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如何做好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工作
本报记者彭一鹏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智力活动的成果，是研究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我国作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有着非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最近十几年来，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不断增强。相应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力度也不断加大。尽管如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仍然相对落后，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面临着失传或即将失传的窘境。
造成这样现状的原因很多，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社会高速发展时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及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认知不均等环境下，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意识上的误区。而这也就给当前媒体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
全国政协委员、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主任田青曾举过这样的一个例子。是说一个外国人来到了一个苗族村落，用一条牛仔裤和一个苗族少女换了一件精美绝伦的刺绣。如果按照物品价值，那么这样的一个交换绝不是等价交换，但是拥有了刺绣的外国人和换取牛仔裤的苗族少女一样欢天喜地，这就是意识上的差距。需要一条牛仔裤是苗族少女发自内心的愿望，你无法指责，也不能说她不对，所以我们的困难就在这里。
通过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媒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传宣传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媒体要为保护文化遗产而发声，但是这个声音又绝不能变成阻碍，或者意图改变遗产持有者自己的意愿及审美。
但显然，在这一点上，媒体做得还不够。
首先，是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认识不足。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
2000年，我国开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的昆曲名列第一位。当时进入这个名录的，还有日本的能乐。但是当时我们所有的新闻媒体，只是用一个很小的篇幅报道了这件事情。而日本却是用通栏的大标题，把能乐进入联合国的非遗名录当成他们国家一个非常大的荣誉来报道。
这件事情说明了什么呢？最直接的就是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认识存在着严重的不足。虽然距离这件事的发生已经过去了十六年，但如今，在很多媒体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是一个“不轻不重”的事物。
其次，是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本身的关注远远大于对其文化背景的关注。
任何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都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不论是戏曲、舞蹈、手工技艺或是传统文学，都是数千年人类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智慧创造与结晶，有着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只是近一百年来，外来文化的侵袭、战乱及战后重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造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度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最近几十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相对改革开放带来的外来文化的汹涌浪潮，这些流传千年的文化遗产仍
显得毫无招架之
力。在这样的一种历史背景下，人们对于外来文化的盲从就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最大难点——不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不愿去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认为那只是些过时的、不上台面的东西；而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事业的人则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又不能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索性放任不管，任其失传。如此恶性循环，其后果不堪设想。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体应该如何应对呢？在笔者看来，单单做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表面上的报道是不够的，就好像你要说华阴老腔，表面上是十分热闹，但人们看过之后却并不了解，这老腔到底有何特别之处，为何会被称为“最古老的摇滚乐”？背后的故事更是无从得知。所以，我们就应该透过现象，去挖掘其内在的传统文化及历史背景，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式，简单地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而着重描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渊源，甚至引起争议点，从而引起人们的关注，让人们自然而然地去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从而呈现出一个有血有肉有骨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比如，本报刊发的《仓颉传说——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详见本报2015年11月2日黄河周末1版）一文，笔者就透过仓颉传说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把白水县的一些优秀民风、民俗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也因此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
再次，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渊源的探究应尽量摆脱材料束缚，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给出更合理的解释。
在一些新闻报道中，经常会“复制+粘贴”大量的参考材料。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报道来说，尤其是其历史渊源方面的描述，更是材料使用的“重灾区”。而这样的一种行为，就造成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渊源的不负责任。
比如，探究韩城徐村司马迁祭祀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渊源时，笔者发现，当地文化馆给出的参考材料，乃至互联网上的所有报道中都是这样说的：西汉王莽时期，司马迁的重孙被封为史通子。东汉建立，司马迁的儿孙感到家族安危会因此受到牵连，便隐居河南嵩阳，司马徽将自己的儿孙改姓，长门为冯，二门姓同，几经周折后，迁回老家，隐居徐村……汉宣帝年间，两姓族人于清明前夕在真骨墓旁悄悄祭祖，忽传京城钦差直奔徐村而来，族人惊恐万状，狂奔至村东九郎庙，焚香祭神，以转移视线。后得知是司马迁外孙杨恽……回舅家报喜汉宣帝已正式准许《史记》公诸于世。徐村族人转惊为喜，敲锣打鼓，以示庆贺……在这段记述里，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时间错误，就是前面已经讲到东汉年间司马迁后人才改性隐居韩城，可后面却又突然出现了西汉时的汉宣帝，出现这样的一种错误实在不该。所以，笔者在报道徐村司马迁祭祀时，就查阅了许多史书，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做出了相对合理的推测，得到了当地文化部门的认可。
总而言之，在笔者看来，只有做到了以上三点，才能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得不到有效宣传的问题，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起到真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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