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如何变成“可能”

□ 本报记者 张春晓

一位陪同采访的文登区人社局干部说，最初大水泊搞首席专家制度，大家心里其实打了个问号，这事儿能成吗？事实证明，这事儿不仅成了，而且干得挺漂亮。

客观地讲，大水泊能吸引来如此多高层次的人才，有其天然优势：地处北纬36°，自然环境“自带流量”；背靠飞机场、高铁站，交通十分便利，从北京到大水泊只需一个小时，高峰期一天能有五班飞机……抛开这些，大水泊毕竟是一个胶东小镇，对这些一直工作生活在城市的专家而言，环境和平台根本不在一个层面。

但是，为何大水泊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呢？

“逆城市化”是不容小觑的因素。滕新强总结分析了大水泊镇“首席专家”和“新村民”的三个特点：平均年龄35—50岁、知识精英、有乡土情怀。李林也和记者说过一句话：每一位中国读书人的内心深处，都潜伏着一种“陶渊明情结”。乡村可能即将成为城市人的“奢侈品”——与其相忘于江湖、不如相聚于乡土。

这也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未来的乡村，回流的将会是什么样的人？当高层次知识精英有回流迹象，如何“抓得住”并且“接得住”？探究大水泊的“样本意义”正在于此。

大水泊的引才探索，充分践行了什么是把人才视为“座上宾”。李凌己说，每位首席专家的生日，滕新强都记得；记者问李林，“您和滕书记是不是经常交流？”他说：“岂止是交流，我们是工作生活在一起”；李久太小女儿前几天不慎摔到头部，区里镇里第一时间协调就医，那一刻妻子真正理解了他的选择……是不是尊重人才，人才是有感知的，真诚的力量是巨大的。大水泊的做法就是把温暖和感动做到极致。

找准人才自我价值实现和乡村振兴的结合点，是首席专家制度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采访之初，滕新强就坦言：这些专家最初不是专门带着振兴乡村的使命而来的，但是大水泊镇把每个人的乡土情怀和自我实现嵌入到了乡村振兴大潮中，大家互相成就。李久太就由衷地说：“如果一个人的愿望是自我价值实现的话，那么舞台最重要。舞台也不是好舞台最重要，而是自己的舞台最重要。大水泊就为我们提供了‘自己的舞台’。”

乡村人才振兴，乡镇这一级其实十分关键，也大有可为。李凌己认为，大水泊镇首席专家制度已经进入自我复制自我发展阶段，现在势能已经起来，形成气候只是时间问题。而当首席专家们的能量逐渐释放，很多问题还需要在乡镇层面以上统筹解决。目前，从文登区到威海市，都在大力巩固提升首席专家制度创新成效。7月10日，威海市召开乡村振兴首席专家制度改革创新现场推广会，在全市范围内推广这一制度，并围绕人才引进、评聘、激励等方面加强体制机制创新，消除人才向农村流动的各种障碍，打造乡村振兴“头雁矩阵”。文登区则出台了乡村振兴首席专家制度管理暂行办法，从专家资格条件、选任程序、政策待遇和考核管理等方面入手，构建起集“引”“用”“管”“服”于一体的乡村人才政策体系，通过精准定位、广招英才、全方位服务，切实把“梧桐树”栽好，把“金凤凰”留住。

期待未来的大水泊，人才动能更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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