今近89岁的符少铭老先生，说话时依然中气充沛。他告诉华商报记者，西安解放时他十六岁多，是三桥车辆修理厂最小的职工，当时的老职工现在基本找不到了。
“那时候厂里有四百人，不过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那一天，厂里基本没人了。副厂长是我叔祖父，名叫符汉瑛，那一天就在厂里。厂长叫朱荫桐，当天没在厂里，他同时也是国立西北工学院（注：西北工业大学的前身）的老师，兼任西京机厂筹备处处长。我在厂里当了两年学徒、钳工，后来做行政工作，给朱厂长当过秘书。因为这些原因，和正副厂长都比较熟悉。三桥车站的北边就是我们厂，仅隔了一堵墙。当时我就住在厂里，从职工上下班进出的南门到我住的地方，走得快的话只需五六分钟，所以对那一天的情况我很清楚。”
“那一天形势很紧张，我出来想看看情况，一出来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战士。他们手里拿着枪，跑得很快。一个战士问我这里有电话没有？我说有，就带着他去办公室打电话。另一个战士端着枪过来，他发现了放在厂子里大门口附近的压压车。他问我这是什么车？我说这是压压车。他可能没听清楚，说成了压道车。”
“因为解放军最先见到的是厂子南门看门的贾师傅，后来解放军想使用厂里的压压车和火车头，都是通过贾师傅给我说，然后再由我跑过去给副厂长说的。副厂长很痛快地说：没问题，但用完要把车开回来。”
“这种轨道压压车现在已经没有了，它是利用铁轨行进的交通工具。当时汽车很少，压压车主要是厂领导到西安、咸阳开会时乘坐的。压压车有四个轮子，前面有一排椅子，顶多能坐5个人。后面必须要由四个人来压，完全要靠人力才能行进。当时副厂长同意了，但厂里没人，人手不够怎么办？”
“李平章师傅是运搬班工人，压压车也是他们几个人负责。上次报道中说李平章当时十八九岁，其实李师傅应该是30岁左右。当时解放军要用压压车，从厂门口到铁轨有一二十米，这段距离需要推。李平章师傅在把压压车往出推的时候，我是亲眼看到的。因为人手不够，还有好几个解放军战士帮着一起推。”
“载着解放军从三桥到西安的火车使用的火车头，其实就是我们厂调车的火车头。不过开火车一般需要两个人，除了老王师傅，肯定还需要一个司炉，司炉是谁就不清楚了。”
符少铭老先生说，看到华商报的报道后，最近也一直在打听老王师傅和李平章师傅的情况，希望能找到他们的后人。符汉瑛副厂长解放西安时有五十多岁，新中国成立后于1952年后退休。而自己一直在三桥车辆厂即现在的中车西安车辆有限公司工作，1993年退休。
解放前西安火车站站长张炎的次子张大伟回忆：
“父亲担任过四届县政协委员
还在老家中学当过英语老师”
9月15日，华商报记者联系到了张炎的次子张大伟先生。张大伟先生介绍，他目前仍住在老家渭南市华州区高塘镇北村，但在西安也有住房。父亲育有二子一女，姐姐最大，他最小，今年也已78岁。“父亲的一生经历让我们刻骨铭心。现在还有人能记得我老父亲当年为解放西安做的贡献，让我们特别感慨。感谢华商报，感谢刘士刚先生……”说到这里，他忍不住啜泣起来。
张大伟说：“父亲解放前是西安火车站站长，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西安火车站站长。1958年回了老家，平反后担任过四届华县县政协委员（注：2016年1月22日，华县撤县设区，改称渭南市华州区），但并未担任过县政协领导职务，工作了几十年，为写县志以及筹建渭华起义纪念馆做了很多事，渭华起义纪念馆第一任馆长经常来找我父亲。我父亲会英语、日语好几种外语。父亲70多岁的时候，华县高塘中学缺少英语老师，又把我父亲聘请去当了好几年英语老师。2005年父亲去世，开追悼会的时候，华县政协、西安铁路局都来了人。”
“父亲的后人中，我和父亲一起回老家务农了。改革开放后我搞个体经营，1982年担任县个协理事、高塘个协主席，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哥哥也在老家务农，同时搞农机、跑运输。姐姐嫁到了西安，在西大街一家公司做会计，退休后又被公司返聘用回去干了好几年。再下一辈的人中，有当老师的，有跑长途客运的，有在公司上班的，也有打工的。我的两个孙女一个在西安当老师，一个在一家通讯公司工作，还有个孙子大学刚毕业。感谢党，感谢政府，我们全家人情况都很好。”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照片由符少铭先生、张大伟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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