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自秦皇汉武 说说泰山那些事儿
李白和孔巢父、裴政、韩准、张叔明、陶沔五人，在徂徕山的竹溪，纵酒酣歌、啸傲泉石，史称“竹溪六逸”。
从秦始皇开始，逐渐确立了泰山封禅制度。□ 本报记者 张依盟
本报通讯员 杨璇
乍看，泰山能有啥好说的。它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家喻户晓；“五岳独尊”“齐鲁青未了”耳熟能详，很多人都登过泰山、学过有关泰山的课文，对不对？
5月17日，记者带着同样的疑问，来到泰山脚下：眼前摆着一份百万字《泰山编年通史》底稿，两杯清茶，听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教授周郢系统地讲解泰山那些事儿。
王朝治乱兴亡的“晴雨表”
六王毕，四海一。公元前219年，40岁的秦始皇踌躇满志，决定搞点儿大动作——封禅泰山。于是，他沿着新修的“高速公路”东方道，从咸阳来到东方。
秦始皇选了一个好日子，但天气预报并不准。一队人登到中途，突遇暴风雨。一时间天昏地暗，队伍四散，皇帝被“晾”在一边儿。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慌乱中，一棵枝繁叶茂的松树吸引了秦始皇注意。他急忙跑到树下，才躲过一劫。天气很快转晴，封禅大典顺利完成。多亏了这棵大松树，秦始皇才没被淋成“落汤鸡”，维护了“中国第一个皇帝”的形象。
秦始皇很爽快，认为松树救驾有功，将它封为“五大夫松”。何谓“五大夫”？秦统一六国，靠的是虎狼之师，而秦军战斗力，主要来自一套先进管理制度——二十级军功爵位制。这套制度在商鞅变法中设立，在鼓励秦军士气、提高战斗力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比如，制度规定，秦军把敌人的人头砍下来带回军营，作为证据，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斩获敌人“甲士”（敌军的军官）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一级爵位“公士”——打一次胜仗，小官升一级，大官升三级。
“五大夫”是秦爵号中的第九等，也是大夫阶层中最尊贵、俸禄最高的爵位。秦始皇将如此高的爵位授予泰山的一棵松树，究竟是何用意？即只要立下功劳，哪怕是一棵松树，也可以得到封赏。借封禅之机，秦始皇向世人昭示制度和他的统治理念。
秦始皇走了，汉武帝来了。此时，西汉王朝已有60余年，对于大汉的首次东封，汉武帝极为“考究”：首先勒兵十余万，北巡朔方，跃威匈奴，再东巡海上后，方至泰山行礼。当时，百官、群僚、侍从摩肩接踵，都以能参与大典为荣。汉武帝本人也很着迷，他建明堂、铸宝鼎、修行宫，接连8次泰山封禅，创造了历史上封禅次数最多的纪录。
接下来，光武帝、汉章帝、汉安帝、隋文帝、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宋真宗、清康熙帝、清乾隆帝等都曾封祀泰山。其中，康熙和乾隆堪称“头部”粉丝。康熙六次南巡，三次祭泰山。当他到玉皇顶时，心中豁然开朗，大为感慨，认为天下第一山名不虚传，写下“果然”二字。由宫廷画师王翚等绘制的《南巡图》，纪录片般描绘了当时的崇祀场景。
乾隆就更“夸张”了，他曾十次到泰山祭拜，其中六次登顶，留下140多首咏颂诗、130多块碑碣，并且每次祭祀，带来丰厚祭器。泰山镇山三宝“温凉玉圭”“沉香狮子”“黄釉青花葫芦瓶”即乾隆所赐。
“事实上，从秦始皇开始，就逐渐确立了集政治与信仰为一体、沟通天人之际的泰山封禅制度。”周郢介绍，连帝王都要向泰山朝拜，它不再是一座单纯的自然山，而是历代帝王证明自己受命于天、功德显著的“政治山”，是体现历代王朝治乱兴亡的晴雨表。“众多帝王留下的历史掌故与文化遗迹，正是泰山‘政治山’特点的体现。”
泰山“诗词大会”与“春晚”
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泰山来了一位史上最飘逸的“导游”——李白。这一日，他举办了一个沙龙，邀请了当时的名士孔巢父、裴政、韩准、张叔明、陶沔五人，在徂徕山的竹溪，纵酒酣歌、啸傲泉石。这一“唐代男团”史称“竹溪六逸”。
竹溪遗址在徂徕山乳山之下，今尚留有李白所书“独秀峰”题刻。据研究，李白的“徂徕之隐”，乃是一场“金高南山买君顾”的求仕活动，并且此前已有成功“出道”的案例。
徂徕山连属泰岳，属大唐封禅之区，隐士王希夷便通过徂徕这条“终南捷径”，在开元封禅中荣邀帝眷。这给苦心求仕的李白等人以极大的启发与鼓舞，才有了“竹溪六逸”组合以隐求仕的举动。
因此，“导游”李白于开元、天宝之际，先隐徂徕，后登泰山，在泰山留下多首瑰丽诗作，其中《游泰山六首》最具代表性。既有“独抱绿绮琴，夜行青山间”“山花异人间，五月雪中白”的浪漫抒情，又有“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的豪迈，这种长时间的畅游，在李白游历生涯中是罕见的。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一番“操作”终于引起大唐皇室的注意，奉召入长安。
周郢解释，当历史发展至唐宋金元时期，泰山文化面貌发生巨大变革，即由原先国家祭祀等逐渐转换为审美、论道的“文化空间”。向“文化山”转变，主要体现在封禅大典神圣性减弱，文学艺术创作空前繁荣。
唐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决定在泰山举办封禅大典。他在途中突然诗兴大发，随口吟诗，大臣们也纷纷附和。在随后的封禅宴会上，各地才子更是不甘示弱，都向皇帝进献诗赋，拉开了泰山“诗词大会”的开端。
这场“诗词大会”有多火？“初唐四杰”里的三位，王勃、卢照邻、骆宾王纷纷投稿。等到了第二次泰山“诗词大会”，也就是唐玄宗时期，范围更广，上有著名的文士才子，下有八岁的孩童，纷纷聚集到泰山进献诗赋。由于作品太多，唐玄宗不得不组织考试，并亲自考核，确立名次，泰山“诗词大会”达到高潮。
这一时期的泰山，可以说是“文化山”的奠定时期，除了诗坛辉煌之外，山水游记亦有特色，后世名著如《西游记》《红楼梦》等都受泰山题材小说影响；同时，绘画、书法、戏曲等多种艺术发展异彩纷呈。
值得一提的是，千年前，泰山已有“春晚”。唐高宗将封禅大典定在正月初一举行，封禅告成后，唐廷在泰山下举行了一场名为“大酺”的盛大歌舞晚会，招待参与典礼的文武侍从与外国来宾。卢照邻在《登封大酺歌》中，生动描摹了当时的场景：“日观仙云随凤辇，天门瑞雪照龙衣。繁弦绮席方终夜，妙舞清歌欢未归。”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场上不仅“妙舞清歌”，而且演出通宵达旦，堪称是一场千年前的“国家级”春节晚会。
“中国的文人名士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泰山情结，泰山以其丰厚的历史底蕴和巍峨壮观的自然景象赋予了他们无穷的灵感。”周郢表示，从孔子开始，到司马迁、杜甫、李白，再到苏轼、苏辙、赵明诚、元好问、顾炎武、蒲松龄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泰山文化的创造，与泰山结下不解之缘，使泰山成为一座人文荟萃之山。
“草根”阶层成为主要力量
明正德年间，从南方来的王五，若想到泰山进香，须先花钱买一张“门票”——香银。如果他能学几句山东话，管事的看他像本地人，说不定能打折，因为官府对泰山周边的百姓征收香银有优惠。史载，这一时期，香税每年收入达二三十万两白银，恰折射出明代香社之盛。
明清时期，泰山文化的发展再次出现了巨大转变：从“政治山”“文化山”等转为“民俗山”，活动主体也由庙堂转向民间、由精英转向草根。
泰山神作为国家祭祀中的山岳神、护国神与民间祭祀中的阴府神的并存势态至明初发生改变。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削去历代所加泰山神帝王封号，恢复其山岳之神的原始意义；明代的朝廷大臣更是禁止将泰山神作为阴神奉祀。这些都导致了民间对泰山神热情的迅速减弱，祭祀活动日趋式微。虽然庙会仍继续举行，但是交易和娱乐功能不断强化。
周郢认为，泰山神祭祀受到抵制的同时，也加速了碧霞元君信仰在民间的传播，开启了泰山女神之祭祀。对女神的信仰兴起于宋，经历了从青春女神到生育女神，从家族之神到护国之神等神职演变。明清时期涌现出大量的泰山香社，香社崇祀之神转变为碧霞元君，泰山逐渐发展成为与武当、普陀山齐名的全国性朝山进香圣地。以民间士女为主体的碧霞元君群体祭祀的活动，已成为这一时段泰山文化的主流。
兴起于民间的泰山碧霞元君祭，深刻影响了国家祀典。明清皇室对元君祭祀十分热衷，不仅加封泰山女神，还不断派遣官员前去进香，由原本的民间信仰逐渐得到了官方认可。
就碧霞元君的民间祭祀，引发了一场大论争，最终碧霞元君得到了众多理学重臣、儒学名士的认可，在文士所作的元君论中几乎都变成了对泰山圣母的集体礼赞。也使许多文士转变了泰山诗文的创作方向，自觉将目光置于新兴起的民俗现象，对民俗内容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明清两朝中，帝王将相、文人学士仍在泰山之上有着频繁的活动，但此时舞台上的主人，却已悄然转入草根阶层，民间力量实际主导了泰山文化的大走向，因而这一时期被称为泰山‘民俗山’的形成期。”周郢说。
近代以来，随着民族精神的觉醒与文化的自觉，人们对泰山精神内蕴有了更加深入的把握，“精神山”的特质得到了彰显。
泰山记录了华夏民族精神发展历程中各式各样的心态，又以其自身的特征引起人们的想象与共鸣。泰山的某些属性与人的意志、理想、追求、性格相契合，通过泰山传达出来的民族精神，“会凌绝顶”的攀登意志、“重如泰山”的价值取向、“不让土壤”的博大胸怀、“捧日擎天”的光明追求、“国泰民安”的美好寄托等都是泰山精神的具体体现。如今，新时代泰山“挑山工”精神照亮了新时代齐鲁儿女的精神底色，成为新时代的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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