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文件 ■莫伸/著
有学者研究：如果将1952年中国农业生产效率定为100的话，1978年仅为71.1，最高的计算也仅为92。换句话说，经过20多年的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以及学大寨，中国农业的生产率不升反降，而且是大大地降低。其中高于1952年生产率的，只有1955年。
而1955年，正是中国农村集体化运动的前夕，也是家庭拥有独立经济地位的最后时刻。
而落实了农业责任制以后呢？
在中央第一个“一号文件”下发前的1980年和1981年，由于事实上已经为农民“松腰解带”，因此粮食连续获得了增收。
1982年，粮食在1981年增产的基础上再度丰收，总产量增长9％。
1983年，随着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继续增加，粮食又比前一年增产9％。
1984年，粮食继续增产5％。
到了1985年，最后剩余的249个人民公社宣布解体。至此，整个中国人民公社及其下属的生产队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61766个乡镇政府和847894个村民委员会。
伴随着人民公社消失的是，中国这片大地上再没有发生过由于粮食奇缺而造成的饥饿。
再下来，每座城市中要饭的人越来越少，每个人食品搭配成分中粗粮越来越少，粮票的作用越来越小。而从前家家户户都极为珍视的粮本则彻底消失了踪影。
再下来，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的逐年攀升，中国各种票证的作用全面丧失。一些饱尝过饥饿滋味，因而舍不得用粮票去换鸡蛋的人，突然吃惊地发现，粮票真的没有什么用了。许多从睡梦中醒来般的人抓紧用粮票去换鸡蛋，却发现没有人再肯和他换了。
再下来，从前吃得人们普遍反胃的粗粮竟堂而皇之地摆上了高档桌宴。
再下来，许多青年人开始节食减肥……
还是说当初，说陕西。
随着新政策逐步落实，责任制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越来越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还以姚生泉的工作日记为例，新政策开始后，几乎所有的工作汇报和数据统计都让人看到希望，感到欣喜，都是激动人心的喜报。
喜报实在太多，无法逐一引用，让我们摘引1982年7月31日在澄城县城郊公社镇基大队召开的座谈会上，从干部到普通党员、普通农民的发言——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之所以选择这天的日记，是因为这天的日记记录的不仅有干部的发言，而且更多的是普通社员的发言，并且干部和普通社员对实行责任制有着不同的看法。
第一个发言的是镇基大队党支部书记杨春生：
群众要求包干到户，原因：一是大锅饭情况下，群众负担重，全大队非农业用工占到总工分的50%。二是不少社员干活磨洋工，出工不出力。三是不公开，经济混乱。挣工的不下苦，下苦的挣不下工，自主权一满都在干部手里，群众说话不算数。
第二个发言的是镇基大队大队长（记录中没有名字），他说的内容和语调都比较含糊，我们姑且把他划进不同意责任制的行列。他的发言很短，主要内容是：
现在干部担子重了。过去一打铃、一开会事就办了，现在变成了面对家家户户。按干部的工作量，报酬有点低……关于社会治安问题，现在有人大法不犯，小违法不断。
第三个发言的是镇基大队八队社员王明拴。他说的同样简短，但态度非常明确：
责任制给农民打了一棒子，但他们愿意挨这一棒子。打得迟了，打得早的话早就富起来了。过去吃大锅饭，多数人吃亏，少数人占便宜；现在，多数人富了，少数人有困难。现在土地利用充分了，边边沿沿都能种到。
第四个发言的是镇基大队一队社员、共产党员雷新民：
责任制比吃大锅饭强多了，不是强一点。过去人把做庄稼当谝闲传哩。过去种那么多麦，这里一筹，那里一提，不知道打的粮食到哪里去了。今年好了，有了奋斗目标，有多少地，要打多少粮食。公粮私人交比队上交还快。
责任制好是好，就是政策忽来闪去的。刚刚翻过身了，弄上两三年可变了，最担心的是不稳定。
第五个发言的是镇基大队一队社员张海新：
实行责任制以后，社员出勤率高了。我队过去社队企业人员多，转工占全队总工分的三分之一。现在负担轻了。出现的新情况是，影响学生上学（由于要参加劳动），有的小学生停学。全队52户中有8户学生停学。绺绺田多（指很分散的田），我家6口人，承包了20亩地，共17块，大拖拉机用不成，牲口挤了猪，猪比过去少了三分之一，没有牲口的户养了猪。农具不行，又无钱购置。
第六个发言的是镇基大队五队社员苏百顺：
大包干最大的好处是，千斤担子众人挑。一半以上的人两年内要翻身。少数人可能要减少收入。大包干的弱点是：各户土地都很少，饲草少，养不起牲口；牲口拉犁没有拖拉机犁得深；少数户可能解决不了化肥资金问题；有的户收入可能还不如在农业社。我家5口人，承包14.6亩地。地块虽少，但地力差别大，将来收入悬殊。
应当说，他们的发言都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比较客观。
（连载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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