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母亲的葬礼 我做了最大胆的选择

2019年第145篇中国人的故事

编辑 | 胖粒

这是母亲要的告别。

在她看到自己胰腺癌晚期的那纸审判书，知道自己只剩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她就想好了。尽管父亲和其他人始终觉得这种“体面”有违常理，不合规矩。

我按下录音机的开关，两秒钟后，《You Raise Me Up》的歌声响了起来。亲友们按照排好的顺序依次上前，步伐轻缓，打破了应有的肃穆。

被白色塑料菊花围绕的相框里，是母亲半年前在社区主持新春晚会的照片，橘红色丝巾打成蝴蝶结垂在她脖子下方那件黑色毛衣前，几只和丝巾同样颜色的猴子被调皮地绣在毛衣上。母亲刚烫了头发，细碎的小卷和那群猴子一样随性，时髦的深栗色把脸衬得颇有光泽。她一只手里拿着节目单，位置刚好，和丝巾的一条边形成一道直线，另一只手轻握着话筒，笑容和三十年前站在舞台中央做主持人时的神采毫无两样，嘴角上扬地恰好，身后的气球、彩带和红色落地窗帘，同她的目光一样闪烁。

相框下方，是母亲经过一番打扮的遗体，枯瘦，如同被衣服包着的蜡像。她躺在铺着白被单的铁床上，等候这场告别。

几十位歌友围在母亲身边，同照片里的她一样梳妆精致，衣着光鲜。

录音机里传出的歌声飘满整个屋子，哭泣声被旋律拥抱，它们捍卫着母亲要的尊严，一如她从未在人前流下一滴眼泪。

“我早就猜到了。”母亲穿着早晨刚换好的病号服靠在床上，新换的这件衣服浆洗利落，边角整齐。病房没安排其他病人，除了她，只有我。她捋了捋头发，脸色虽然黯淡，目光却透彻，声音从笑容里传过来，传到我面前。

昨晚，父亲在走廊里已经告诉我母亲得知了这个消息，她淡定的心态超出他的想象。“你老爸居然哭了，我都没想到！”母亲像个孩子似的，分享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这几天，从你们的表情、医生的措辞，我就意识到了，这回可不是胃病这么简单，不然早就出院了。”作为她一直以来的“盟友”，我一时语塞，不知该说些什么，只好挤出一声干笑。

一周前，我照常給家里打电话，通常接听的那个声音变成了父亲，他告诉我母亲住院了，已经有三天，在做各种检查。我问他是不是老毛病犯了？他说前一天晨练，母亲胃疼得厉害，就提前骑着自行车往回走，歌友丁姨要送，她偏不让，怕给人家添麻烦。他不解：“每回喝点热粥就过去了，可这次到了下午还是疼，我就赶紧带她去省医院。”我似乎看到了电话那头的父亲，一脸无奈。

用母亲的话说，那疼是前心贴着后背，骨头缝里都难受。只是谁都没料到，后背疼根本不是胃的毛病。

那时我因年初刚做完的微创手术停了手边的工作，在北京家中休养，婉言谢绝了很多找到我想一起做事的朋友。但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雨果奖得主、《北京折叠》的作者郝景芳，当时她创办的教育机构正在寻找具有PBL课程研发经验的负责人。我的履历和野外科考背景虽然与这个角色要求不符，但因为对她对教育梦想的钦佩仍然非常想为自己争取这个机会，于是我拜访了她的公司和团队，并在五一小假期来临前参与了他们举办的教师招聘会。但就是在那天晚上，我得知了母亲住院的消息，那一刻它大过所有外在的渴望和憧憬，大过自己勾画的梦，只希望可以回到她的身边。

于是，我乘坐最早一班高铁回到石家庄，赶往医院和父亲汇合。

记得消化内科的病房有六七十米长，那天没有床位，我远远看到一个弯曲的背影坐在护士站对面的加床上，一只手扶着腰，头发有些乱。周围的人匆忙而过，没人注意到她，她只是众多病人中的一个，无数悲痛中的一个注脚，生死离别每天都在上演。听到我和父亲走过来，母亲回过头，露出了舞台上才有的笑容，她用扶着腰的手搂住我说：“闺女回来了。”

我帮她把头发理到耳朵后，笑着哄她：“回来过五一，不然我爸演出，没人陪你。”

假期过完，省医院消化内科的孙主任把我单独叫到办公室，拿出几份检查结果，指着其中一组有癌变指向的数字说：“根据我们的经验，现在怀疑是癌，如果你们想尽快确诊，建议去做个PAT，比核磁还清楚。不过是自费项目，1万，现在交钱还来得及预约明天一早的检查。”父亲不在，他为了几天后的演出去参加京剧社的排练了，这是他乐此不疲的业余爱好，甚至成为了最重要的事。从这时起，我开始替母亲做很多决定，她对我充满信任，和我童年对她的依赖一模一样。

第二天早晨，我从护士站借来轮椅，推着母亲前往B1的核磁室，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做PAT。我没有把医生的推测告诉父亲，尽管我已有了预感。

坐在放射室门口的长椅上，我盯着头顶的灯来来回回，一闪一灭，看到连挂钟的指针仿佛也停了。它们朝我的眼皮凶猛地压过来，直到门被忽然推开，一个干涩的声音喊着“吴玲家属，接病人！”我才再次清醒。走进放射室，我看到玻璃后边的操作间里有位戴口罩的医生对着一张片子看，我便过去打探母亲的情况。

那位医生把口罩摘下来挂在耳朵一侧，看了看我，问我是不是也在医院工作，我迟疑片刻摇了摇头，他便没再说什么，只是把目光落在手中的片子上，我注意到上边有几处发白的大光点，亮到晃眼。

在后来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每当我拉开病房的窗帘被晨光射中，就会想起那天看到的光点，那是癌症晚期的标志，在打印出的彩图里，它们像飞舞的萤火虫，连成死亡的讯号。

推着母亲往回走，经过连接消化内科和肝胆病房的长廊时，她说阳光真好，可却觉得冷，她披着绒衣，腿上盖着毛毯。这是刚入夏的六月，我感到自己坠入了冰窟。

两天后换成父亲陪护，他第一时间知道了结果，让我去病房外的阳台找他。我看到他靠在斑驳的扶手边，地上满是烟头，有的还没有燃尽，冒着烟。看到我来了，他戴上眼镜，吸了下鼻子，把攥成拳头的手挡在嘴边轻咳了两声。“结果不好，胰腺癌，晚期，真是没想到。”他顿了顿，终于哽咽地抬起头，红着眼。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绝望。

“你妈这病几十年了，她年轻时演出总是饥一顿饱一顿，疼得再厉害也没住过院，也没当回事，这是头一次。”他看我没有出声，自己继续说起来。

晚霞被染成紫色，天开始往下沉，把云一片片全带走了。我们望向远方，没有再说什么。

父亲又点起了烟。

随着母亲的病情日益加重，父亲开始通知亲友，他播出的每一通电话，都像她身上扩散的癌细胞，当人们一个接一个都来探望过她，通往死亡那扇门，便被推开了。

母亲是承德人，从小有副好嗓子，会跳舞，是学校里的文艺骨干，家里兄弟姐妹中，她最受身为国民党军官的外公疼爱。不巧赶上“文革”，外公被打成右派，母亲和几个兄弟姐妹被迫上山下乡，劳动改造，外婆受不住打击精神出了问题，到晚年还念着自己抗美援朝的经历，要找组织讨说法。而一向有傲骨的外公最终气不过家人遭受牵连，不到四十就过世了。母亲每次和我讲起她的身世都带着从前的骄傲，哪怕是之后嫁给了铁路工人出身的父亲、离开承德去了平泉剧团，都始终站在舞台中央。

身为主持人的她总是第一个出场迎接观众的目光与掌声，那份光鲜中透着外公身上特有的自信，台前幕后，多苦多累，她都保持着微笑，不服输。后来她调到了河北交响乐团做办公室主任，接待国内外专家、安排演出，把里里外外的事情处理地有条不紊，连退休后移居美国的老团长得知她住院后，都特意发来指挥当地乐团演奏的祝福视频，给她打气。

也正是年轻时那段随剧团四处演出的经历，让母亲习惯了不规律的饮食，有时画完妆扒上几口面条便上了台，有时演出结束再回到宿舍吃夜宵，久而久之得了胃病，还悄悄埋下了一颗疯狂的种子。

母亲一定常想起自己的父亲吧，外公的坚毅是她心里的丰碑，传給她的倔强让她没在人前掉过一滴眼泪。

除了每天使用消炎药和开始不断增加止痛剂量外，留在消化内科已毫无意义。医生说病人的情况各不相同，如果心态乐观，说不定能熬过六个月，与其躺在病床，不如趁最后的时间实现母亲的心愿。我为她办好出院手续，开够一个月的药，装了满满一大袋。

母亲的心愿是回到乳山。2017年她和父亲在那里买了套养老的房子，临海，靠山，天蓝得直熏眼睛，跟大海翻了个跟头似的，沙滩边的松树挺拔，有雕像般的弧线。那年国庆过后，我回去看她，我们一起到离家不远的广场散步。母亲已不再年轻，可还像个孩子似的把脚埋进沙里让我跟她一起玩。我们一起低头去吹脚面的沙子，发现一只海蛎子时，她就把它放在掌心給我看，手心皱起的皮肤和残缺的贝壳连成一个大圈，像是构成了她生命的预言。我想起她年轻做演员的时光，每个动作都带着韵律，连笑起来的弧度都是。母亲一生都在努力给人呈现最好的一面，我知道，只有面对这片海时，她才做回了自己。

她想在最后的时刻留下来，守着海。

出院那天她和所有人告别，笑的格外开心，可走到楼下却下起雨来，连续五天，淅淅沥沥，像是止不住的泪。

我不愿相信这是一个征兆，可事实证明这将是注定的结局。

知道自己的病情后，母亲信了基督，她说这不是巧合，家里早就有本圣经，是一位叫桂兰的歌友送的。正是从那时起，桂兰每天上午都会准时赶到医院为母亲祷告，唱赞美诗，从不在意旁人的眼光。

父亲有时会不解地笑笑，带着调侃。对他来说，这是个陌生的世界，他更愿意把母亲的后事交给医院对面那家丧葬服务中心，那里有一套大家都在遵循的流程，代表着他心中恪守的准则。

回到家后，母亲剪了短发，坚持要去教堂，坚持要登上近百级的台阶，亲自走进教堂的大门，但她的身体已不能坚持走很长的路，无论是劳累或感冒都会让她的情况变得恶化。牧师就带着教会的兄弟姐妹们一起抬着母亲身下的轮椅，把她送上去。推开门，唱诗班已经开始演唱，我把母亲推到一侧安静的位置，她拿出赞美诗，右手紧按着胸口，跟着唱起来，目光一直望着祭台上的十字架，没有离开。唱完三首歌后，母亲感到疲惫，她已经撑不住了，我们把她抬下去，请牧师做了洗礼，那场景就像一幅祭坛画，母亲似乎已没有遗憾。

从教堂回来的那天下午，她说自己做了一个梦，有个身穿白袍的人把她带到一片鲜花盛开的草地，问她这么美的地方，怎么还不来呢？母亲让我猜梦里是什么地方，我说当然是乳山，你一直念叨着要回去，不是乳山还能是哪儿？

她笑着摇了摇头，说梦里的人是耶稣，那个鲜花盛开的地方不是乳山，是天堂。

站在床边，我一下下吞咽着口水，脚下仿佛生了根，动弹不得。雨还在下，伴着雷声，越来越大。

当天夜里，母亲的疼痛发作，我和父亲再次把她送回医院，她眉头紧皱，抓着我们的手直到天亮。

我听到她不停地重复着：“回不去了，我回不去了。”

持续发烧如同抽到了一支“凶”签，意味着母亲的身体正在发生病变，也是引发这场疼痛的唯一解释。

再次住院的第二天，她被转移至肝胆外科，专家会诊得出“胆被挤破，脓水正在扩散感染，需要马上手术”的结论。主治医生把我和父亲叫到病房外，我们需要马上确定是否给母亲进行手术。手术的风险很大，她恐怕承受不了开膛造成的伤害，但如果不做，感染带来的后果会直接导致其他器官的恶化，或许连一周都熬不过。

摆在我和父亲面前的两条路，对母亲而言都有可能是致命的。我回到病房问她怕不怕，她平静地说：“都走到这一步了，还有什么可怕？”

赌一把，我心里忐忑，来不及和自己徘徊，匆匆回到父亲身边，请他在手术风险书签下名字。

四十分钟后，母亲被推往手术室所在的六层。出了电梯便看到一间有两扇大玻璃门的等候室里坐满了家属，他们面朝上盯着电子显示屏的字幕，那里正滚动着患者的名字，人们通常一等就是三、四个小时，马上我们也会坐进去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没人感到困倦，吸烟室亮着灯，自动饮料售卖机里只剩几罐红牛。

除了等待，还是等待。3个小时并不算长，可蓝色的大屏幕却静得像一潭死水，我们没得选。

“吴玲家属！”手术室的门一开，我、父亲及赶来的亲友一拥而上，围住穿绿色手术服的主刀医生。“手术很顺利，脓水都处理干净了，不过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肝，你们知道就好。”医生告诉我们母亲情况特殊，已转到ICU重症监护室观察，不再归肝胆外科，他显然松了口气，而母亲则进入了另一道鬼门关。

我们仍然没得选。

用电影里的生化实验室形容ICU毫不为过，在这里，人的尊严被拿来展示，承受力受到最大程度的挑战。疼痛最终会使人麻木，不记得自己，也不想记得这个世界。等候的每一分种都格外漫长，我不停去看手机，生怕错过医院的来电，又生怕手机响起，听到的是另一个结果。

终于，两天后ICU通知我们可以接母亲出去了。可当我看到她被推出来时脸上惊恐的神色，便知道她是怎样度过这炼狱般的48个小时了，她甚至有点说胡话。

这次，换成我紧紧抓住她的手。

回到肝胆外科，母亲被安排在护士站对面的房间，这里只住病情最重的患者。她慢慢平静下来，看到熟悉的面孔围绕身边，不再害怕，这是确诊后的第26天。从这天起，父亲的亲戚朋友、母亲的妹妹及歌友们开始轮流陪护，直到最后。

可刚一进入六月，她便在凌晨突然唱起样板戏，像着了魔。我清楚地记得那天还不到四点，母亲被疼痛折磨醒来，唱起熟悉的《红灯记》。她目光空洞，直勾勾穿过我的身体，咬紧牙关断断续续唱着：“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跟你前进不彷徨……红灯高举……打豺狼，打下去……” 魂魄被吸走了似的。陪床的歌友用力为她揉背，她如同任人摆布的木偶被按下演唱开关，摇摇晃晃，只是没有了头顶的聚光灯和台下的掌声，只有伸向寂静的利刺将她一圈圈捆绑。

我不情愿地找来护士为她打止疼针。没有人不清楚，在止痛的同时她昏迷的时间也会变得更久。那天醒来，她再也说不出任何一句话，开始认不清人。

母亲的主治医师曾无奈地问我：“难道你想让病人清醒地和你聊天么？那她得承受多少痛苦？不能说话很正常，她的器官最后都会衰竭，只是早晚的问题。”

除了母亲的病房从没关过灯，其他屋子都会传出匀称的鼾声，偶尔有人咳嗽，我猜也该是幸福吧。

好友晓旭在我生日这天专程过来，带了亲手做的蛋糕，说是一份寄托，给我和母亲。父亲见到晓旭热情地招呼，递上饮料水果，从母亲的病情聊到了即将准备的葬礼。他告诉晓旭，昨天母亲的一位朋友居然要按照基督教会的形式为母亲告别，把唱诗班、牧师、小乐队都带到殡仪馆去。

还没等晓旭开口，父亲又露出了不解的笑容，身子前倾：“哪有这么搞的，还不让外人笑话！？晓旭你说是不是？”

晓旭看了看我问到：“阿姨是不是也这么想过？记得你说阿姨信基督了？”

母亲闭着眼，像睡着了，但我知道她意识还在，听得见。

“你阿姨想做的事多了，能按她的来么？”还没等我开口，父亲又抢先一步。

“我活了大半辈子，没见过这么搞的，得按老祖宗的传统来，那才像话。里边讲究多着呢！你们别不信。再说了，殡仪馆也不允许教会的人这么搞啊？”父亲自信地把他的理论讲給晓旭，旁边陪护的四姨看着他，淡淡和我说了句：“你爸还真是老讲究。”

“咱们得尊重我妈的想法，这是她交代过的。”我看着父亲，又看了眼晓旭。

“这事还得听我的，你们年轻人，不懂！”

“叔叔，阿姨活着不能由自己，死还不能随心么？”晓旭忍不住了，说出憋在我心里的话。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如同四姨和母亲的关系。

父亲一愣，去拿桌上的保温杯，瞧向母亲，病房里一阵沉默。这时有父亲的朋友探病，带着果篮鲜花进来，看到昏睡的母亲不禁激动，画面令我想起母亲在凌晨唱的样板戏。

晚上姑姑来了，父亲把我们叫到病房外，商量起母亲的后世，他搬来了救兵，要让我知道他拥有支配一切的权力。姑姑显然尊重父亲的想法，也毫无疑义的支持他的观念，成长的岁月将他们紧密连在一起，那是张密不可破的网，我却不像一个女儿，更像个挑衅权威的反叛者。为了母亲，我据理力争，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忽然起风的夜晚变成一把锋利的手术刀。护士站的灯晃了一下，值班医生拧开水龙头洗手，那水流了很久，和打在窗户上密集的雨丝连成堤坝，闪电紧跟着，水势上涨。

“我告诉你！这事儿也得为你爸想，不然他面子往哪搁？身边的人怎么看他？都是为了你妈好，不穿上棉袄棉裤，下边冷！”姑姑义正言辞地指责我。

“我妈不去下边，她怎么会冷？”这些字从我嘴里一个个吐出来，冲破姑姑凶猛地气势。

父亲一言不发，从裤兜掏出烟盒和火机，他明知道楼道里禁止抽烟。屋里，氧气面罩架在母亲鼻子上，监控器显示出她的呼吸和心率起伏不定。

“医院对面就有家殡葬用品店，咱们去看看，兴许你妈也觉得合适呢？”父亲终于说话，作为家长的他破天荒做出让步。

暴雨刚走，闪电还在头顶跳动，我踩进躲不开的水坑和父亲穿过停车场，脚面被水坑里的泥土碎石堵得难受。

那是家不大的丧葬用品店，但可以承包从穿衣、设灵堂、火葬、灵位寄存到选墓地等全部需求，老板是位留着平头、身形结实的人，说自己继承了祖辈的活儿，我们可以绝对放心，保证让母亲走得安心。店里的三面墙被各色骨灰盒、金银被褥、大红棉袄、元宝纸钱摞满，桌上的笔记本电脑正播放一档综艺娱乐节目，爆笑声传出来，将气氛搅得荒诞。

父亲对着雕刻精美的紫檀木骨灰盒看了又看，问我行不行，又指向白色缎面的床单说：“都要一个色的！”

“叔儿，金银俩色，咱们这儿都是这讲究，错不了！”老板笑了，在他眼里，我们闹了笑话。他接着把配套的东西说了个遍，列出价格，給父亲递上名片，正面印着——小刘丧葬服务中心，专业品质，值得信赖。

“叔儿您随时打电话，我过去得快……”又一阵爆笑声从电脑传来，老板的声音被次瞬间淹没。

那晚姑姑陪床，父亲骑电动车带我回家，我们有一搭无一搭地聊天，他说到时就用母亲春节在社区演出那张彩色照，能代表她做主持人的身份，也漂亮，再套个白框，显得有气质。其他的还得按习俗来。

路过一家还没打烊的糕点店，父亲忽然停下来说：“晓旭的蛋糕忘了拿，给你再买一个，今天你生日，我都想着呢。”听得出他有点得意。

想起小时候父亲骑自行车带自己看病的日子，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回家后他为我煮的一碗西红柿鸡蛋面，我抓着电动车的后座没有松手，从嗓子挤出一句连自己都快听不清楚的话：“行，去看看。”

而那碗面的味道留在心底，比什么都好。

在母亲还能发出微弱地声音时，我告诉她葬礼举办的方式会按照她的意愿摆放彩色照片、播放她喜欢的歌，其他的由父亲主持，尽他的心意。我看到母亲的嘴角向上扬起，眼缝里的瞳孔在动。

母亲走时是个清晨，小刘老板在半个小时内赶到病房，有条不紊地启动了葬礼流程。他交给我一把黑雨伞，让我务必遮好母亲的脸，说见了光下面不收。又是下面！我心里一惊，就这样陪着母亲冰凉的身体钻进小刘的车，横穿过整座灰暗的城市，前往殡仪馆。

摇下车窗，风和雨一起扑来，打得脸颊发热。

接待完远近亲朋的吊唁，三天后，家里撤掉灵堂，我终于再次见到母亲，她已化好妆，躺在殡仪馆的铁床上，红棉裤外套着红格长裙，身下铺着小刘准备的金银两色床单。我把拎来的录音机放在一旁，里边是《You Raise Me Up》，等待循环播放。

歌声响起，托住人们的哭泣，朝屋顶盘旋上升，捍卫着母亲的尊严。那段旋律无论在我推着她走向焚化间的火海、看她化为一堆白骨，还是面对摆在院子里那座巨大的遗物火化炉时，都始终飘在头顶。我抱住母亲的灵位跪倒在坚硬的水泥地，看面前的炉火把她的痕迹带走，像从没来过。火舌贪婪地吞食着衣物、纸钱，母亲能否顺利抵达父亲说的那是世界，要靠它来检验。

一阵疾风吹过，我睁不开眼，只感到浑身毛孔被细小的灰烬塞满，连呼吸都是。

葬礼办的体面，沸沸扬扬，出乎父亲意料，他谢过亲友，如释重负地说：“圆满了！”

一个月后，我取出母亲寄放在灵堂的骨灰，带她重返乳山。看着骨灰游向大海深处，我把录音机摆在灵位旁，再次按下开关。

《You Raise Me Up》伴着海浪的节奏唱起来，海面银光闪闪，宏大得像一首赞美诗。

我不再和父亲争执彼此的信仰，那年春节也没有和他一起度过，像一根紧绷的皮筋终于失去弹性，我们按照各自的方式面对着不再团圆的除夕，虽然落寞，却给与了对方充分的尊重。

重返职场带来的起伏让我重新审视生活，勇敢回望身后的自己。在扭转不了的是非面前，评判的标准无非关乎一份得失计较和心底不敢承认的欲望罢了。

海汹涌澎湃，它卷起沙滩上所有的痕迹，推回生命的起点。再精彩的人生出演终会在掌声中落幕，如同潮起潮落，将时光洗刷殆尽，一切归零。

我对她说：“妈，我们回来了。”

作者后记

关注三明治已经很久，一直看别人的故事，不同生活，境遇百态，直到有一天自己终于鼓起勇气写下过往的经历。母亲去世并不是我最早确定的主题，但胖粒老师自始至终像个朋友，给我打气，让我放下心中的羁绊，直面过去。在困境、绝望、无助和对抗中重新厘清思绪，与自己达成和解。

在短故事学院，写作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更是帮助我们找回心流的方式，感激胖粒和我一起前行的日子，让我看到了生活更广阔的意义和样貌，哪怕是面对死亡，都可以如一场狂欢。活得真实可爱，才是最好的自己。感谢三明治。

本文由短故事学院辅导完成。点击了解短故事学院，或直接联系三明治小治（little3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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