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清泮与民国《牟平县志》
□曲延科
于清泮学术造诣很深，其成就主要表现在儒学研究及其传世文集《安遇堂集》和方志学等方面。其方志成就，则集中体现在他所主持纂修的三部志书中：一部是民国《牟平县志》（十卷）；一部是民国《齐东县志》（六卷）；一部是民国《沾化县志》（八卷）。最能代表其方志学水平的，是他任总纂、历时三年完成的民国《牟平县志》，该志至今影响卓然。
1936年8月，历经三年编纂的民国《牟平县志》出版发行。这部共10卷、被国内方志学界给予高度评价的县志，能够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如期完成，曾任民国山东省政府参议的总纂于清泮功不可没。
于清泮其人
于清泮（1874年—1957年），字芹泉，又字琴泉，宁海州八里甸村（今属乳山）人。幼时家境贫寒，发愤读书，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中举。中举后，他在姥姥家门前高高树起一面印有“文昌”两个大字的黄旗，以感谢含辛茹苦资助他读书的姥姥。宣统元年（1909），他因道德端正、事亲孝顺，又被举荐为孝廉方正。清制，孝廉方正赐六品服备用，多授以知县等职。于清泮推说此科冒滥颇多、名声不佳，坚辞不就。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他已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秘密加入了反清的中国同盟会。作为一名以推翻清朝腐朽统治为己任的辛亥革命志士，他怎么可能去担任满清政府的官职呢！
辛亥革命成功后，自1912年起，于清泮连续两届当选山东省议会议员，直至1918年任职期满。1920年，他出任民国山东省公署顾问兼秘书；1921年又被选为民国山东省公署众议员；1932年任民国山东省政府参议。
于清泮一生在推动和发展地方教育上贡献颇多。据《烟台人物志》记载：“烟台辛亥革命发起人之一、东牟公学庶务长邹秉绶1907年到牟平，与该县同盟会领袖李书润、于清泮等建小学十几处，实行男女同校。”民国《牟平县志》记载：“是年（1906）宁海学界之加入（同盟会）者仅有九人，概以设学集会为初步之工作。尔时牟平书院已改为官立小学，复经曲荔斋、于琴泉（于清泮）、邹印臣、李雨轩等回籍，召集士绅会议，建设教育机关、联合团体，而劝学所与教育会又相继成立。历时一载，推广城乡小学至十数处。”于清泮1907年任宁海州师范传习所及高等小学教员，1909年任宁海州小学堂堂长，1911年任登州初级师范学堂堂长，1922年出任我国最早的水产试验研究机构——山东省立水产试验场场长兼水产讲习所所长。此后，他历任山东公立农业专科学校、山东公立矿业专科学校及济南、青州、烟台、绥远等各省立中学教员，先后为社会培养了大批实用型专业技术人才和师资，期间还撰有《水产季刊》《国文教授遗草》和《禹贡指令》等。
于清泮学术造诣很深，其成就主要表现在儒学研究及其传世文集《安遇堂集》和方志学等方面。其方志成就，则集中体现在他所主持纂修的三部志书中：一部是民国《牟平县志》（十卷）；一部是民国《齐东县志》（六卷）；一部是民国《沾化县志》（八卷）。最能代表其方志学水平的，是他任总纂、历时三年完成的民国《牟平县志》，该志至今影响卓然。
于清泮不仅在学术上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文献，其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也为世人所称道。1938年2月，日寇侵占烟台后，邀请其为日本人效力，他严辞回绝。日军为此非常恼怒，将其绑住双脚拖于马后，施刑相逼，但他仍宁死不从。后来为避日寇讯扰，他回到乡下任教。他一生重道义讲操守，去世前将自己一生的藏书捐献给国家。
担当重任 总纂县志
宁海州（治所在今牟平城）历史上曾先后三次修志，分别是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宁海州志》、清康熙十一年（1672）《宁海州志》、清同治三年（1864）《重修宁海州志》，此后七十年再未修志。1913年，国民政府改宁海州为宁海县；1914年，因与浙江省宁海县重名，遂改牟平县。其时，“国体已更，政治刷新，民风丕变。宁海与牟平，论舆地之名称，既系有别，而州志与县志，随时代为体例，亦难强同”，所以牟平县急需修纂一部新的县志。
1932年9月，县长宋宪章到任，第二年便倡修《牟平县志》。1933年6月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聘任年已59岁的于清泮为总纂、牟平劝学所所长王照琴和牟平县立第一小学校长杨春萼为分纂，另聘任采、编、校对人员二十余人。筹备半年有余，宋宪章调任寿光，新任县长周义章继修县志。
清末民初，兵燹迭经，事多失考，因而修志资料极度匮乏。“访稿既未缴齐，县卷又多散失，参考书更左支右绌，俱形棘手”，当时修志之艰难可想而知。为征集资料，于清泮与王照琴、杨春萼等同仁跋山涉水，历尽艰辛，走访全县大部分村庄，翻阅无数书卷，多方征集，续旧增新，补阙正误，历时两年方完成初稿。1935年秋，刚完成初稿的于清泮被齐东县政府聘为修志总纂而赴济南。9月，牟平县长王昭旭携经县志编纂委员会审阅后的初稿及一些修改意见至济南，请于清泮在付印前作最后修正。修正工作艰苦异常，于清泮后来在该志“序言”中写道：“是役也，历时八阅月，用书数百种，助理四五人，奔走各机关与图书馆及遍访通人，殆无虚日，参互考证，将原稿翻修过半。”就这样，于清泮与其编撰团队充分利用济南文化政治中心的便利条件，随查随编，随编随印，随印随校。经过艰苦努力，攻破一道道繁琐难题，精品佳志《牟平县志》终于在1936年8月面世。
其实，在《牟平县志》书稿基本完成之后，筹集印刷费用也遇到很大困难。后来能够顺利解决，也是与于清泮的奔走呼号分不开的。付梓时，于清泮带头捐洋100元，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在他的带动影响下，境内达人贤士甚至百姓纷纷解囊，最终使这部经典之作顺利成印。
用心血铸就一部县志的价值
这部县志不仅是牟平方志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山东史志界公认的方志精品。长达10卷的民国《牟平县志》问世80多年后，至今仍不断获得学术界和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有学者在全国史学类核心刊物之一的《中国地方志》上撰文称，“民国《牟平县志》的文献学价值主要表现在：立足现实，厘定门类，保存当代重要文献；征文考献，考据精详，不囿前说；图说相资，多角度保存文献；附列书目，保存艺文等方面。”这种评价的背后，是于清泮为这部县志付出的大量心血。
丰富内容，详实记载。嘉靖《宁海州志》、康熙《宁海州志》、同治《重修宁海州志》，最长的不过十几万字，而民国《牟平县志》一帙十卷，共49.5万字。其篇幅之长、内容之丰，不仅是牟平旧志之最，在全省旧县志中也难有比肩者。彼时，1929年国民政府内务部颁布了《修志事例概要》，1934年山东省政府又颁布了《修志通令》。于清泮并没有拘泥于《概要》和《通令》所规定的条条框框，而是根据牟平千年古县的实际，既有所遵循又注重创新，更重视丰富内涵。修志起初的两年多时间，他们坚持的宗旨是“关于旧志沿革之错伪，悉行辩误；物产之阙漏，概为补遗；门类之分合，绝不抄袭。其不合现代者，如星野、捐职、封荫各门，悉去之。若夫党务、教育、实业、交通、宗教，凡旧志所无者，又无不纲举而目张。”于清泮后八个月在济南的修订工作，则坚持“修正要点，不在润色文字，而在补充材料”。因此，整部志书，体例更完备，内容更广博，文赡而事详，且绝少冗笔。全志分为地理、政治、文献三门，以志为主，序、传、图、表、录皆有。其中照片56幅，主要为胜景、建筑、人物类。在地理志中，对降雨、温度、湿度、气压等气象数据，皆有详载，可谓补前志所无；在经济社会方面，对农工商各业均有收录，分门别类更细；对民生、宗教、方言等也记载颇详，超越了所有前志。如对工业的记载，包括了采矿、纺织、绣花、染布、酿酒、榨油、手编、烧窑、制陶、晒盐、农具打造等各行；对商业的记载包括了集市、商店、布店、杂货铺、杂粮店、果子铺、估衣店、客店、饭馆、酒馆、药房、书铺、鞋铺、油店、酱园、挂面铺、澡堂、照相馆、理发馆等。志书全面地记录和反映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牟平经济的发展状况和社会面貌，克服了旧志“文多质少、贵耳贱目”之弊。
不虚美，不隐丑，据事直书。为当政者颂述功绩是旧志的职分，但有的溢美太过确有沽名钓誉之嫌。如嘉靖《宁海州志》，知州李光先乘主纂焦希程离任之际，将自己所作《二喜亭记》4500余字硬塞进其中，严重破坏了志书体例，其自我标榜、自吹自擂也为后世所耻笑。民国《牟平县志》也设“职官传”“乡宦传”“最近县长事迹”等栏目，虽不可能皆为实录，但多能据事直书，并无明显“虚美”之感。如对发起修志的县长宋宪章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语，言其功绩有二，即减轻田房税赋和发起续修县志；对有劣迹的县长郭培武、田育璋、李光琳等，都详列其恶行，并未回避和遮掩。编撰者述不禁论，论则片言居要。如《政治志·实业》曰：“民国以来，《森林法》公布，植树节盛行。提倡林业，已二十余年，然成绩卒未大著者，非土质之不宜，实人事不齐也。”《地理志·土质》曰：“滨河各村但受水害而不享水利也！欲救其弊，计惟有堤防与疏浚二法，是所望于地方当事者。”
精确考据，纠讹正误。于清泮和他的同事们不辞艰辛，跋山涉水，内查外调。历时三载，足迹遍布全县城乡里村及省城、州府藏书之所，翻阅资料不计其数，引用书籍逾百种。经过严加考证，去伪存真，编撰出一部真实性强、可信度高的地方志书。
如对牟平建制沿革，于清泮以精详的考据、雄辩的新说，纠正了嘉靖《宁海州志》以来所有旧志之错伪，将牟平建制的来龙去脉最终厘清。该志书中说：晋时泰山郡有东牟县，在今莱芜县境内，与汉代的东牟县在今县境内者，名同实异。高、齐、周、隋之牟平在今蓬莱境内，与现牟平无干（现牟平当时属文登县地）。汉代的牟平县在今福山境内，汉代的东牟县即今之牟平。唐麟德二年（665）以后之牟平始为今县所在地，明清虽改为“宁海州”而县治至今不变。即是说，今之牟平县地定名“牟平”，始于唐代。
考“牟平”称谓之由来，多从《元和郡县图志》之说，即因县治“在牟山之阳，其地夷平坦，故曰牟平”。《牟平县志》（1991年版）曰：“今牟平城西北亦有牟山，《大明统一志》有记载。这可能因后世牟平县治移此，山名随之迁指的缘故。”前些年，牟平、福山史志工作人员赴福山古现，实地考证汉时“牟平”之由来。古现位于福山城西北约三十里，地势较为平坦，其西有一高山曰“磁山”（当地有称“牟山”），因古城在牟山下的平坦之处，故称“牟平”。由此可见民国《牟平县志》之说确切。
再如汉代名臣刘宠的籍贯问题，该志也未从旧说，经考证其为汉之牟平而非今之牟平人。刘宠，字祖荣，齐悼惠王刘肥之孙，牟平侯刘渫之后。其一生清正廉明，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循吏。嘉靖《宁海州志》记载刘宠为牟平人以后的几百年里，牟平人一直以刘宠为荣。旧时宁海州不少文人也曾为他题诗，如清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广西浙江道监察御史、午台南塂（今属莱山）人杨维乔诗云：“风流卓绝谁能嗣，愿学为官不要钱。”清代著名诗人、史家疃（今属乳山）人宋克智赞其为“到今千有余年后，占得吾乡第一人”。清初，州民在城西关外大路北立起一座石碑，上书“汉会稽太守刘宠故居”，这座石碑直至解放后才拆除。康熙《宁海州志》和同治《重修宁海州志》，都将刘宠列为“乡宦”首篇。顺治初年在宁海州文庙学宫内建立的先贤祠，供奉着史上七位乡贤，也把刘宠排在首位。尽管如此，于清泮在民国《牟平县志》里还是毅然决然地把刘宠的籍贯改正过来。牟平政协文史资料《焦志疏考》云，刘宠籍贯之误，始于嘉靖《宁海州志》。总撰焦希程将汉之牟平看成唐高宗以后之牟平，且以讹传讹几百年，直至民国修志才得以纠正，并称民国《牟平县志》“其说甚是，故今从之”。不过民国《牟平县志》为存古起见，借口“宠以居邻东牟，卜宅卜兆”，还是把刘宠作为乡贤收入县志中。也正因为如此，时至今日牟平人仍将其视为同乡，并在养马岛和沁水河公园立有刘宠雕像，这是后人以此表达对刘宠这位著名清官的崇敬之情，可以理解。
对于一些存有疑义的古城遗址的确定及其沿革，于清泮和他的同事们也必寻求载籍，穷原竟委，博访周谘，实地考察。如为确定西汉育犁故城遗址的确切位置，于清泮等人亲到育犁和福山奇章两地查看，遍访耆宿，确定西汉育犁县城故址即今之育犁集，纠正了一些史籍的谬误。为防后世误传，牟平县志委员会还于1935年立“育犁故城碑”，于清泮亲撰碑文记叙育犁故城之沿革。该碑现仍立于乳山市育黎镇城阴村前。
民国《牟平县志》由于考据精详，现诸多研究山东航海史、全真教、捻军兴衰、战事、民族、教育、地名、民俗、方言、艺文等论著，均以此志为重要的参考文献，以其中的相关记载为依据，由此足见此志书跨越时空的恒久价值。
由于受历史局限等，该志难免也有些瑕疵，主要为“官本位”、封建纲常等旧志通病。《凡例》虽言“以全民生活现象为重，特详社会和实业”，但实际上还是言政治多，话经济少，述官方多，记民事少；专设“烈女卷”，将节妇、烈女等封建东西也收录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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