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减负年我们在行动 减负怎么减基层列“清单”
本栏漫画均为辛刚作
今年3月，中办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提出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省委认真贯彻中央精神，缜密调研，结合省情，于4月2日印发了《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十条措施》（以下简称《十条措施》）。5月17日，省委召开常委会会议，要求从讲政治高度执行好陕西省《十条措施》。5月27日，省委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对照《十条措施》查摆问题、列出“清单”，集中发力、逐一销号，并建立长效机制。
为基层减负怎么减？广大基层干部最有发言权。
6月初，本报记者分赴全省各地及相关部门，倾听基层干部的心声，了解长期困扰基层的问题“清单”。
会议：少说虚话多干实事
“《十条措施》说出了基层干部的心里话。‘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这是我们以前日常工作的生动写照。”黄龙县某部门干部杨某说，有时一天得参加几个会，加上开会路上耗费的时间，一天就在会议中过去了。想静下心来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感到时间根本不够用。
杨某建议，领导干部要转变工作观念，精简会议，改变会风，大会少开，小会合并开，长会短开，能在政府网站发文的就不要召开会议。“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最近的会议明显少了，中央及省市一些重要会议也多采用电视电话会的形式召开。”他说。
韩城市处级干部李建（化名）说，他最苦恼的事就是每天有开不完的会，有讲不完的话。4月的头一天，他总共开了5个会，其中与他工作有关系的只有3个。会议耗时长不说，关键是每个会他都得讲话，而且讲的都是一些可有可无的套话和虚话。尤其是最后一个关于社区文化建设的会议，由于分管领导不在，他被临时拉来“站台”，非让他做最后的总结讲话。他说，这样的工作会议，主管部门已经安排得非常到位、非常扎实了，按说没必要再重复会议的意义和重要性，可办会者非让他讲，好像他不讲，这个会就开得不成功一样。李建感叹，这样的讲话往往没有实质意义，完全属于形式主义，属于繁文缛节。讲的人不知所云，听的人也不知所云，白白浪费了精力、浪费了时间。
李建说：“减负不仅要自上而下，更要自下而上；不仅要靠中央和省上的部署，更要靠基层的自省和自觉。”他希望，今后应按照省上要求，进一步把干部从会议和讲话中解放出来，激励干部少说话、多干事，让领导同志尽量少开会、少讲话，把省出来的精力用在办实事上。
铜川市某驻村第一书记说：“会议层层重复开，文件个个向下转，检查评比走马灯，导致干部疲于应付，只满足上级指示原本传达，根本没时间抓落实。一些文件的制定往往是机械照搬照抄照转，出台制度规定‘依葫芦画瓢’。”
“会多自然导致走访入户少，解决居民关切的问题少。社区工作人员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如果不能把充足时间真正花在为居民服务上，那我们的价值将大打折扣。”咸阳市一位社区干部王某说，“希望以后少开会、开短会，一些会议可以用视频会议的方式召开，这样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社区为居民服务。”
省某厅一位处级干部坦言，过去厅里也经常喊为基层松绑减负，但该减的没有减下来，反而该保留执行的事项没有很好地执行，上级和下级都很有意见。
文件：建立数据平台避免重复发文
同一份在外务工人员名单，多级、多部门催要；上级要求的卫生状况调查，当天安排当晚就要结果；一天时间，9个干部要完成10多项工作……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两年来，渭南市的小王和村干部们常常被重复的工作困扰。
类似的问题也困扰着很多基层干部。清明前夕，渭南市某街道办副主任小李收到来自4个部门的4份文件，内容均为“注意防火，保障安全生产”。他粗略算了一下，一年到头，街道办最少能收到上级下发的文件1200余份，其中不乏涉及同一事件、由不同部门重复下发的文件。
结合自己在原单位的工作经验，小王建议：推广智慧办公，建立公共数据平台，以“大数据云”的形式共享互通信息。相关部门、单位可以随时从公共数据平台提取、下载信息，减少重复劳动；上级下发的文件和要求，下级也可随时下载学习、落实。
安康市某镇干部陈某表示，原来到贫困户家中帮扶，必须要拍“四书五照”，帮扶干部和贫困户要在大门口、卧室、厨房等地方拍合影，还要有入户过程中的纪实照片。这种“留痕”的过程不仅增加了自己的工作量，还让贫困户非常反感。陈某包联的9户人家居住非常分散，最快速度也要2天才能跑完一遍。但是因为要拍照，必须和另外一个干部一起，4天才能跑完两个人的包联户，这给每个干部增加了一倍的工作量。陈某建议，建立大数据平台和信息共享机制，利用信息化手段减少基层干部的工作量。
“一些报表的数据，比如经济指标数据，发改部门、办公室和多个部门都需要，我要分别汇报。对于我们基层工作者来说，上报相似内容的材料，以不同的口径统计上报，要消耗大量时间和精力。”西咸新区一位基层干部张飞（化名）说。他建议，管理部门要打通信息壁垒，实现资源共享。
省某厅一位干部表示，超篇幅、超范围发文，文种、文号、简报该精简的不精简，已精简的违规启用。没有时间调研，写文件、制文件往往机械照搬照抄，内容并不是来自一线的调查研究。
检查：减负要落实别再换马甲
上级督促检查是工作必不可少的部分。宝鸡市某镇干部说，这几年上级检查越来越频繁，提出的标准越来越高。每次检查前，村镇干部要踩点，要准备大量资料，要准备宣传展板……让人精神高度紧张。
中央和省上专门印发文件，着力为督查检查考核“瘦身减负”，有的地方却改换马甲，以“督导组”“调研组”的名义行督查检查考核之实。不仅如此，检查组提的要求时间紧任务重，比如某项工作2月才布置，3月就要达标的结果，否则问责。达标的结果怎么体现？写汇报材料，写总结报告。有时候因为领导无暇顾及，这个工作就算过去了。
西安市灞桥区某街道办工作人员无奈地说，以前上面要求所有工作都要事事留痕，事不过夜，经常上午发通知，下午要报材料，工作还没做，总结先报一大堆。谁报的材料不及时就意味着对工作不重视。针对基层的各类专项督查检查更是名目繁多，每项工作执行的都是日报、周报、月报制度，要求天天报材料报数据报总结，一个个不实数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为了迎接各类活动，往往要赶制各类旗子、横幅和广告牌，很多时候这些东西没来得及取回来，活动就结束了，最后只好把这些东西堆放在库房。
汉中市基层干部杨某发现，一些检查过于依靠材料，无形中加重了基层干部的工作负担。他认为，完全可以从源头出发，制定科学严谨的考核标准，依托最终的结果来判定工作是否得力。对工作完不成的或质量不达标的进行问责，不需要过于依靠材料。
“你知道怎么在表格的空白格子里画线吗？得拿尺子比着从左下角画到右上角才算标准。”说到基层工作的形式主义，在西咸新区某村担任第一书记的张亮（化名）向记者比画着。张亮在某贫困村主要抓扶贫工作，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迎接各类检查。
商洛市某县处级干部张某则十分无奈地表示：“检查考核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复，既占用干部大量时间、耗费精力，又助长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张某建议应按照目标任务或时间节点，做例行检查和验收，减轻基层负担；对工作过程中所留下的痕迹，只作为检查验收的辅助材料即可。
省某厅一位部门负责人表示，督查考核是指挥棒，过去省上相关部门重视过程、忽视结果，很容易让基层学会“见招拆招”，以形式主义应付形式主义，造成恶性循环。
激励：减负同时还要增智
作为汉中市一位开发区干部，吴某认为，“三项机制”是个好政策，但在基层工作中往往缺少操作性强的实施办法，使得好政策实施效果打了折扣。“我们招商引进来的项目，政府要求按规定时间保证项目落地，但事实上一块土地的手续全部办齐就得3年至5年。所以，我们常常会面临不少项目被政府招商引进，却无法及时落地的尴尬。”吴某说，他们去年招进来50多个项目，最终落地的仅有10多个。他建议，进一步细化“三项机制”的措施，增强政策的可操作性，提高干部工作积极性。
榆林市乡镇干部贾某说：“很多上级部门为了推责，一级一级把责任下移，层层签订责任书，最终所有的东西都落到了基层乡镇头上。乡镇权力不大，责任却很多，权责不对等，导致基层留不住人，干部叫苦连天。我希望该是部门的责任就应该由主管部门承担起来。”
在西安担任多年村干部的刘某称，基层农村干部时常会感到“能力恐慌”，对政策吃不透，不知道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刘某表示，给基层“减负”的同时，还应通过远程教育、多媒体等方式，加强对基层干部的培训力度，给他们“增智”。基层干部的视野开阔了，才能更有底气和自信带领群众致富，才能更好地建设美丽乡村。
咸阳市一位县处级干部李某说，自“三项机制”出台执行以来，市上聚焦干部在追赶超越和脱贫攻坚等重点任务中的表现，加大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调整力度，实现干部能上能下良性循环。他建议：进一步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机制，做到年度考核与任期考核相结合、专项考核与全面考核相结合、效率考核与效果考核相结合，改变有些地方考核指标和内容过于繁多细致、考核周期过短、考核方式走过场等现象。这样既能发挥考核的激励监督作用，又能让考核不成为负担，由考核“痕迹”变为考察“足迹”“实绩”，将考核作为反思、改进、提升工作的手段。
省某厅一位处级干部建议，在基层执行“三项机制”过程中，应通过典型事例强化落实，增加不同类型事例的积累，总结出一些规律性做法，以案例说话、以数据说话，让更多的干部知道哪些行为值得褒奖鼓励、哪些错误能宽容、哪些人能委以重任。
调研：少打招呼不看“演练”
张星云（化名）是韩城市一个村的村委会主任，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出了名，吸引了一拨又一拨的“调研团”前来考察调研。刚开始，张星云面对前来调研的干部还能笑脸相迎，可渐渐地就厌烦起来，觉得没完没了的接待简直不堪重负。
截至4月8日，短短半个月，张星云已经接待了8拨调研人员。这些人来，不但要给他提前打招呼，而且要求他提前给群众打招呼，让群众做好准备配合他们调研。为了应付这些调研检查，村上的干部放下手头的活，不停地写材料、不停地填表格，弄得干部们焦头烂额。尤其是到了每周四的扶贫日这天，包联单位的干部和领导，几乎倾巢而出，来到村里搞扶贫。这么多人一下子拥来，不要说群众家里，就是村委会的办公室都“盛不下”。
张星云希望上级领导控制调研次数，不要让调研影响到基层的正常工作。少“打招呼”，多看一些没有提前“演练”的地方，多一些不做提前安排的随机性调研，这样才能准确、全面、深入地了解基层情况。
作为一名社区干部，汉中市的邢某表示，脱贫攻坚剩下的都是难中之难、坚中之坚，但这项政治任务，必须保质保量地完成好。可在实际工作中，邢某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不仅仅是因为任务重，还因为平日里要应付各种各样的调研和检查，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特别是到年底，多得让人应接不暇。“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大到政策宣讲，小到老百姓家的矛盾调解，都是我们社区干部的事。”邢某说，他希望提高调研、检查的针对性，让基层干部从疲于应付中解放出来，腾出更多精力走进基层推动工作。
省某厅办公室一位干部表示，过去的确存在调查研究搞形式、走过场，打造“经典调研线路”，搞走秀式调研等情况。由于注重调研形式，调研的内容如企业生产经营的情况、存在的困难、对策建议等往往被忽略掉了。
工作群：别让微信成“秀场”投票点赞要实在
手机是信息时代不可或缺的工具，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提高了交流的效率。但对一些社区干部来讲，手机反而增加了工作负担。宝鸡市一位社区干部说：“我的手机里有十几个工作群，一次活动一个群，一份文件一个群，一个圈子一个群，一个分管口一个群，甚至还有‘僵尸’群。每个群里都有自己的主管领导和上级，所以即便是‘僵尸’群，领导不退群，别人都不敢退。”
微信群里信息铺天盖地，上传下达毫无方向。同样一个文件，这个群有，那个群也有，有时候重要的通知反而在群里找不到，被淹没在信息的大海里。
“各种工作群，只要领导一发言，底下就点赞一片；领导发个帖子，下一秒就有人点赞。他有时间看这个帖子的内容吗？或者他根本就没看，只是习惯性地点赞，做一个‘手滑党’。”这位社区干部说，“在各种工作群里‘拍照留痕’，晒工作现场和内容，虽然单位没有明文要求这么做，但已经成了职场的‘潜规则’。比如一人晒出他在写材料，旁边放一盒感冒药，领导看到了就给点赞，其他人也纷纷效仿。这就像剧场里第一排的观众站起来看戏，后排的也都站起来看戏一样，‘剧场效应’就是这样形成的。”
“工作群里更要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杨凌示范区某部门张某说，“在我们部门，一开始建立微信群是为了方便工作，促进大家沟通与交流。但目前看来，同一个事情在多个群里重复通知，不仅浪费了资源，更给大家的日常工作带来了不便。有时候，甚至要一直盯着手机，随时回复‘收到’，这在一定程度上滋长了形式主义。”
韩城市社区干部小王说，他的手机里有一个“某地好人”的投票。他的私信对话框、工作群、朋友圈里到处都是这个活动的拉票信息，甚至还有人把投票链接发到群里，再发一个小红包。“你说这是领还是不领，领了你得给人家投票吧，这不就是买票了吗？”小王很纠结。
作为一名社区负责人，小王平时的工作量大，根本没有时间把30多个好人好事介绍一一看过来。虽然票选的初衷是为了传播好人好事，学习好人精神，但小王周围的人也都是按人情投票，并没有太重视人物事迹。
微信投票有它的优点，省事、辐射范围广、相对受外界影响较小。但微信投票的过度介入，会引起拉票成风，干扰干部群众的正常生活，也有失公正。小王说：“我还是希望今后的评选中，能够真正以事迹和成绩说话，加强对好人精神的宣传，让评选达到真正的目的。”
一位省某厅局级干部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核心是领导干部政绩观问题和工作作风问题。这个问题不花大气力从根本上解决，为基层减负就是一句空话。
据记者了解，针对这些问题，省委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要求省级部门“对病号脉”“开出药方”，紧密结合部门实际，尽快拿出管用有效的举措大力加以解决。
（本报记者王雄卢萌乔佳妮张丹王帅杨光康传义王睿程刚张权伟霍海澎武丹杨小玲艾永华郭诗梦雷魏添见习记者申东昕陆晟田锡超赵杨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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