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博物馆、江户东京博物馆、首尔历史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院十余年来探讨城市博物馆定位 中日韩城市博物馆合作欲走出东亚
2018年8月,首博“18世纪的东京与北京”展上展出的日本服饰。图/视觉中国 2017年7月15日,《读城——发现北京四合院之美》展览在首都博物馆开幕。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观众在观赏“18世纪的东京与北京”展上的老北京中秋玩具兔儿爷。张京虎 摄 在“18世纪的东京与北京”展上,观众欣赏日本长卷风俗画。 图/视觉中国 2018年,第17届中日韩博物馆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日方代表发言。图/首都博物馆
【开栏语】
从中国到亚洲
今天,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开幕。亚洲47个国家以及部分域外国家的政府官员和文化相关领域代表齐聚北京,围绕文明交流互鉴展开探讨。
曾经,中国的文化艺术品沿着丝路走向全球;如今,走出国门的不仅有文化艺术品,还有中国的文化遗产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团队正在沙特塞林港等“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联合考古项目,在柬埔寨、尼泊尔、缅甸等国修复保护外国文物,与亚洲诸多国家合作推进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南亚廊道跨国申遗。而越来越多反映亚洲多样化文明的展览,也被引进到中国百姓身边。
新京报今起推出“从中国到亚洲”专栏,讲述中国文化遗产工作者的亚洲故事。
去年,首博举办的一场“18世纪的东京与北京”展,成为当时的热门文化景观。这场联合展览建立在已有17年历史的中日韩三国首都城市博物馆交流机制之上。这一机制的成员包括三国四馆:首都博物馆、江户东京博物馆、首尔历史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院。在18年的对话中,三国四馆的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未来有望向更多亚洲国家拓展。
江户、北京“对照记”
两副并置的特制衣架上,一边悬挂着中国清朝青色纳纱云鹤纹方补单褂官服,另一边悬挂着日本分染麻质水边风景鹤纹单衣。都以鹤为装饰,但前者庄重规整,后者飘逸洒脱,美学风格大相径庭。
一卷《老北京三百六十行画册》,描绘了农夫、渔夫、游商、工匠、卖艺者等清朝五花八门的行业。浮世绘版的《近代职业大全》则展现了18世纪江户的各种行业,烟袋店、袋子店、烟草店、桐油雨衣店一一呈现。
2018年8月至10月,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都市·生活——18世纪的东京与北京”展览,以双城“对比”的方式令观众耳目一新。
“对比展”是博物馆展览中一种常用形式,但这个对比展有着更多吸引人的元素。日本文化如今深受很多中国人喜爱,樱花、浮世绘等诸多日本文化元素进入中国青年的日常生活,此次展览还原了这些元素在日本近代生活中的使用,并与同时期北京生活并置,呈现双城的异同。
此前一年,同主题的“都市·生活——18世纪的东京与北京”展在日本江户东京博物馆率先登场。两个展览理念相同,文物选取略有差异,在东京展出时,北京文物占比三分之二;反之,在北京展出时,东京文物占比三分之二,以使当地观众接触更多域外文物。
这两场展览从提出想法到落地,历时超6年之久,中日双方联合组成了策展团队。这一切,建立在一个始自2002年的博物馆界合作框架之上——中日韩三国首都城市博物馆交流机制。
当年,首都博物馆、江户东京博物馆、首尔历史博物馆共同发起这一合作机制,每年举办一次研讨会。2007年,沈阳故宫博物院加入,形成今日三国四馆的格局,四馆每年轮流主办研讨会。
首都博物馆主管国际合作的副馆长黄雪寅向记者回忆,这一合作机制建立之初,三国博物馆共同怀有对城市博物馆定位的迷茫。过去,城市博物馆的功能定位、学术研究、展览风格,并没有特别区别于其他类型的博物馆。城市博物馆到底该如何建设,在最初几年的研讨会上被重点讨论。
而沈阳故宫加入后,由于四座城市都是或曾是首都,讨论主题逐渐转向首都文化与博物馆发展,“首都学”的话题热度增加。
从议题研讨起步,18年来,三国博物馆的合作逐步扩展,并显现在各博物馆的实际面貌中。
展览陈设感动日本同行
首博“都市·生活——18世纪的东京与北京”的展厅,曾让日本同行大为感动。
一般观众可能注意不到一个细节:展厅中的所有展柜,高度都低于中国博物馆常规高度。“江户东京博物馆馆长看了以后,只说了两个字:感动。”黄雪寅回忆,“产生了博物馆人的共鸣。”
黄雪寅说,日本室内桌椅等陈设高度较低,这是日本的审美习惯,布展呼应了这一风格。在普通观众眼里可能并不显眼,但日本同行一看就明白了。
另外,展厅内部空间通透,少有高大展柜阻隔视野。灯光柔和但不至于阴暗,使用的音乐也是日本传统音乐。这些布展设计,是首博的展览团队仔细研究日本文化和日本博物馆后进行的创新。
为了这次展览,双方策展人员都获得了一项特权:可以进入对方博物馆文物库房了解文物情况。双方开放自身“秘境”,以示诚意。
三国之间互办展览,最早始于2013年,首博在首尔历史博物馆举办了“包容的北京——一座城市的成长”。两年后,作为回应,首尔历史博物馆到首博举办了“水路城市,首尔:清溪川的变迁特别展”,借首尔中心河流清溪川的变迁,呈现首尔600年历史。
中日韩首都城市博物馆交流机制孕育的这些合作展览,主题一以贯之,就是城市本身。展览将各自城市的历史展现给对方城市的民众,履行作为城市博物馆的职责,并加深民众的相互了解。
“通过这种文化交流达成的人民之间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黄雪寅说。今年秋天,新一届研讨会开幕时,日韩两国也将互办展览。
“为了明天收藏今天”
十余年的持续研讨,孕育出的最重要成果,是各方对于“城市博物馆”的认识不断深刻。三国四馆同行更加深入地理解,城市博物馆尤其是一国首都的博物馆,如何有别于其他类型博物馆。
这个大命题被分解为一系列细节问题,成为一年又一年的研讨会主题。比如,城市博物馆在城市中的定位、功能,以及与公众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
“老百姓生活在这个城市,却不知道城市的过去,也就不明白过去与未来的连接。城市博物馆应该用文物作为线索,串联起城市的典型故事。”黄雪寅说。
这些讨论的结果不仅留下了一本本论文集,更为博物馆带来了显而易见的改变。
例如首都博物馆近年来设计的“读城”系列活动,以北京的城池、四合院等为主题,通过文物展览、社教活动的结合,试图让北京的历史走进市民生活。
为让城市博物馆成为收藏展示百姓生活的记忆库,首尔历史博物馆做了很多成功的尝试。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首尔启动大量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工程,时任首尔历史博物馆馆长康泓彬敏锐觉察到,很多生活记忆行将消失。于是他将完整的小学教室连带墙壁、课桌椅、黑板搬了回去,裁缝店、商铺等也都成为博物馆的藏品。
将生活的瞬间定格和存储,这是首尔带给首博的重要启发。“就像我们今天通过墓葬品研究古代人的生活,现在的我们能给后人留下什么?城市博物馆的重要职能,就是为后人留住今天。”黄雪寅说。
城市博物馆应该成为城市集体记忆的宝库,记录历史,也记录当下发生的城市生活。在中日韩博物馆研讨会中,三国博物馆人士不断强化着这样的观念。
其实,与首尔类似,首都博物馆也一直在“为了明天收藏今天”。2003年“非典”期间,首都博物馆馆员向医院、市民征集了大量因“非典”而产生的物事,记录这场事件在北京留下的印迹。
近些年,首都博物馆征集了很多与“9·3”大阅兵、“一带一路”国际高峰合作论坛等有关的物品,以及共享单车和各个年代的出租车等。博物馆藏品征集人员如古代的史官,记录着城市社会发展的每一步。
日本江户东京博物馆的特长,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和保存。他们用影像等手段记录下即将消失的手工艺,对艺人和记忆进行一系列的研究,并通过展览还原非遗项目,以此保存城市记忆。
互联网时代的转型
你来我往连续商讨了18年,关于城市博物馆的话题非但没有枯竭,反而源源不断地浮现出更多。最主要的原因,是互联网为博物馆带来的改变。
在互联网深入改变博物馆和观众的时代,博物馆面临着比以往时代更多的课题。曾经,展览是博物馆展示展品的唯一方式,举办展览几乎是博物馆公共服务的唯一内容。而现在,观众通过手机就能进入网上博物馆,浏览海量的文物信息,使得他们对博物馆展览的要求也更多,不仅要看到文物本身,还希望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文物考古的过程、文物修复的经历、文创产品的开发……他们会把展览的图片发到朋友圈,一场观展会引发持续的交流讨论。
简单来说,博物馆的观众越来越难以满足了。
“参观只是观众的一个主要愿望,博物馆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社交平台。”黄雪寅分析。以往首博社教部的主要任务就是讲解,现在则需要跟社会各界深入合作。例如在策划“读城”展览时,就邀请北京中小学师生共同参与,一些关于四合院生活的展品甚至是师生从家里拿来的。
由此,观众从参观者变成了策展人,从被动接受者变成了主动参与者。在博物馆形态改变的表象之下,观众角色的变化,才是问题深层次的根源。
另外,文创产品的开发越来越成为博物馆的必答题。2016年,在沈阳召开的第15届研讨会,便以“文化创意及产品在博物馆发展中的作用”为主题。
“所以,随便拿出一个主题,都可以让中日韩三国四馆讨论下去,这样的话题太多了。”黄雪寅说。
2016年讨论文化创意及产品;2017年,在首尔召开的第16届研讨会聚焦“城市历史博物馆与城市记忆”;去年,在北京召开的研讨会主题是“‘首都学’语境下的博物馆‘超级链接’”。
“首都学”,这个在多年研讨会中不断出现的概念,至2018年,被正式设为研讨会主议题。
首都博物馆党委书记白杰解释,简单来说,“首都学”是一门以首都为研究对象的城市学学科。首都学在很多国家已受到重视,如英国、法国、美国、韩国、日本,有关伦敦、巴黎、华盛顿、首尔、东京等首都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北京学”的提出也有相当长的历史。
今年秋天将在东京召开的第18届研讨会,已经开始征集论文,主题为“城市功能与博物馆”。各博物馆将分享对于城市博物馆举办活动的看法和经验,以及这些活动与城市功能的关系。
首都的城市功能有很多,如经济、旅游、文化艺术,以及政治和行政功能。另一方面,改善住房条件、社会福利、教育等居民的民生问题也同样重要。城市博物馆应该在这些城市功能的发挥和重组中扮演什么角色,拥有什么样的使命?今年的研讨会将就此展开对话。
这一议题,探讨的也是城市博物馆与城市的今天的关系。
从东亚拓展到全亚洲
东亚三国18年的博物馆界合作,将为首博的国际化提供大量经验。
首都博物馆馆长韩战明表示,希望未来有更多国际同行加入研讨会,推动构建基于亚洲、放眼世界的“首都城市博物馆联盟”。
从近年进入中国的国际展览趋势可以看出,亚洲的博物馆界合作正在加强。曾经进入中国的国际展览以欧洲居多,如今有更多亚洲文化展览来到中国。
最近几年,日本、韩国、印度、柬埔寨、卡塔尔、哈萨克斯坦等亚洲国家文物展在中国多个城市举办。一批阿富汗精美文物自2017年赴华,已经在全国接力巡展2年。
黄雪寅说,首博新馆开放十几年来,先后与泰国、柬埔寨、越南、新加坡等国博物馆举办交流展览,收到很好的社会效益。从全国来看,近年引进来的展览多于走出去的展览,一方面显示了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对于文明交流的开放态度,体现了中国博物馆人的努力。
这印证了博物馆界的一个说法,也是博物馆人的愿望:“让国人不走出国门,就能看到世界文明”。
展览只是较为初步的博物馆合作形式。从议题研讨,到联合办展,三国四馆的合作已经向更深层次拓展,下一步将是互派研究人员。
黄雪寅说,互派研究人员可以增进友谊,培养国际化人才,更重要的是,能够借助对方博物馆的藏品资源开展新的研究。博物馆最珍贵的资源就是藏品,不轻易对外开放,而合作研究则可以充分利用多家博物馆的藏品。
去年的圆桌论坛上,三国已经开始讨论互派研究人员的可能性。各馆“掌门人”提出,各方可以共同确定一个主题、组织研究团队,开展深层次的学术研究。合作研究的成果,可能是一本书、一个论文集,也可能是一个新的大型联合展览。
新京报记者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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