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永庵时光是何等匆忙活着活着就老了丙申年到本翁已是
党永庵
时光是何等匆忙，活着活着就老了。丙申年到，本翁已是望八之岁，准耄耋老人矣！
人老了，虽然常常总是念叨着今天吃什么饭菜喝什么老酒，明天约哪位老友聊天去哪条背街小巷蹓弯等的琐事，但更多的，却是情不自禁地回眸追忆那些已经遥远的，以至是孩童小儿时的往事，恨不得让那些遗落在足音里的前尘故事重新绽放出花朵来。
“小年”过后的这几天里，曾有好几拨外县农村的朋友来家看我，有的还带来洒满金屑的大张红纸，一落座，开门见山，要我给他们和他们的邻居亲朋等书写迎春对联，众口一词地说，过年嘛，家门上不贴副大红对联，哪儿来的年味儿呀！
嗬，年味儿！
年味儿这三个字，倒一下子勾起了我儿时在故乡老家书写春联的陈年旧事。
那时，我才不过七八岁，还是个上小学二三年级的孩子。每当春节将临，总要在父亲的催促甚至逼迫下，用我那虽然稚嫩却还算工整的毛笔楷书，书写些对联和一叠叠诸如“开门见喜”之类的红纸斗方，自家张贴之外，也送些给左邻右舍，图的是一团喜气。我清楚地记得，那些红斗方，贴在大门外老榆树上的写着“出门见喜”，贴在卧室墙壁上的写着“身卧福地”，贴在油灯台边上的写着“小心丙丁”，贴在厦屋高墙之上的写着“抬头见喜”，贴在畜圈栅门上的写着“骡马成群”，贴在厨房水缸上的写着“甘霖盈缸”，贴在粮囤围蓆上的写着“五谷丰登”，等等，仿佛是一簇簇阳春繁花，嫣然傲放在农家小院的角角落落。
哦，那洒落在纸上的黑油油的墨迹，是用松烟墨锭自磨出来的，它油光铮亮，泛着奇彩，飘出异香，而那些晾置在院中麦秸上的一页页写了吉祥与祈福的红色纸张，则是耀眼的火红，要灼伤人似的。
这所做，所闻，所见，所感，也就是留在我记忆中的年味儿了。
弹指一挥间，七十多年过去。而它们，却印在、烙在、镌在我的心上，使我久久为之迷醉不已。
说起年味儿，还有那年三十儿的薄暮与夜晚，犹如储存于我心灵的一杯浓得化不开的土酒，使我微醺一生。
这年味儿，酿在母亲那忙碌蒸煮炸炒的笑盈盈的身影里，刻在父亲点燃了柏枝后呼唤家中老小跃过火苗，象征避邪灭灾的那闪动的画面中。老爸不善饮，但每逢除夕，却必陪爷爷小酌。二三小盅下肚，顷刻红了脸，遂讷讷向家人告辞，去另屋睡了。这倒也好，留着我和姐姐，一边随意伸手抓些炸果、花生、柿饼、红枣等大啖特啖，一边翘起双耳，倾听爷爷奶奶叙说民国十八年那些令人惊怕的故事。
年味儿，还飘散在大年初一这天的乡邻之间拱手道贺的喧嚷声中。说拱手相贺，那当然指的是在同辈男性之间。人们都穿着自家妇人缝制的黑色袍袿，戴了呢质有檐儿的礼帽，还有讲究些的，围了花色洋布围巾，袍侧口袋外有意露着半幅手绢儿，走在巷道里，三步五步间，逢人即含笑拱手：“拜年了拜年了！”自造出也迎来一片喜气洋洋。而那些小伙、孩童，参差相随，则必得挨家挨户给村中长辈拜年，依次走进每家院门，分别喊着“爷爷奶奶、叔叔伯伯、大妈大婶，拜年了！”呼唤声中，便走进堂屋，面对该家悬挂于堂屋正中墙上的先祖画像和木制牌位，燃香祭拜，还要双膝跪地，连磕三个头呢！
在我的家乡平民县（现大荔县东部）农村，那时候，过完了正月十五才算罢年。初几到十几这些日子，人们走完了该走的亲戚，临到十五，就是家家户户送灯玩灯和观看社火了。那年，十八岁的姐姐刚刚出嫁，姐夫上门拜亲，半天时间就教会了我踩高跷的本事。第二天，兴冲冲的我，即化了装，穿上了借来的一身宽大的戏装，坐在村口的那截矮墙上，绑稳了“柳木腿”，和村上大人一起，参加了与邻村的耍社火比赛，扮演了一次小英雄杨宗保呢！
踩着高跷，走村串巷，那唢呐声、锣鼓声，以及人们投掷过来的啧啧之声，成了我生命中的挥之不去的甜甜的“年味儿”，也为我的漫长的艺术生涯，扫描下了一个热烈、激荡而风采别具的开头……
丙申之年开始了。作为一个老人，我写下了以上的一些散漫无序的关于我自己童年的“年味儿”的话。这些当然都是陈年旧话，与二十一世纪的现在的少年朋友心中的“年味儿”，肯定是大相异趣了！
我想，每个人都是一棵在风雨中飘摇的树。它的年轮中，最宽大美丽的那一圈里，一定都毫无例外地书写下春的声音，收藏着年的味道儿。
这声音，这味道儿，或甜，或苦，或涩，或咸，或清澈缠绵，或激越低回，应该都是天真而温热的。
年味儿，这生命中的浓郁的华章，值得我们终生珍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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