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末年宁海州那次教育变革
□曲延科
清光绪末年维新运动后，清政府取消了科举制，改设学校教育，宁海州一度出现了创建新学堂的大好局面。然而，同其他新生事物一样，这次教育变革受到各种旧势力的百般阻挠和抵制，兴办新学运动最终被迫终止。
同盟会助力办新学
光绪末年，清政府为推行学校教育，发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光绪二十七年（1901）颁布学堂章程，要求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定章程以鼓励之。光绪二十八年，颁布《钦定小学堂章程》规定：“州县治设一小学堂，以为绅民设立之模范。”光绪二十九年，又接连颁布《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对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的办学宗旨、学制、课程、学周都作出了详细规定，课程由原来单纯教授儒家书，降其为一科目，增加了修身、国语、算学、历史、地理、艺、音、体等课程。尽管仍残留着读经讲经，但全国小学教育已开始循新章办学。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正式昭停科举及岁科试，彻底结束了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
在这股教育变革大潮中，光绪二十九年（1903），奉天汉军正白旗翰林繆润绂任宁海知州，在州城创设蒙学堂一处，聘本邑儒士孔昭壁为教员，开设新课程，改良教授方法，开了兴办新学校先河。三十一年（1905），奉天铁岭汉军镶黄旗举人奎保任知州，将建于道光元年（1821）的宁海州书院改设为高等小学校及师范传习所，又利用清泉寺庙产改建了一所公立自新小学校。三十三年（1907），江苏阳湖人吴延祚任知州。其时，恰逢宁海州学界有9人加入了由黄县人徐子健在烟台东牟公学成立的登州同盟会，吴延祚借助同盟会员的帮助，在全州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教育。
吴延祚做了三件事。一是成立了劝学所和联合团体教育学会。他邀请登州同盟会领导人之一、时任东牟公学庶务长的宁海邹家村人邹印臣，清末举人、八里甸村（现属乳山市）人于清泮，清末进士、上午宁村人曲荔斋，清庠生、陈家疃人李书润等同盟会成员回宁海州，召开全州士绅会议，推举王照琴为劝学所劝学总董兼州视学（后经山东省正式委任），定劝学所为教育主管机关，设劝学员8人，书记兼会计1人。选举西门里邑绅常理基、南门里武庠生孙宝怡为教育会长。二是听从幕宾蒋绍仪的建议，与常理基、孙宝怡等同盟会员策划，从全州各庙捐提成解决办新学经费不足的问题。维新运动以前宁海州（包括现在的乳山市全部和莱山区、高新区），仅有一处学宫和一处书院，共有廪生30人，增生30人，附生18人，武生13人——这还是鼎盛时期的人数。学员少，办学经费也少，若风气一开，新学堂纷纷开办，办学经费就无着落了。从庙捐中提成解决办学经费，无疑为办新学开辟了一条筹措经费的好路子。三是借助同盟会的力量，在全州大张旗鼓地创建新学堂。
吴延祚思想开放，勇于改革，能大胆发挥同盟会的作用，他在宁海州任职只有一年，却在教育变革上取得不俗的成绩。民国版《牟平县志》云：吴延祚“老成练达，吏治毕举，尤其创办学校之功首，至今邑人追溯成绩，犹啧啧称道不置。”
在知州吴延祚的大力支持下，同盟会成员们和劝学所及教育学会的同仁放开了手脚，大家齐心协力连续作战，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创办了武东、武西、三育、寿圣、云阳、维新、里仁、龙门、端本、龙泉汤、竹林寺、鹤止寨、泉水庵等十数处城乡小学，并发展了同盟会员30多人。
在办新学大环境的影响下，地方捐资兴学蔚然成风。李钰俊、李全淦、李人镜等12人向维新小学捐银2230两；郭希文、郭玉成、郭长成、勇振昇、勇杲昇、勇楷昇等11人向三育小学捐款7900元；王芝轩等4人向云阳小学捐款1400元。全州的教育改革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改良私塾很艰难
清政府在推行学校教育的过程中，基于当时的条件，提出了改良私塾的要求。光绪三十二年颁布的《私塾改良章程》提出：“顾以中国现时力量及人民程度，而欲大兴教育广设蒙小学堂，恐无此量数之经费，亦无此量数之教员，则莫如先就数百万私塾而改良之。”此举的目的，除能解决部分教学场所，更重要的是使一些塾师增强对新学的认识，尽快适应新课程和新式管理，以解决新学堂教师短缺的问题。
清末办新学之前，宁海州的学校，除了两所官学——学宫和书院，五所社学外，主要是分布在全州大大小小私人办理的私塾。在当时新知识青年极少的情况下，要解决办新学堂的师资问题，提升塾师的水平是最便捷的途径。按照清政府的要求，当时宁海州采取的措施是：选拔较年轻的塾师到新学校任教，边教学，边学习，边提高；其余塾师可以在原地照常收徒教授，馆室照旧，修金照旧，惟教授新课程，使用新法。新课程有必修课：修身（兼讲经）、国文（包括地理、历史、理科、习字）、算术、体操，随意课有图画、乐歌等。讲授方法，要求重讲解，不重背诵，务求讲明新书内容，力争学生到馆一日即获一日之进益。同时通过多种形式对塾师进行培训，提升塾师对新学的认知水平和业务能力。
改良私塾尤其是提升塾师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塾师多是一些老学究，他们以儒学为正统，讲究孔孟之道，以千年不变之教学内容为真才实学，以培养科举人才为终极目标；他们中的很多人对于新知识一窍不通，却不屑一顾，认为新课内容是“异端”“邪说”，是误人子弟；他们对青年教师更是从骨子里瞧不起。
牟平政协《文史资料》记载了一个《老虎歌》的故事，说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宁海州师范传习所按照州府的要求，培训全州的塾师，劝学所好不容易从全州动员了一批塾师来到师范传习所。那时是午台南塂村（现属莱山区）人杨世瑞（字辑五）任传习所长。开课后，先是一青年教师给塾师们讲算学，白发苍苍的老塾师一见和自己儿子年龄相仿的教师给他们上课就很不高兴，又见他把横平竖直的一、二、三写作1、2、3，更觉得岂有此理，下课后纷纷议论：“洋鬼子到底不是人，写的字也带鬼气，弯弯钩钩不像人写的。”隔了两天，一位更年轻的教师来上音乐课，教给大家1、2、3要读do、re、mi，老塾师们的火气再也压不下去了，当堂质问：“仅仅隔了两天这几个字就变了念法，再过两天当然还会变，这种多变的鬼子学问要它做什么呢？”后来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给传习所长杨世瑞编了一首歌谣：“杨辑五，外号大老虎，不会作诗写八股，会画地球把人唬。问他还会做什么？会唱多、来、米、法、扫，会写带弯的1、2、3、4、5。”在这种情况下，培训的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按新学的要求，塾师若因年龄或其它原因不能胜任新课程要求，就应离开教育岗位，即便是已经到新校上岗的塾师不称职，或者在私塾不能按新课程教学，若被常至乡、村学校（私塾）视察的视学员发现，仍然要劝其去职。这些丢了饭碗的老塾师们更是对新学深恶痛绝。牟平政协《文史资料》记载：梁家夼村（现属莱山区）一孙姓老师应聘到莱山午台南塂村教小学，此村是出了名的文化村，明朝以来曾出过六名进士、三十二名举人，秀才不计其数，村里老塾师老学究极多，他们认为新学校几个毛孩子纯属来混饭吃。四年级教室临街，他们就天天集聚在教室外偷听，想找出毛病将其赶走，最终因听不懂教学内容而作罢。
僧、道抵制新学堂
僧道教徒抵制和反对办新学堂，源自满清政府和宁海州府的两项新规定。一项是，为解决全国办新学堂所需校舍问题，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在《钦定小学堂章程》中规定：“绅商依章程办学，可借用地方公、祠、庙为校舍，以节省经费。”另一项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宁海州府规定：“从各寺庙提成庙捐用以补充办新学堂经费。”两项规定指向同一个问题，即压缩寺庙利益，向学校教育倾斜。
这两项新规定，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宁海州建州以来，一直重寺庙轻学校。唐太宗贞观年间，推崇佛教，全州建有大量的佛庙古刹；金元年间，王重阳在昆嵛山创建了全真教，昆嵛山成为全真教的发祥地和圣地，加之朝廷推崇，昆嵛山就大肆兴建宫观，整个昆嵛，几乎每座山峰的上面或下面，必有一观或数观；到明清，崇佛黜道，州内又建起了大量的佛寺。民国版《牟平县志》载，清末，宁海境内有名的寺庙就达六十余座。朝代几经更迭，道教佛教，轮番上演，寺庙越建越多，学校却是一成不变。明嘉靖二十七年（1584），宁海州同知焦希程在编撰《宁海州志》时曾惊呼：“宁海寺观若是多哉？使学校如彼之多，几何不为三代哉！”（意为：为何宁海寺观这么多啊？假如学校能像寺观这么多，岂不就走上了夏、商、周那样圣明的时代了嘛！）
佛道教徒们反对办新学堂，不仅因为办新学颠覆了几百年重寺庙轻学校的传统习惯，降低了佛道在社会上的地位，而且因为办新学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强征庙捐提成办学堂，简直是直接从他们手里抢钱，这与强盗无异，是大逆不道！同时，在寺庙里办学堂，让一群小孩子在出家人念佛读经的清静之地吵吵闹闹，这是对神灵的亵渎，在宁海州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能对宗教如此轻慢！
不过，教徒们思想再抵触，也如《牟平县志·民国版》所云，他们“不敢抗官乃集怨于绅”。清顺治年间，盘踞在昆嵛山的常和尚和文登县农民张振刚相勾结，回应栖霞于七起义，攻打文登牟平两县城，康熙元年（1622）被清军围剿，常和尚自缢于青石庵；乾隆二十二年（1757），江西南昌人李湖任宁海知州，昆嵛山烟霞洞李道士招聚党羽设局聚赌，抢占昆嵛山田地，同官府作对，又被李湖设计缉拿，发配边疆充军。常和尚、李道士同官府作对的下场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所以，他们对于借用寺庙、提成庙捐并不公开对抗，但对做具体工作的学绅却态度刁蛮，往往找借口、出难题，或者胡搅蛮缠，拖延扯皮。光绪三十三年新创办的十三处新学堂，只有竹林寺、泉水庵两处借用了庙（庵）舍。至于庙捐提成更是阻碍重重。好在全州每座寺庙的香火是否旺盛都摆在明面，大家看得见，尽管绊绊磕磕，但或多或少都得交。因昆嵛山庙庵数量多，香火又旺，所以收取的庙捐格外多，这也是昆嵛山佛道反对新学堂最激烈的原因。
昆嵛山民“罢垦”毁新学
光绪三十四年（1908）四月，两千多名昆嵛山周围的农民因不满政府拍卖昆嵛山荒而冲击宁海州城，酿成了一起震惊朝野的“罢垦毁学”事件。
昆嵛山下的农民，贫者居多，且大都靠采伐山中林木养家糊口，“山中林木，似非为养材木而设，稍有成长，便被采伐”。加之宁海州历代官府护林防火措施不力，昆嵛山几乎年年发生火灾。久之，山脚下便出现了不少荒岭荒坡，植被破坏越来越严重。山东省府为保护林地，就想把山荒拍卖给山下农民，这样，拍得山荒的农民自己植树护林，可节省官府若干护林经费，同时拍卖山荒所得又能增加财政收入，可谓一举两得。三十二年（1906），山东省垦务局派胡某来宁海州调查摸底，向孙宝怡等士绅征求意见。孙宝怡当时为教育会长，此人武庠生出身，性格爽直，认为荒山一旦拍卖归私，大部分山民便无法采伐山林养家糊口，于是劝阻道：“此项山荒有关贫民生计。”不料，胡某回省具报，垦务局坐孙宝怡等以阻挠之罪，请抚院下令宁海州府查办，多亏当时有了解情况的某御史参奏，孙宝怡等才得以脱罪。抚院亦奏准“将昆嵛山酌留一半，任贫民樵采，余由地方备价承领。”
确如孙宝怡所言，昆嵛山周围贫民都是靠采伐山林养生，一旦部分荒山拍卖归私，他们滥伐的范围就会缩小。所以山民李东周（村居不详）振臂一呼，山民们群起响应，他们决心同官府抗争，阻止拍卖山荒。
当时昆嵛山周围的僧道和庙产持有者得知此事，迅速作出反应，立即与山下塾师相联合，组成儒、释、道“三教大会”，支持山民罢垦。据民国版《牟平县志》记载：“尔时，昆嵛山左右庙产多被提充学款，久为一般把持庙产者与僧道所反对，由是乘机互相联合，组成三教大会，于三十四年四月聚众二千余人，蜂拥进城，殴警毁学，大闹三日而退。知州何恩锡情急，乃以劝学员绅勒捐激变等情上闻。经上峰先后派员查办，未得要领。该会复于六月二十三日作第二次进攻，长驱入城，与官绅寻仇。时垦务局总办杜秉寅带卫队来城，该会拥众直扑公馆。当经卫队开枪射击，闭城捕获百余人，分别惩办。会众由是解散。”
杜总办乃具详将何恩锡革职查办，州视学王照琴、教育会长常理基、孙宝怡一并褫革拿问。总斯案之结果，乡民于溽暑之际，刑后受伤死者十数人，李东周系狱，光复后释归即毙，瘐死府狱者五人。”
对于拍卖山荒一事，山东省府拍卖山荒的一半，留出另一半供山民采伐已经是让步，即便山民不满，也是向政府抗议，与办新学毫无关系，结果被不满办新学的“三教”利用，竟变成了冲击州城、殴警毁学的大事件。
这次事件的直接结果是“昆嵛山放荒事，亦终罢议”，李东周等十余位村民失去了生命，知州何恩锡革职查办，学绅王照琴、常理基、孙宝怡三人被罗织罪名通缉逃亡燕京（直至清朝灭亡才得以昭雪），劝学所、教育会解散，州城内新建的学堂均被砸毁，轰轰烈烈的创办新学运动“顿形停滞”了。
罢垦毁学事件给宁海州教育变革造成的伤害远不止如此。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为官者不敢涉足办新学，大都坐等观望。一些蒙昧不明大义的群众则借机群起反对新学。如曲水村（现属乳山市）青年教师辛儒修，在本村首创新学校，昆嵛山民罢垦毀学案起，其本人和学校都被殃及，反对新学者相率而起，对其百般侮辱，逼停学校，并勒罚其田地，逼立字据。其时，这种情形在全州并不是个例。特别是那些原本就反对新学的老塾师们，更是借机恢复私塾，拒绝到师范传习所接受培训，致使师范传习所自光绪三十二年成立，至民国建立，六年的时间，只在民国三十三年培训了一百余名塾师，宁海州兴办新学一直延至民国建立才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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