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书记赵正永在十二届八次全会上谈到农民收入问题时强调：这个问题“十三五”期间如果不能很好解决，就会影响陕西省城乡收入这一指标。解决这一问题，主要靠我们发展经济
本报记者 张权伟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当今中国农民问题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目标实现。“十二五”以来，陕西省农村居民收入大幅增长，增速快于经济增速，但由于历史基数较低、统计惯例所致，在陕西省农村经济社会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收入绝对值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仍在拉大。2014年陕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7932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5.6%，在全国排名第26位。
基于此，在最新公布的陕西省委“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以农民增收为重点提高收入水平。推进农村经济普查，充分发掘农业内部增长潜力，开发农村二、三产业增收空间，拓宽农村外部增收渠道，赋予农民住房、承包地经营权抵押、担保、转让等权利，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农村是短板中的短板
——农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在陕西具体表现为农民收入低、城乡差距大，贫困人口比重大、贫困地区多，农村基础设施差、公共服务欠账多。
要问一个地方的人民群众整体的收入情况如何，需要从最贫困的人群看起，陕西也是一样。
留坝县地处秦岭腹地，山大沟深，是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该县马道镇乱石窖村的汪贵元一家四口，两个女儿分别在延安大学和留坝中学就读，全家仅靠老汪一人在新疆打工维持生计，生活异常艰难，小女儿不忍父亲太过劳累早有辍学念头。
去年，该县按照无固定收入来源、无当家人、无房住“三无户”的特困对象界定标准，通过逐村倒排摸查、逐户核对，县乡村三级确认，将老汪等272户865人纳入特困群众救助范畴。针对因学、因病、因残等不同致贫原因，整合全县5大类47个方面的帮扶救助项目资金5000余万元，分别建立贫困生救助中心、无房户救助中心和特困户法律援助制度。老汪的两个女儿不仅分别享受到了贫困生救助中心每年10000元、3000元学费资助，其帮扶部门县医院还为小女儿协调到了贫困生年度补助，为大女儿在假期找到了工作。
“现在一家人再也不用为学费发愁了，妹妹也能安心上学了。”最近，老汪的大女儿汪玲已在紫柏山滑雪场出租鞋柜的岗位上干了近10天，开朗的汪玲高兴地告诉记者。
老汪一家是陕西最底层农民生活改善的一个缩影。自“十一五”以来，陕西省农民收入进入高速增长期，年均增速达到16.2%，居全国首位，快于全国增速2.3个百分点，农民增收取得实质性突破。这主要得益于近年来陕西省全面实施农民增收七大工程，积极拓展农民增收渠道，提升各项惠民补贴政策标准，扩大覆盖面，并运用科技发展现代农业，科学种植养殖，保证了大灾之年粮食丰收、农业稳产，为农民增收注入了新活力。
在欣喜的同时，仍要看到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据调查，2014年，陕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排第26位，在西部排第7位，在西北排第3位；收入水平仅为全国的75.6%，比全国平均水平少2557元。2014年末，按照国家规定的人均年收入2300元贫困标准计算，全省农村贫困人口为350万人，按照陕西省人均年收入2500元贫困标准计算，为449万人，贫困发生率为16.7%。
农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陕西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王建康认为，在陕西这块短板具体表现为一是体现在农民收入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二是贫困人口比重大，贫困地区较多。目前全省仍有56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和片区县、4485个低收入村、575万贫困人口。贫困地区缺乏自我发展能力，地方财政收入微薄，特别是缺乏改善公共服务，发展公共事业的能力。贫困人口是短板中的短板。三是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欠账较多。切实改善农村环境卫生、文体事业、基础教育，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
提升农民收入的难点
——在经济步入新常态的情况下，制约农民持续增收的老问题、新矛盾相互交织，难度加大。
省委书记赵正永也曾毫不讳言地表示，“农民收入增加是陕西目前一个难题”。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尽管近年来陕西省一直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中心工作，通过实施“农民增收七大工程”，使农民收入增速连续多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农民收入绝对值与全国的差距仍在拉大。尤其是在经济步入新常态的情况下，制约农民持续增收的老问题、新矛盾相互交织，难度加大。“陕西农民收入增速虽快但水平偏低，接近和赶超全国平均水平的任务非常艰巨。”国家统计局陕西调查总队总队长孙法臣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目前，工资性收入是近年来陕西省农民增收的主要动力，也是陕西省农民收入增速连续多年快于全国的主要原因。其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达到四成，外出务工已成为农村青壮劳动力的一种常态。但是，随着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速明显减缓，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据调查，2014年陕西省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为11.1%，较上年下降5.1个百分点，影响全省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速较上年下降4.1个百分点。依靠工资性收入增长拉动农民收入增长的红利释放正在消退。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速减缓，占比下降，对加快农民增收形成一定制约。
此外，陕西省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少，也导致赶超难度大。粮食和生猪生产是陕西省农民经营收入的主要组成和稳定构成，但受成本“地板”和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使得普通农户两者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保证和满足基本供应需求，增量不大，因而带动农民增收作用有限。调查显示，2014年，陕西省农民经营净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仅为34.7%，比全国低5.7个百分点。其中，人均一产收入2089元，比全国平均水平少910元；二产收入仅42元，比全国少216元；三产收入620元，比全国少360元。农业生产经营收入比重小、增长慢，农村工业生产水平低、发展滞后，成为影响农民增收的掣肘。2014年，陕西省农民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由上年的2338元扩大至2557元，差距进一步拉大。
“一方面，陕西省的农民收入增长难与全国有共同的地方，包括自然条件和工业基础薄弱，面临传统养殖业要向高效农业转型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有自己的特殊之处，比如陕南，可耕种的土地面积相对较少，传统的农业产量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提升，主要还是自给自足为主，在这种条件下，商品经济不好开展。”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研究院教授、金融研究所所长刘明表示。
除了客观原因，与东部沿海相比，陕西农民创新创业的意识不强，缺乏眼光和必要的技能、技术。“当然，这当中必须有政府的引导。温州可以造钮扣，难道我们陕西人就造不出来吗？不是的，我们只是缺乏这样的市场眼光，而且总是单打独斗。因此，我们把外商引进来，也可以自己培养市场、行业协会，能够把农民组织起来，这样可能会少走一些弯路。”刘明说。
“陕西省农民现在仍然是一种身份，而不是职业，务农没有统一的准入标准。”王建康表示，此外，陕西省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基层政府为农服务能力和水平较低，市场体系中应有的农业科技推广、农民专业技术发展缓慢。
多找农民增收的路子
——仅仅靠种地等传统作业来增加农民收入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要加快城镇化建设，建立当地的企业，为农民量身打造适合的金融政策，这样农民才有稳定增收的可能。
年收入能达到十几万元是许多农民家庭的梦想，这个梦想真实地出现在秦东大荔县。柳池村位于大荔县城北4公里处，因为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工程，村子干净漂亮，吸引了不少城里人，19户农民开起了“农家乐”，有的一年就收入十几万元。比“美丽乡村”更动人的是当地自2007年以来在实践中摸索出一条以市场为推动力的农业科技服务的新模式——“县为单元、直营联盟、连锁经营、技企结合、技物结合、密集覆盖、全程服务”的农技农资双连锁的服务模式。它把过去以政府为主导、以行政为推动、以农技人员为主体的传统农技推广体制、以及科技特派员、“110”服务体系、农业科技专家大院、星火科技“12396”信息服务热线、科技培训，融入到企业为主导的整体市场化运作，即物资销售与技术捆绑相结合的机制，实现全天候、全过程（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三农”的一种农村科技创新服务新体系。
大荔县的做法或许代表了陕西未来促进农民增收的一种方向。陕西省委公布的“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以农民增收为重点提高收入水平。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长潜力，开发农村二、三产业增收空间，拓宽农村外部增收渠道，赋予农民住房、承包地经营权抵押、担保、转让等权利，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国家统计局陕西调查队副总队长程军虎认为，增加农民收入方面，特别是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首先要调整理顺农业生产补贴方式，要实施精准补贴政策，重点扶持家庭农场和种粮大户，大力扶持农业发展，为他们拓宽融资渠道，调动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引导有技术、有能力的农村青年从事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鼓励新生代农民在本土本乡的土地上发展多种经营，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引导农户多发展二三产业，对有创业意愿的农民实施免费创业培训，提高创业的小额贷款，为农产品加工和农业服务产业的发展创造条件，对农村创业的成功人员给予奖励和鼓励。
“当我们谈论如何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一定不能局限于农业本身，而应该跳出来看，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筹划陕西省的农民增收。”刘明说，在未来，仅仅靠种地等传统作业来增加农民收入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要加快城镇化建设，建立当地的企业，为农民量身打造适合的金融政策，这样农民才有稳定增收的可能。说到底，这也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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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荔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大荔县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