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平朱家道唐墓壁画秘闻
陕西是唐代墓葬壁画出土最多的地方，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着李寿、章怀太子、懿德太子、永泰公主、房陵公主等20多座墓出土的500多幅壁画，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数量之多、等级之高、保存状况之好而又具有比较完整的序列性，这在国内甚至全世界堪称绝无仅有。
唐墓壁画，尤其是高等级墓葬里的壁画，代表了唐代绘画艺术的最高水平。然而，在陕西省富平县有一座“低调”的唐代壁画墓，虽然它的发掘资料在学术界已经被广泛的使用，但公众对于它却知之甚少。2015年1月，是这座壁画墓发掘20周年，本报记者专访了考古发掘的亲历者和文物专家，揭开了富平朱家道唐墓壁画的神秘面纱。
盗洞内的惊世发现
“那时，我还是一个从事田野文物保护工作仅仅几年的新入门者，自从1989年唐献陵陪葬墓发生第一次被盗案件时，我就被派往当地负责巡查，整天就是忙于简单机械的巡查，发现盗洞立即回填了事。但让人气愤的就是盗墓者比我们行动还要利索，今个填了盗洞晚上人家又接着挖，令人无奈至极。”朱家道唐墓壁画已经发现二十年了，富平县文物旅游局文博股股长井增利回想起当年的情形，仍历历在目。
1994年1月份，井增利在负责朱家道村一带巡查时，从一个不深的盗洞中发现了保存完整的壁画，这使他为之一振。“那是一个寒冷的晌午，几个人巡查发现，在一个不算很大的封土堆南边，有一个约有一米宽、两米深的盗洞，从洞口向里探望，可以看到墓室。于是拿着手电，壮着胆儿进去，一周的壁画。”井增利惊喜地发现，壁画上绘有狮子、侍卫、山水六条屏、牵牛图、仙鹤图、乐舞图以及满布穹顶的星象图。所绘壁画线条流畅，生动传神，尤其是那幅狮子图，简直就是呼之欲出的感觉。哇！大家一阵惊呼。于是拿来相机开始拍照、测量尺寸、记录现场，只可惜没有发现墓志。但凭着对这些壁画的第一感觉，井增利认为，这一发现肯定会引起文物学术界的重视。
回家后，井增利遍查有关壁画的资料，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王小蒙老师的指导帮助下，写成了《富平县新发现唐墓壁画》一文，发表在1997年《考古与文物》第102期上。由于资料欠缺，对于山水六条屏的认识也仅局限于“最早的山水画”上，而对“牵牛图”也仅仅只做了客观的表述，“乐舞图”也是从乐器方面做了描述。而发表后的十多年时间里，竟无数次的被诸多行内专家、硕士博士论文引用。
唐人眼中的驱邪“卧狮”
汉代张骞通西域后，狮子这种猛兽传入中国，它比老虎更威武更凶残，被称为百兽之王，更增添了人们对它的敬畏。唐代帝王陵园四门均由石雕狮子守卫，而不是中国固有的老虎，充分表明了狮子在唐人心目中的地位要高于老虎。
在富平朱家道唐墓壁画中，就有一幅《卧狮图》。画中一头巨型雄狮卧于边有垂索和饰联珠纹的圆形毡毯上，狮子回首张口露齿，双目圆睁，做咆啸状，形象凶悍威猛。画家以强劲有力的墨线勾勒出狮子的轮廓，并晕以浓淡不同的赭色，将狮子肌强骨健的特有神态表现得活灵活现。狮子头颈部均披有鬣毛，丝缕清晰，丰茂有序。狮子足爪有力，尾巴回收。这头狮子画风格写实，形态逼真，几乎未作任何形象上的神异化处理。
根据唐代文献记载，大约在七世纪和八世纪前半叶，吐火罗曾三次向唐朝贡献狮子，康国、米国、大食国、波斯均向唐朝贡献过狮子，且多是在唐玄宗时代。贞观九年，唐太宗在得到康国贡献的狮子后，命虞世南作赋赞誉，其中“瞋目电曜，发声雷响，拉虎吞貔，裂犀分象，破道兕于龈腭，屈巴蛇于指掌……”所描述的狮子之凶残足以令人不寒而栗。贡狮也是唐代画家常使用的题材，宫廷画家韦无忝（音同“腆”，tiǎn）和阎立本都曾画过贡狮，阎立本所画《职贡狮子图》中的一组狮子个个都是相貌威武，性情凶残。
“朱家道村唐墓壁画的绘制，正好处在唐代宫廷畜养西域贡狮的时期，从画中所见这头狮子属高度写实，它说明了作者曾有机会对唐代宫廷的贡狮进行观摩写生。作者或许就是未留下姓名的宫廷画师，或者从宫廷画师那里得到了画样，否则，就无法解释怎么会有如此高度写实的作品。”文物专家韩建武研究认为，壁画中狮子所卧的圆毯，唐代文献称这种毯为“舞筵”。贡狮卧在舞筵上，说明这头狮子曾可能在舞筵上表演。这些来自西域的贡狮威武凶残，再加上它在佛教中具有象征佛陀的无畏与伟大，因此，在唐人的观念中具有超凡入圣的神力。墓室屏风画中画的狮子，其寓意无非是欲借狮子的神威来驱邪，同时也表明墓主人身份之高贵。
乐舞遗音传千年
唐玄宗喜好乐舞，设立梨园东部，乐工称梨园弟子（后世民间戏曲界供奉唐玄宗为祖师，并称演戏者为梨园弟子即源于此）。此外，在王公贵戚以及大官僚的家庭中，也养有私人乐队，供主人在家庭宴会上娱乐和招待宾客。当年，唐代梨园弟子李凭因善弹箜篌而名噪一时，唐代诗人顾况称其“驰凤阙，拜鸾殿，天子一日一回见。王侯将相立马迎，巧声一日一回变”，其身价远远超过唐代的著名歌手李龟年。
“在朱家道唐代壁画墓东壁绘制了一幅乐器丰富、且歌且舞、栩栩如生的乐舞巨大场景，加上周边谦恭的侍者形象，古代侍死如生的习俗跃然壁上。”井增利说，此组乐伎（在唐代属坐部伎）共7人，前后参差盘坐于长方形毡毯上。她们个个面部丰腴，眉目间神情流溢，嘴唇圆润，戴黑色长脚幞头（一种头巾），身着团领长袍，衣色各异，足蹬乌皮靴或平头履，神情专注地演奏着管弦乐和打击乐。前方有一舞女，头梳矮髻，身着大袖襦裙，舒袖曲腰，翩翩起舞。后立二女，拱手含胸，头梳高髻，身着同前，为伴唱者。
“画中人物神态优雅自然，线条粗细变化明显，衣纹组合富有节奏感，飘若当风，为典型的兰叶描。”韩建武说，坐在前排的一乐伎抱竖箜篌于怀，正用“大指调弦中指拨”。这种乐器源于美索不达米亚，汉时经西域传入中原，隋唐时用于龟兹、西凉、高丽诸乐。敦煌壁画中许多乐舞场面都有竖箜篌，日本至今仍保留着两架唐传23根弦的竖箜篌残器。伎乐前排的另一位乐伎，怀抱曲颈琵琶正在用拨子弹奏。这种乐器在公元前350年左右由印度传入龟兹再传入中原，故又称之为龟兹琵琶，隋唐时主要用于歌舞伴奏，节奏鲜明。第二排乐伎共4人，从内向外所执乐器为笙、箫、横笛、拍板。最后一排有乐伎正在演奏铜钹。铜钹亦属碰奏体鸣乐器，流传久远，原为西亚北非地区乐器，4世纪中叶随着天竺乐由印度传入中国，唐代十部乐中的燕乐、西凉乐、龟兹乐、天竺乐等都用铜钹。可以说，这幅乐舞图是盛唐乐舞的再现，也是唐代高级贵族享乐生活的真实写照。
壁画里的西岳华山
“近年来，通过对一些资料的学习，使我对富平朱家道壁画墓有了更深的认识。”井增利说，该墓葬位于唐献陵陪葬墓区，埋葬年代本应属于唐代初期，但从壁画的画风可以看出应该属于盛唐，由此推断该墓应为附葬墓，即墓主人因其显赫的家族地位而进入唐高祖献陵陪葬墓区。另外，墓室内六条屏壁画从其雾气升腾的山巅景象、突兀峻拔的山势、形态各异的山峦起伏，可以推断该画作应为华山（华夏第一峰）的摹本。
“六条屏山水画，每屏都是独立的画面，其山水景致的构图互不相连，有五屏描绘的是迎面而来突兀而起的崇山峻岭，以高远构图为主，画面较为密实。”原省文物局副局长、著名文物专家刘云辉研究发现，其中南数第二屏构图与其它有所差别，突出表现一条曲折延伸的山谷，并有溪水时隐时现地穿流而过。六屏画中的山形均与秦岭北麓山形近似，尤其是第三屏与西岳华山北峰极为相似，山石结构都是层叠而上的尖峭峰峦。其用笔灵活多变，表现山石轮廓和结构的线条粗细变化较大，可以看出运笔力度有轻重疾徐的变化。线条转折穿梭自如，山水的阴凹处用侧锋淡墨晕染，高耸的峭壁往往用侧锋纵笔直上直下扫染。山上的树丛用浓墨点簇而成，山石染以轻淡赭石，近景和中景一些地方偶施石绿，远景则纯以淡墨勾染，用柔缓清逸的淡墨线表现山顶飘浮的云气。
“从笔势观察，这些壁画是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完成的，但挺拔的峰峦和深邃的沟壑却描绘得井然有序。这些绘有山水画的六条屏风，是对现实居室中床榻后面设置山水画屏风实物的模拟，它真实地再现了唐代山水屏风的特定形制。”刘云辉说，六条屏式山水画在构图、山石结构、墨线勾勒、水墨皴染、淡彩渲染等多方面反映了盛唐后期水墨山水画的基本面貌，为研究唐代绘画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作为国宝级的文物当之无愧。
本报记者赵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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