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丝绸之路的胡瓶

甘肃日报 2020-11-19 03:35 大字

宁夏固原出土的北周鎏金银胡瓶。

北周鎏金银胡瓶纹饰线图

敦煌绢画中的胡瓶

唐青釉凤首壶(故宫博物院藏)

琉璃胡瓶(日本正仓院藏)

唐李震墓壁画中的托盘执胡瓶女侍图

唐安元寿墓壁画中的持胡瓶男装女侍图

隋虞弘墓雕刻中的胡瓶(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王仁湘

古代文化东西交流,饮食是首选项,遥远的距离之间,有物种、器具交流,也有饮食方式上的交流。我国古代制器强调传统风格的继承,器物形制变化比较缓慢。若与外域产生交流,偶尔也会青睐舶来品。例如酒具中的酒壶,由先秦经汉晋,我们有一二种比较固定的器形,也有固定的饮酒方式,因为由域外传进的一种“胡瓶”,这个传统就被打破了,盛酒器具改变之时,也是饮酒姿势改变之时,随之又改变了传统的饮茶方式。

汉唐时期统称西域人为“胡人”,商人曰“胡商”,所用之物常冠以“胡”字。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中西文化交流频繁,汉唐时期的人们特别是帝王与上层贵族,崇尚胡俗、胡妆、胡服、胡器、胡食、胡乐、胡舞,胡风流行朝野。

随着胡风传入的还有一种胡瓶,所谓胡瓶,是指由外域传入中国的一种贮酒器具的名称,它最初的材质为金银制,传入本土后用陶瓷等工艺仿制改制。因它来自于西方,又多为胡人使用,故称胡瓶。当然胡地产制的瓶,在胡地不会叫做胡瓶。

对于胡瓶的研究,受到许多历史、考古与文化学者的关注。一般认为胡瓶形制主要分两类:即萨珊式和粟特式,造型与装饰风格有一定区别,但大体形制是一样的。胡瓶的制作与使用地是波斯、粟特及东罗马帝国,胡瓶随着外国使节和商人传入东方。

胡瓶传入我国较早的记录出现在《前凉录》中:“张轨时,西胡致金胡瓶,皆拂菻,奇状,并人高,二枚。”这是晋愍帝建兴元年(公元313年)之事。更早的说法又见于《西域记》所载:“疏勒王致魏文帝金胡瓶二枚,银胡瓶二枚。”说明魏晋时期,产于域外被称为“金胡瓶”和“银胡瓶”的金银质酒器已经在东方出现。魏文帝喜爱收藏珍奇之物,也算是一个少有的收藏家。

虽然古代文献中偶尔也能读到胡瓶,但它究竟是什么样子,并不容易确认。将胡瓶的用途定为酒器,也是在研究中取得的共识。

魏晋传入的胡瓶是什么样子,在本土的考古中还没有见到。已经发现的胡瓶与相关资料,最早可以追溯到北朝的北周时期。

1983年在宁夏固原深沟村发掘了一座大型墓葬,它是北周柱国大将军大都督李贤夫妇合葬墓,墓中出土一件鎏金银壶,被看作是在我国境内出土年代最早的胡瓶实物,这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的具有萨珊风格的金银器,银瓶表面鎏金,环形单柄,柄上方铸一高鼻深目人头形,瓶口为鸭嘴状,瓶身上下饰有三周联珠纹。引人注目的是,瓶体中部有6个半浮雕人物图像,研究者考证认为,6个人物展现的故事源于古希腊神话传说,即“帕里斯裁判”和“特洛伊战争”。

从这件胡瓶工艺、纹饰题材和装饰风格判断,无疑是一件舶来品,而且不是一般人所能拥有的贵重物品。

考古中除了见到胡瓶实物,也出现了一些相关的图像资料,可以对胡瓶的用途用法得到直观地认识。陕西西安北郊发掘的北周安伽墓,墓中围屏石榻雕刻图像中频繁出现胡瓶,有侍者手执的胡瓶,有置于地面上的胡瓶。在安伽墓东北方位发掘的北周史君墓,墓中石椁浮雕上也雕刻有胡瓶数件。在甘肃天水市石马坪发现的一座墓葬中出土的屏风式石棺床,也雕刻有胡瓶。

据统计,唐以前的胡瓶资料显示,北周以来出土有胡瓶或雕刻有胡瓶图像的墓葬,一般都是胡人墓葬,说明唐以前胡瓶多在胡人范围内使用。

隋朝时期这种情况有了改变,胡瓶成了朝廷重要的赏赐之物。据《隋书·杨素传》记载:开皇年间,文帝因大臣杨素有功,于是“拜素子玄奖为仪同,赐黄金四十斤,加银瓶,实以金银;缣三千段,马两百匹,羊二千口;公田百顷,宅一区”。其中赏赐的银瓶,应是银胡瓶。

研究者认为胡瓶传入虽然较早,但到唐代胡瓶的使用才开始流行起来。唐代文献中也能寻找到有关胡瓶的记载,唐中宗李显的《赐突厥书》言:“可汗好心,远申委曲,深知厚意,今附银胡瓶盘,及杂彩七十匹,至可领取。”又据唐人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记载: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唐玄宗赐安禄山“金靸花大银胡饼四”,安禄山则献“金窑细胡瓶二”。上赐下献,安邦睦邻,胡瓶被看作是必备选用的宝物。

唐代胡瓶之名明确见于正史文字记述。如《旧唐书·吐蕃列传》记载: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吐蕃赞普向唐庭上表。“谨奉金胡瓶一、金盘一、金碗一、马脑杯一、零羊衫段一,谨充微国之礼”。吐蕃送来的礼物中不仅有金胡瓶一,而且在上表中还列在首要位置。

李大亮是大唐开国功臣,在任凉州都督时,太宗遣台使往凉州,李大亮有一只名鹰,台使让他献给皇帝。李大亮上奏太宗直言,说陛下很久不打猎了,使者要我献猎鹰,如果不是皇上的意思,这使者就太不够意思了。唐太宗回书称赞了李大亮,并送去一个胡瓶表示赞赏之意。

在通往西域的途中,胡瓶不会是稀罕之物,西域商人要用,官员要用,军官士兵也要用。读一读唐代王昌龄的《从军行》,我们看到了军旅中的胡瓶:

胡瓶落膊紫薄汗,碎叶城西秋月团。

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

骑着战马,挎着宝剑,胳膊上还挂有一个胡瓶。壮士一瓶酒,星夜取楼兰。朋友饯行,酒是不会少劝的,那胡瓶也是少不得的器皿。

顾况《李供奉弹箜篌歌》这样写道:“银器胡瓶马上驮,瑞锦轻罗满车送。”一个地位极高的宫廷乐师,天天见天子,连王侯将相都要下马相迎,弹奏之后得到的谢礼有满车的丝绸锦绣,马背驮走的自然也少不得有银器胡瓶。

考古中发现的唐代胡瓶有多例,如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鎏金银胡瓶一件,鸟嘴式口,底边有一匝联珠纹,柄的上端和口缘相接处有一胡人半身像。陕西临潼县庆山寺舍利塔基精室中出土凤头人面胡瓶一件,凤首龙柄,腹部有六个高浮雕人头像。

上述金银质胡瓶,多数应当是由西域传入。唐代还出土过一些仿制的陶瓷同类瓶,它们与金银质胡瓶在形制上相似,只是一般没有直接称之为胡瓶。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发现的胡瓶几乎全部为北方地区出土,出土地主要有陕西、河南、河北、新疆、甘肃、内蒙古、青海、宁夏、山西,出土量最多的是陕西与河南两地,这是胡瓶及仿制品的主要流行区域。

除出土有金银质和陶瓷质胡瓶实物外,唐墓壁画上陶俑手中所持物件,驼马俑驮载之器物都出现有胡瓶。

胡瓶进入本土后,工匠很快开始进行仿制,唐代的凤首壶就是以波斯胡瓶为依据的创新,胡瓶的口沿、流、盖做成凤首,柄作龙首龙体状,体现了传统装饰风格。出土品中较重要的有山西长治白瓷胡瓶、河南洛阳塔湾三彩凤首壶、陕西富平李凤墓白瓷胡瓶、河南新安柴湾村唐墓凤首壶、河北蔚县榆涧村唐墓凤首壶。各地博物馆藏品中也有不少这类胡瓶精品,大多也属唐代精品文物。

仿制产品除自用外,远销中东及西亚北非地区,有的通过海路外销,黑石号沉船就发现有邢窑产的胡瓶。大英博物馆收藏产自唐代邢窑和巩县窑的胡瓶,这两件仿制胡瓶,通体施白釉,瓶嘴做成鸟喙形。

胡瓶除了陶瓷产品,也有漆制产品,日本正仓院收藏有漆胡瓶就是证明。也见有少量的琉璃产品,日本正仓院收藏有一件玻璃胡瓶,辽宁朝阳辽塔天宫中也发现了一件玻璃胡瓶。

胡瓶作为外来器物来到中国,它也改变了古代中国人的饮酒方式。先秦两汉盛酒、挹酒、饮酒,用的是樽、勺、杯一组器具,饮酒比较重要的是中间环节,要用勺子将樽中酒舀进杯中,谓之“斟酌”。胡瓶出现了,它逐渐取代了樽和勺的作用,直接可以将酒注入杯中,它其实就是具有现代意义的酒壶。

到宋、辽时期,标准的胡瓶已不多见,本土化的酒壶大量出现,名称也开始改称酒注、酒壶,用法与胡瓶相同。

除了改变传统的饮酒方式,胡瓶的传入意义还不只如此,它同时改变的还有我们的饮茶方式。唐代后期饮茶出现一种新方法,将茶末放入茶盏,用一种带嘴的茶瓶在炭火上将生水煮沸,向盏中冲注,这方法被称为“点茶法”。

煮茶用鍑,点茶用瓶,又叫汤瓶。茶瓶最早实物出自于西安出土的唐太和三年(公元829年)王明哲墓中,茶瓶肩腹伸出短嘴,以做茶汤的出水口。

唐末至宋,茶瓶的嘴开始逐渐加长,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专论茶瓶形制:“瓶宜金银,大小之制,惟所裁给。注汤害利,独瓶之口嘴而已。嘴之口差大而宛直,则注汤力紧而不散;嘴之末欲圆小而峻削,则用汤有节而不滴沥。盖汤力紧,则发速有节,不滴沥则茶面不破”。特别强调茶瓶制作嘴形的作用,它是能否注出好茶汤的关键。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北宋厨娘画像砖上,表现有用茶壶煮茶汤的厨娘,候汤的厨娘用火箸拨炭,炭炉中煨着一只长嘴的茶壶。

唐代这样的茶瓶茶壶,其实与酒壶并不易区别,但可以想像茶瓶是借用了酒瓶(壶)的样式,饮茶方式的变化或许受到饮酒方式的启发,茶瓶也是模仿胡式酒瓶的样式改制而成。

胡瓶的传入,不仅改变了古代中国的饮酒姿势,让斟酌这样的词汇只存在于记忆之中,它还顺带着造成一个意想不到的变革,革新了古中国的饮茶方式。不用说,这饮茶方式又反射回去影响到了域外,促进了茶文化的传播。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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