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丝绸之路的胡瓶
宁夏固原出土的北周鎏金银胡瓶。
北周鎏金银胡瓶纹饰线图
敦煌绢画中的胡瓶
唐青釉凤首壶（故宫博物院藏）
琉璃胡瓶（日本正仓院藏）
唐李震墓壁画中的托盘执胡瓶女侍图
唐安元寿墓壁画中的持胡瓶男装女侍图
隋虞弘墓雕刻中的胡瓶（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王仁湘
古代文化东西交流，饮食是首选项，遥远的距离之间，有物种、器具交流，也有饮食方式上的交流。我国古代制器强调传统风格的继承，器物形制变化比较缓慢。若与外域产生交流，偶尔也会青睐舶来品。例如酒具中的酒壶，由先秦经汉晋，我们有一二种比较固定的器形，也有固定的饮酒方式，因为由域外传进的一种“胡瓶”，这个传统就被打破了，盛酒器具改变之时，也是饮酒姿势改变之时，随之又改变了传统的饮茶方式。
汉唐时期统称西域人为“胡人”，商人曰“胡商”，所用之物常冠以“胡”字。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中西文化交流频繁，汉唐时期的人们特别是帝王与上层贵族，崇尚胡俗、胡妆、胡服、胡器、胡食、胡乐、胡舞，胡风流行朝野。
随着胡风传入的还有一种胡瓶，所谓胡瓶，是指由外域传入中国的一种贮酒器具的名称，它最初的材质为金银制，传入本土后用陶瓷等工艺仿制改制。因它来自于西方，又多为胡人使用，故称胡瓶。当然胡地产制的瓶，在胡地不会叫做胡瓶。
对于胡瓶的研究，受到许多历史、考古与文化学者的关注。一般认为胡瓶形制主要分两类：即萨珊式和粟特式，造型与装饰风格有一定区别，但大体形制是一样的。胡瓶的制作与使用地是波斯、粟特及东罗马帝国，胡瓶随着外国使节和商人传入东方。
胡瓶传入我国较早的记录出现在《前凉录》中：“张轨时，西胡致金胡瓶，皆拂菻，奇状，并人高，二枚。”这是晋愍帝建兴元年（公元313年）之事。更早的说法又见于《西域记》所载：“疏勒王致魏文帝金胡瓶二枚，银胡瓶二枚。”说明魏晋时期，产于域外被称为“金胡瓶”和“银胡瓶”的金银质酒器已经在东方出现。魏文帝喜爱收藏珍奇之物，也算是一个少有的收藏家。
虽然古代文献中偶尔也能读到胡瓶，但它究竟是什么样子，并不容易确认。将胡瓶的用途定为酒器，也是在研究中取得的共识。
魏晋传入的胡瓶是什么样子，在本土的考古中还没有见到。已经发现的胡瓶与相关资料，最早可以追溯到北朝的北周时期。
1983年在宁夏固原深沟村发掘了一座大型墓葬，它是北周柱国大将军大都督李贤夫妇合葬墓，墓中出土一件鎏金银壶，被看作是在我国境内出土年代最早的胡瓶实物，这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的具有萨珊风格的金银器，银瓶表面鎏金，环形单柄，柄上方铸一高鼻深目人头形，瓶口为鸭嘴状，瓶身上下饰有三周联珠纹。引人注目的是，瓶体中部有6个半浮雕人物图像，研究者考证认为，6个人物展现的故事源于古希腊神话传说，即“帕里斯裁判”和“特洛伊战争”。
从这件胡瓶工艺、纹饰题材和装饰风格判断，无疑是一件舶来品，而且不是一般人所能拥有的贵重物品。
考古中除了见到胡瓶实物，也出现了一些相关的图像资料，可以对胡瓶的用途用法得到直观地认识。陕西西安北郊发掘的北周安伽墓，墓中围屏石榻雕刻图像中频繁出现胡瓶，有侍者手执的胡瓶，有置于地面上的胡瓶。在安伽墓东北方位发掘的北周史君墓，墓中石椁浮雕上也雕刻有胡瓶数件。在甘肃天水市石马坪发现的一座墓葬中出土的屏风式石棺床，也雕刻有胡瓶。
据统计，唐以前的胡瓶资料显示，北周以来出土有胡瓶或雕刻有胡瓶图像的墓葬，一般都是胡人墓葬，说明唐以前胡瓶多在胡人范围内使用。
隋朝时期这种情况有了改变，胡瓶成了朝廷重要的赏赐之物。据《隋书·杨素传》记载：开皇年间，文帝因大臣杨素有功，于是“拜素子玄奖为仪同，赐黄金四十斤，加银瓶，实以金银；缣三千段，马两百匹，羊二千口；公田百顷，宅一区”。其中赏赐的银瓶，应是银胡瓶。
研究者认为胡瓶传入虽然较早，但到唐代胡瓶的使用才开始流行起来。唐代文献中也能寻找到有关胡瓶的记载，唐中宗李显的《赐突厥书》言：“可汗好心，远申委曲，深知厚意，今附银胡瓶盘，及杂彩七十匹，至可领取。”又据唐人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记载：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唐玄宗赐安禄山“金靸花大银胡饼四”，安禄山则献“金窑细胡瓶二”。上赐下献，安邦睦邻，胡瓶被看作是必备选用的宝物。
唐代胡瓶之名明确见于正史文字记述。如《旧唐书·吐蕃列传》记载：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吐蕃赞普向唐庭上表。“谨奉金胡瓶一、金盘一、金碗一、马脑杯一、零羊衫段一，谨充微国之礼”。吐蕃送来的礼物中不仅有金胡瓶一，而且在上表中还列在首要位置。
李大亮是大唐开国功臣，在任凉州都督时，太宗遣台使往凉州，李大亮有一只名鹰，台使让他献给皇帝。李大亮上奏太宗直言，说陛下很久不打猎了，使者要我献猎鹰，如果不是皇上的意思，这使者就太不够意思了。唐太宗回书称赞了李大亮，并送去一个胡瓶表示赞赏之意。
在通往西域的途中，胡瓶不会是稀罕之物，西域商人要用，官员要用，军官士兵也要用。读一读唐代王昌龄的《从军行》，我们看到了军旅中的胡瓶：
胡瓶落膊紫薄汗，碎叶城西秋月团。
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
骑着战马，挎着宝剑，胳膊上还挂有一个胡瓶。壮士一瓶酒，星夜取楼兰。朋友饯行，酒是不会少劝的，那胡瓶也是少不得的器皿。
顾况《李供奉弹箜篌歌》这样写道：“银器胡瓶马上驮，瑞锦轻罗满车送。”一个地位极高的宫廷乐师，天天见天子，连王侯将相都要下马相迎，弹奏之后得到的谢礼有满车的丝绸锦绣，马背驮走的自然也少不得有银器胡瓶。
考古中发现的唐代胡瓶有多例，如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鎏金银胡瓶一件，鸟嘴式口，底边有一匝联珠纹，柄的上端和口缘相接处有一胡人半身像。陕西临潼县庆山寺舍利塔基精室中出土凤头人面胡瓶一件，凤首龙柄，腹部有六个高浮雕人头像。
上述金银质胡瓶，多数应当是由西域传入。唐代还出土过一些仿制的陶瓷同类瓶，它们与金银质胡瓶在形制上相似，只是一般没有直接称之为胡瓶。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发现的胡瓶几乎全部为北方地区出土，出土地主要有陕西、河南、河北、新疆、甘肃、内蒙古、青海、宁夏、山西，出土量最多的是陕西与河南两地，这是胡瓶及仿制品的主要流行区域。
除出土有金银质和陶瓷质胡瓶实物外，唐墓壁画上陶俑手中所持物件，驼马俑驮载之器物都出现有胡瓶。
胡瓶进入本土后，工匠很快开始进行仿制，唐代的凤首壶就是以波斯胡瓶为依据的创新，胡瓶的口沿、流、盖做成凤首，柄作龙首龙体状，体现了传统装饰风格。出土品中较重要的有山西长治白瓷胡瓶、河南洛阳塔湾三彩凤首壶、陕西富平李凤墓白瓷胡瓶、河南新安柴湾村唐墓凤首壶、河北蔚县榆涧村唐墓凤首壶。各地博物馆藏品中也有不少这类胡瓶精品，大多也属唐代精品文物。
仿制产品除自用外，远销中东及西亚北非地区，有的通过海路外销，黑石号沉船就发现有邢窑产的胡瓶。大英博物馆收藏产自唐代邢窑和巩县窑的胡瓶，这两件仿制胡瓶，通体施白釉，瓶嘴做成鸟喙形。
胡瓶除了陶瓷产品，也有漆制产品，日本正仓院收藏有漆胡瓶就是证明。也见有少量的琉璃产品，日本正仓院收藏有一件玻璃胡瓶，辽宁朝阳辽塔天宫中也发现了一件玻璃胡瓶。
胡瓶作为外来器物来到中国，它也改变了古代中国人的饮酒方式。先秦两汉盛酒、挹酒、饮酒，用的是樽、勺、杯一组器具，饮酒比较重要的是中间环节，要用勺子将樽中酒舀进杯中，谓之“斟酌”。胡瓶出现了，它逐渐取代了樽和勺的作用，直接可以将酒注入杯中，它其实就是具有现代意义的酒壶。
到宋、辽时期，标准的胡瓶已不多见，本土化的酒壶大量出现，名称也开始改称酒注、酒壶，用法与胡瓶相同。
除了改变传统的饮酒方式，胡瓶的传入意义还不只如此，它同时改变的还有我们的饮茶方式。唐代后期饮茶出现一种新方法，将茶末放入茶盏，用一种带嘴的茶瓶在炭火上将生水煮沸，向盏中冲注，这方法被称为“点茶法”。
煮茶用鍑，点茶用瓶，又叫汤瓶。茶瓶最早实物出自于西安出土的唐太和三年（公元829年）王明哲墓中，茶瓶肩腹伸出短嘴，以做茶汤的出水口。
唐末至宋，茶瓶的嘴开始逐渐加长，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专论茶瓶形制：“瓶宜金银，大小之制，惟所裁给。注汤害利，独瓶之口嘴而已。嘴之口差大而宛直，则注汤力紧而不散；嘴之末欲圆小而峻削，则用汤有节而不滴沥。盖汤力紧，则发速有节，不滴沥则茶面不破”。特别强调茶瓶制作嘴形的作用，它是能否注出好茶汤的关键。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北宋厨娘画像砖上，表现有用茶壶煮茶汤的厨娘，候汤的厨娘用火箸拨炭，炭炉中煨着一只长嘴的茶壶。
唐代这样的茶瓶茶壶，其实与酒壶并不易区别，但可以想像茶瓶是借用了酒瓶（壶）的样式，饮茶方式的变化或许受到饮酒方式的启发，茶瓶也是模仿胡式酒瓶的样式改制而成。
胡瓶的传入，不仅改变了古代中国的饮酒姿势，让斟酌这样的词汇只存在于记忆之中，它还顺带着造成一个意想不到的变革，革新了古中国的饮茶方式。不用说，这饮茶方式又反射回去影响到了域外，促进了茶文化的传播。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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