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海阳县民抗捐案
□殷成明
清宣统二年（1910），海阳县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民众抗捐案，最终民众赢得胜利，假借“新政”之名敲诈勒索百姓的知县方奎被朝廷撤职，胡乱断案、怂恿方奎的登州知府文淇被朝廷免职。
知县敲诈勒索百姓惹众怒
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条约》签订后，巨额赔款远远超出了清政府的偿付能力，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起来。光绪三十一年（1905），朝廷下令兴办新政，又急需大量经费，而所有这些无疑都要由广大民众来出。为了筹集所需之款，各种苛捐杂税纷纷出笼，以致出现“业之至秽至贱者灰粪有捐，物之至纤至微者柴炭酱醋有捐，下至一鸡一鸭一鱼一虾，凡肩挑背负、日用寻常饮食之物莫不有捐”。各级地方官吏也假借“新政”之名，任意勒索、贪污，中饱私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海阳知县方奎打着“实施新政”的旗号，开始了他横征暴敛、敲诈勒索百姓的从政之路。
宣统二年（1910），海阳县久旱不雨，鼠疫流行。本来就“地瘠人稠，鲜食维艰”的海阳，在遭遇严重自然灾害之后，民众生活更加艰难。知县方奎却完全不顾百姓死活，向民众收取杂捐花样百出，“不暇枚举”。
海阳县官府公款支出的大项是巡警费用，巡警用款主要出自戏捐、铺捐、杂捐及罚款。关于杂捐他们收了多少，乡民无从稽查。仅就铺捐而言，海阳县分上、中、下三等：上等年抽京钱二十四千文；中等年抽京钱十四千四百文；下等年抽京钱七千二百文。海阳县商务颇为繁盛，均计每年可抽京钱四千千文至五千千文。再如戏捐，每演戏一天，捐京钱三千文。海阳县境内有戏数台，每年可抽捐四千千文之多。又如罚款，方奎担任知县后，先后罚李某京钱二千千文、罚迟某京钱六百千文，其余或三百千文或二百千文。铺捐、戏捐、罚款这三项，县府每年入款合计数已逾万。警款不为不巨，而巡警局只有县城内一处，其中只有巡警三人，当年六月起又添六人。其费用支出情况是，区官月支银二十四两，巡官月支十五两，巡长月支京钱十五千文，巡警月支十二千文，局用月支十八千文，杂费年支五百千文，合计每年湘平银四百六十八两、京钱二千二百余千文，每年总共支出大约为京钱四千千文。官府此前所筹之巨款，有一半去向不明。尤其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知县方奎出款账内，记有行村、东村、夏村、郭城四乡镇各设巡长一名，年支薪水银五十四两七钱三分七厘；警兵三名，年支饷银一百十两八钱四分二厘；四乡镇年共报销银六百六十二两三钱一分六厘。而实际上这四个乡镇根本就没有一名警兵，此项巨款全部被知县方奎侵吞。百姓知道这一情况后，强烈要求县府将相关款项收支情况张榜公布，然而“官方支搪，终不肯榜示”。
宣统二年春，为组织地方自治，海阳县府拟筹集大钱四千千文。因数量太大，故百姓都不愿意缴纳。在这种情况下，方奎不顾民众艰难，在歉岁荒春之际，又加派大钱四千千文，名为巡警教练所经费，合计大钱八千千文，一并严催。而各村老者所领到的缴款通知文书上，根本就没有“教练所”字样。民众深感惊讶和疑惑，都迟迟不去缴纳。为此，县府又第二次发出督催缴款的通知文书，这一次的通知文书上加有“自治教练所”等字样。由于前后两次的通知文书存在严重分歧，更使民众觉得县府的行为十分可疑。加之此前以警务项内收支弊端已为民众悉知，故此次抽捐进行得非常艰难，原计划筹款八千千文，实际上只缴纳了四千千文。
海阳县官办学堂所需款项，多半取之于当地庙产。近年来，庙产之提交给官学者越来越多，而官学的腐败问题却很严重，且官费学生只限二十名，寒门学子因交不起学费而无法获得上学读书的机会。学堂所收钱款越来越多，而学子求学之路却愈走愈窄，民众对此非常不满。
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筹款建设津浦铁路，当年冬季海阳县承认津浦铁路股票三大股。知县方奎没有向民众宣示股票章程，只是口头告诉乡绅，每大股银七百四十五两分作十小股，每小股并杂费须筹银八十两，按村之大小逐户勒索。将近一年时间过去了，参与筹资的乡绅及民众，既不知道股票填列何名，更不见股票为何物。此项股银究竟到哪里去了，无人知晓，因此民众都怀疑是不是又被知县方奎私吞了。
知县方奎到任后，还命令胥吏和差役到乡下，按户计每匹骡马勒索京钱一千至一千二百文不等，名曰“马差”。并且规定，知府大人每到本县巡视一次，凡有骡马之户应纳马差钱三百五十一文不等。登州知府文淇宣统元年到本县巡视三次，宣统二年到本县巡视一次，家有骡马的乡民，有的按照知县方奎的规定如数交了款，有的上交粮食抵顶马差钱。可是民众都知道，登州府曾明文告示，官员因公到各州县巡视，概不索费于民。因此，民众都质疑：这大笔的马差钱到底又流到哪里去了？
海阳县地处沿海，盗贼出没无常，偶有疏虞，盗贼即乘机作案，故防盗最为重要。知县方奎到任以后，村路窃劫之案概不究办，以致养痈成患，盗风日盛。宣统元年十二月初十日，九名各持器械的水贼突然闯进离县城四十里之乳山口商埠，抢劫义增商号银三百余两、元春商号银四十余两。宣统二年二月十四日晚上，又有十余名水贼持枪绑劫乳山口裕记客栈、元春商号、三义商号、裕增商号、泰昶商号执事五人，名曰“绑票”，将这五人扣押在附近的宫家岛长达七昼夜。知县方奎不但不查办抢劫犯，反而要求各商号拿钱换人。各商号无奈只好持银四千两，前往宫家岛赎回人质。紧接着，四月二十日又有七名水贼突然闯入和尚洞渔场，绑劫“永顺”号等船船伙三人，船家又被勒赎银元一百五十元。至于水贼窃劫渔网的案件，更是多得难以枚举。知县方奎对盗贼姑息怂恿，以致邻县盗贼均以海阳为藏纳逃亡之地。海阳县各海口商埠因此断运很长时间，商家不敢装粮进口以接济饥民，造成境内哀鸿遍野。正在恐慌之时，催粮索捐之吏却纷至沓来，民情益急。似此小盗不究、大盗不剿，坐视民生凋敝、商业消疏，民众对县府的昏庸腐败义愤填膺。
贫苦大众群起抗争
官逼民反。海阳民众对县府欺压百姓、榨取民财的行为忍无可忍，暗潮涌动。最终引发百姓抗争风暴的导火索，是县府无故强行加征田赋和强收制钱事件。
海阳县府原来规定，纳粮自改征正供银一两，收京钱四千八百文，同时奏准加征盐课。县府每征银一两，应摊京钱一百五十六文，统共每两正银应纳京钱四千九百五十六文。自此以后，在盐课钱一百五十六文之外又加征三十二文，乡民即如数完纳。到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海阳境内铜元畅行，制钱短缺。铜元，俗称“铜板”，是清末所铸各种新式铜币的通称；制钱，是按本朝法定钱币体制由官炉铸行的钱币。前知县吴延祚曾出示告知，乡民使用哪种钱币缴纳均可，不受铜元、制钱限制。知县方奎到任后，明知制钱绝迹，仍坚持索要三成制钱。若没有制钱，就加征京钱六百文，并重征盐课钱三十二文。乡民负担骤增，都怀疑其中又有弊端，便要求县府出面说清楚。知县方奎全然不理民众呼声，也不向民众作任何解释，只管严催督责。
乡社耆老和许多百姓都以国家税收为重，唯恐延误期限，便共推55岁的乡民宋煊文出面与知县方奎交涉。
宋煊文，字华章，乳山乡杜家岛棉花山（今属乳山）人。9岁入学，18岁父母相继去世后中途辍学。劳碌之余，犹发愤读书，后考中监生。他通晓法典，能言善辩，常替人写状鸣冤、排难解忧，颇受乡里敬重。光绪三十四年（1908）春，宋煊文目睹官府私加浮捐、鱼肉百姓，愤赴县署与知县吴延祚说理斗争。吴延祚理屈辞穷，被迫革除“户房”（县财政机关）违法征收的制钱、钱串、户口、布袋、轿杠等杂费，并批准缴纳钱粮时制钱、铜元任便完纳，海阳民众因此广受其益。
宋煊文到县衙向方奎陈述弊端。方奎置若罔闻，激怒宋煊文。宋煊文提出数条改革“新政”意见：筹款宜榜示以释众疑；巡警宜扩展以靖地方；学堂宜推广以开风气；征粮宜表明以安民心；其余曰禁烟赌、曰行实业……后来，宋煊文还遣次子宋埙吉带书面材料前往济南，呈禀山东巡抚孙宝琦。孙宝琦当即批准宋煊文的建议，饬令海阳知县方奎“如禀照办”。
然而，方奎不但不遵行山东巡抚的饬令，反而更加横征浮捐。宣统元年（1909）秋季，强令乡民将铜元、制钱按三七搭配完纳钱粮；无制钱者，每两丁银加征京钱600文。翌年春季，犹按六折计算，不纳制钱，再加征360文，引起百姓强烈反对。宋煊文激于义愤，组织乡民联名上书十次，请求裁免浮捐。方奎不理，反而变本加厉，众怒鼎沸。宋煊文再去县衙，慷慨陈词，为民请愿。方奎怒道：“不要顶戴，也要收捐！”宋煊文则针锋相对：“不要性命，也要抗捐！”说罢拂袖下堂。
为了报复宋煊文的抗争，宣统二年（1910）三月二十四日，知县方奎派巡官丁占科到宋煊文所住的丰元居旅店，搜查宋煊文的行李箱，查获宋煊文写的将向省里陈述县府不良行为的文书，还有几张报纸，缴销了宋煊文的监生证凭，并随即将宋煊文关押。实际上，知县方奎心里很清楚，仅凭巡官查获的材料，不足以为宋煊文定罪。于是，他便下令，要求所有与宋煊文一起联名上书者出来揭发宋煊文的所谓“罪行”，以免其罪。联名上书者没有人屈于方奎的威逼利诱，纷纷规避，衙门里的差役则每天登门查问。
乡民高启旺挺身而出，联络同乡王令等人，决定武装攻城，营救宋煊文，抗交捐税。三月底，高启旺、王令等在徽村计议攻城，并焚香盟誓。
高启旺，海阳县徽村人，出身贫寒。他不畏权势，处事公正，深孚众望，被村民推为会首。邻里发生纠纷，他能直述是非，秉公排解，双方心服，故村中流传“事大事小，五爷启旺一到就了”的美谈。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月初，徽村请来出色的京戏班演出。官府知晓后，就派衙役到徽村“捉官戏”（无偿为县衙演唱）。高启旺理直气壮，严词拒绝：“徽村有我高启旺当会首，官府休想捉官戏。”衙役素知五爷的脾气，只得回衙复命，官府也无可奈何。翌年四月二十八日，徽村北庙演戏，公众议定：“家家看戏，户户出钱，贫者减免。”众皆乐从，惟有“勤业堂”仗势拒不出钱。高启旺带领全班演员手执枪刀剑戟，直奔勤业堂问罪。户主赵广代胆怯，当众认错，立即付钱。宣统二年（1910），劣绅赵世德强将富户捐平摊在穷人身上，高启旺率众反对。赵世德慑于群威，只得取消平摊之法。
宣统二年（1910）四月中旬，高启旺、王令暗约乡民张明举等数十人在神山庵集会，商定攻城日期、步骤。会后，他们接到乳山乡南泓村会首宋维屏密信，约高启旺联络嵩山、行村、林寺三乡群众，与乳山乡农民、渔民统一行动，共破县城。
宋煊文被关押一个月的时候，登州知府文淇到海阳县巡视。宋煊文之子宋埙吉便借机呈文给文淇，为父鸣冤。不料，“府尊未问一字，遽饬将伊父子桎梏下狱”，并拟将他们父子各判刑十年。
官府的恶劣行径，再次引发众怒，民众遂扬言欲集众请命。面对民众的反抗情绪，知县方奎执拗不回，竟然调动乳山海防兵四十名进县城，于四月二十七日将县城四门掩闭，以作攻守之势。
民众不得已，于四月二十九日早晨齐集县城北的望石山，但并没有匆忙靠近县城。城池守备战春山赶到山上，问民众是何来意。民众答复，只欲请示几件事，并质问知县：“宋氏父子到底有何罪？”战春山答应回去后向知县方奎转达大家的诉求。然而，民众在山上一直等到下午也未获回音，遂下山逼近城下。
面对大批民众逼近城下的紧急情况，知县方奎不但未采取任何措施缓解局势，反而将宋氏父子戴上脚镣和手铐带至北城，企图以示威的方式恐吓压制民众。聚会民众见此情景，都非常气愤，现场顿时一片哗然。为避免发生意外，宋氏父子当场向民众叩头，劝大家暂时退回北山，沉着冷静，不要莽撞行动。现场民众答应了宋氏父子的请求。而此时正在西城外聚集的民众并不知道北城外发生的情况，有数人翻墙进城，打开城门，将聚集在城外的民众放进城内。正在赶往西城的县官见大批民众涌入城内，且都手无寸铁，企图打散之，便立即督促守兵开枪，结果当场击伤四名乡民。枪杀乡民，无疑是火上浇油，矛盾迅速激化。愤怒的民众冲上前去，从守兵手中夺下两支枪，但并未与守兵火拼，而是冲向县府衙署，要求知县方奎给个说法。
岂料县府衙门里早已备好两尊大炮。守兵见大批民众冲衙署而来，便立即点火，准备炮击聚集民众。乡民中有技勇者数人急忙冲进去，将炮口转向天空。大炮响了，将二门楼击毁，所幸现场民众无一伤亡。愤怒的民众一齐冲上前，欲将兵勇擒获，那开炮的兵勇慌忙窜入内宅。现场民众相互提醒，不要进入县府内宅，以防意外。城绅王尔铸等人联名上书知县方奎，恳请将宋氏父子当堂开释。民众还向知县方奎提出九条要求：1.开仓放粮，赈济贫民。2.裁免浮税。3.退还勒捐。4.不准再勒收已裁免的马差公费。5.各乡庙产归各乡自办小学。6.公布戏捐、铺捐累年收支数目。7.公举公正人办理新政用款。8.蠲免契税浮收之例。9.惩办枪杀四名群众的兵丁，为民雪冤。
此次民众攻进城内，唯有县府大堂的桌案及鼓等因人多拥挤有些损坏，城中其他财物秋毫无犯，城外庄稼也颗粒无恙，这说明当时百姓的抗议行为还是非常理性的。
亦喜亦悲的结局
宋煊文父子被逮捕入狱第八天，即宣统二年（1910）四月二十九日，高启旺发出转牌（联络工具），集结万人围攻县城。他挥刀率众攻破县城，捣毁县署大堂，救出宋氏父子；并约绅士王尔铸等寻获逃跑的知县方奎，当面提出九项要求，方奎被迫应允。
五月初二，高启旺等又率众万余人展开为时半月的闹乡社耆斗争，将城里、东村等二十余村土豪劣绅的不义之财分给当地贫民。
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斗争，使海阳县知县方奎被朝廷撤职、登州府知府文淇被朝廷免职。
新任知县许廷瑞上任后，对抗捐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当此恐怖时刻，高启旺曾去棉花山与宋煊文议事，宋劝其外出暂避。高启旺谢绝，并于六月十二日返回与王令等撞钟聚众，继续反抗官府。其密宿之处后被勤业堂眼线探知，不幸被捕。高启旺被捕以后受尽酷刑，但始终威武不屈。
海阳县民抗捐案与几乎同时发生的莱阳县民抗捐案，引起清政府的重视。宣统二年七月二十日皇帝谕旨：“莱阳、海阳两县乱事现已查明，均系地方官办理不善所致。除朱槐之（莱阳知县）、方奎业经奉旨革职，并将登州府知府文淇开缺另补。”朝廷将朱槐之、方奎和文淇罢官免职理所当然，但称莱阳、海阳两县“乱事”“均系地方官办理不善所致”显然是错误的。莱阳、海阳事件，本来都是知县敲诈勒索百姓、贪污腐败引发民众抗争所致，怎么能说是“地方官办理不善所致”呢！正是由于朝廷无视朱槐之、方奎敲诈勒索百姓、贪污腐败的恶行，故谕旨还饬令山东巡抚孙宝琦：“责成莱阳县严拿曲诗文（莱阳县民众抗捐首领），务获按律惩办；海阳此次首犯一并择要拿办，以靖地方。”
就在皇帝发布谕旨的同一天，海阳县绅耆李桂馨等人联名向山东省咨议局发出《请愿书》，条陈县府敲诈勒索百姓之恶行，陈述百姓被逼抗争之经过。明确指出：“海阳此次集众之举，有两大原因：官之于宋煊文也，因嫌生忌，因忌生毒；民之于官也，因弊生疑，因疑生惧。而同归于纳粮、抽捐。官借此以泄其毒，民即因之以抒其怀，官民交迫，遂成今日之现象。”《请愿书》请求承担“民情之代表、治安之枢机”职责的山东省咨议局，向山东巡抚孙宝琦转达海阳民意，希望能依法合理处理海阳县民抗捐事件。
山东巡抚及海阳县府对前知县方奎敲诈勒索百姓之恶行熟视无睹，对海阳民众的强烈呼声置若罔闻，他们很快下狠手对海阳县抗捐民众进行镇压。宣统二年（1910）九月六日，62岁的高启旺在县城北门外断魂碑前被执行死刑，其遗体葬于徽村碧桃岭下。
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宋煊文被逼率子出走东北避祸。翌年，他返乡后仍四处奔波，致力于公益事业。民国四年（1915）病故，享年60岁。
海阳、莱阳民众抗捐事件，震惊山东，也震惊全国。宣统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上海《新闻报》专门刊发评论《论查办莱阳、海阳乱事》。文章指出：“海阳之变，其罪在官之贪婪，更无待言。铜元以一作十，本为转移便利起见，使行之有节制、铸造无过滥，原可有利无害。而地方官吏乃以此为牟利之途，自官发价则以抵十，而民间交纳或且不值四五。至于征收钱粮，则平时即假银价涨落上下其手，既造铜元，乃益遂其私。”该文继而深刻指出：“国朝自圣祖仁皇帝即有永不加赋之旨，然以今日征收之额衡之，民众之担负不啻数倍于昔。阳避加赋，而阴行聚敛之实，虽欲不乱安可得乎？要之，两邑肇乱之由虽异，其因于官吏之贪酷则一。纵一人之欲壑，饱一人之囊橐，遂使两邑生灵惨遭屠戮，流血数十里，破产数千家。穷其罪之所至，虽枭朱、方二人之首悬之藁街以谢两邑之民，亦不足以薮辜。即日圣恩宽大，至于谴戍极边抄没家产，亦无可减矣，而仅以革职二字了之。犯弥天之重愆，仍仅与无罪之平民同等，而侵蚀暴敛之财且安然无恙，此尚有公理可言乎？朝廷日言停止刑讯，日言整顿币制，而于酷虐坏法之吏，惩罚如此，其何以教天下乎？且今之投巨资买一官者，其志果何在？无亦为利来耳。使孳孳为利，虽召巨变，获谴之后，犹得拥有巨资，乐田园而娱子孙，则贪婪无赖之夫，苟可以利其囊橐者，将何惮而不为？吾恐朝廷此后虽欲惩戒官邪，而有所不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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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山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乳山市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