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深处追船人

大众日报 2020-11-06 09:49 大字

纪录片导演井建民在远洋渔船上进行拍摄。(资料片)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 本报记者 陶相银

“大洋之旅之于我,就像一场修行,对海洋的敬畏,对生命的思索,我想把这些思想融入到片子里”。“我要拍遍三大洋,拍遍所有的远洋渔船作业方式,记录这群勇于征服大洋的人。”这就是井建民。

大洋,是远洋渔民漂泊的家。他们用自己的坚毅,在无垠的深蓝中熬制出一份最深情的人间烟火。

井建民,创造了一项纪录——去南大西洋拍摄鱿钓船,《大洋深处鱿钓人》成为我国首部远洋题材纪录片。去年,他又打破了自己创造的纪录——去印度洋拍摄金枪鱼钓船,《大洋追鱼记》将于明年上映。

11月中旬,这位57岁的纪录片导演将再赴印度洋,并计划在明年去往太平洋岛国斐济拍摄中国远洋渔业基地。“我要拍遍三大洋,拍遍所有的远洋渔船作业方式,记录这群勇于征服大洋的人。”

为了理想——

抛家舍业,远涉大洋

从实现梦想的角度来看,井建民的人生从不惑之年才拉开帷幕。

43岁从电视台辞职,放弃了编制和优渥的生活,开始经营山东火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火龙传媒”)。三年后,公司凭着一些作品接连斩获各项大奖,在业内声名鹊起,经营走上正轨。做海洋题材的纪录片,这个一直萦绕于井建民心头的梦想,又一次破土而出。

威海是渔业强市,渔业既是传统产业也是优势产业。威海远洋渔业始于1991年,目前的作业海域已拓展到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三大洋。全市拥有远洋渔业资格企业25家,占全省的61%;远洋渔船总数达到361艘,占全省的66.7%。

眼见着远洋渔业发展日新月异,但远洋渔船上的渔民却被忽略,井建民最终决定“用镜头关注远洋渔民这个群体”。

远洋拍摄不仅需要较大的投资,而且风险巨大。在此前的纪录片领域,反映渔民生产的影视作品也仅限于近海捕捞作业。“不是我迟迟不敢迈出这一步,而是根本就没有渔业公司愿意配合我们。”井建民说,他不得不把这个想法压在心底,“反复畅想,憋得难受”。

2015年的一天,威海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到火龙传媒考察时,与井建民畅聊一番。出乎井建民的意料,他的这个畅想得到了宣传部领导的重视。“没多久,就给我们联系了一家远洋渔业公司,让我们双方谈一谈。”

支持大洋之旅的公司是威海荣玛渔业有限公司,该公司的远洋鱿钓船“鲁威远渔979”在当年10月份即将前往南大西洋作业。商谈异常顺利,荣玛渔业全力支持,双方很快就确定了往返路线、时间、拍摄内容。踌躇满志的井建民,马上着手准备,“先是从公司的摄影师里挑了4个勇敢的大小伙子,然后一起研究远洋渔业,对困难进行预估,写脚本……”

先期拍摄已经开始,噩运却接踵而至。弟弟因工伤住院,最终不治身亡;老父亲因阑尾炎住院,此时妻子也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大洋之旅是否还要继续?井建民犹豫了。病榻上的妻子说服了井建民,“去吧,机会难得”。

万里行程——

海陆之别,生死一线

2016年1月21日,井建民一行在北京乘飞机,经法国、阿根廷辗转,最终抵达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拍摄对象“鲁威远渔979”已经于2015年10月30日从威海石岛港出发,历时两个多月抵达南大西洋作业区。摄制团队要在蒙得维的亚港搭乘荣玛渔业的“鲁威远渔919”,待驶抵作业区后再到“鲁威远渔979”上拍摄。

南半球的夏天绚烂多彩,异国风情令人目不暇接,看到70多米长、11米宽的“鲁威远渔919”停在岸边,井建民一度觉得之前对困难的预估有点过头了,“那时候,就感觉要坐游轮出海玩一圈一样。”上船几小时后,井建民就意识到这个想法有多么愚蠢。

渔船都是成对出海,远洋渔船也是如此。当地时间1月28日11点半,“鲁威远渔909”和“鲁威远渔919”结伴起航。仅仅半小时后,海呈现给人的不再是岸边驻足时看到的梦幻之美,而是深深的恐惧——一面天四面水,脚下的船就是世界的中心,“再大的船,在大洋深处也是沧海一粟”。

风浪渐大,晕船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除了常年在大洋上漂泊的船长、大副等6名职业船员,28名船员都是首次到远洋上来的新手,且大多是内陆人。摄制团队更是悉数难免,再也没人去甲板上看风景,况且除了云头就是浪头,也没什么可看。躺在各自的床铺上,每人把住一个桶,不时翻身起来哇哇地吐。“有的一晕就是两三个月,那滋味可不是人受的”。

16时许,船突然停了。见船员四处奔走着忙碌,井建民觉得“来戏了”,他喊起了同样头昏脑胀的同事们,拿起设备就拍。多时后,井建民才知道,因为“鲁威远渔919”偏离航线,触底搁浅了,无法行进。“这么深的海里还能触底?”井建民诧异不已,他眼见着包括肉、菜等生活物资在内的很多东西被逐个抛进海里,更是感到不安和恐惧。船被减负,逐渐上升,才得以脱身。

同舟共济,在远洋渔船上根本不需要解释。井建民在恐慌的时候,忍不住去看船长,“他一脸镇静,我们就放心。”所有人都是如此,因为船长不仅是船上的最高统帅,更是船员们的主心骨。

而在当夜11时许,“鲁威远渔919”的发动机再次熄火。因为船触底时,泥沙进入冷凝系统,导致水流不畅,继而致使发动机因温度过高而爆缸。大洋深处失去动力意味着什么?“如果海上起风,任何一个较大的浪,都会将渔船置于危险境地。”井建民和同事们一夜未眠,“周边全是未知的世界,一切都浩瀚莫测,感觉危险如影随形”。

“鲁威远渔919”发出了求救信号,次日早上,“鲁威远渔909”赶到,用一根粗壮的缆绳拖着“鲁威远渔919”继续前行,而“鲁威远渔919”边走边修,直到2月3日才恢复正常。

2月6日,“鲁威远渔919”终于与“鲁威远渔979”在大洋相会。在风浪的颠簸中,两船缓慢靠近,在相距不足10米后各自抛出缆绳相互靠船,船头高大的吊机探出长臂,摄影师们坐在一个大网兜里被吊上了“鲁威远渔979”。

初上“鲁威远渔979”,井建民说:“有种终于回家了的感觉。”但在第二天,他和所有人一样,“想家想得想哭。”2月7日,是除夕。井建民说:“这是我第一次远离祖国,也是平生第一次没跟父母一起过年。”

这天晚上,大家一起动手,包了饺子,炒了几个菜,还搬出了啤酒。为了保证生产安全,船员只被允许在除夕当天适量饮酒,且只能是啤酒。举杯,唱歌,祝福,喧闹营造出热烈的氛围,谁都不愿停下来,一旦安静下来,肯定会有哭声响起。

年夜饭吃完,船长带着船员们来到甲板,冲着祖国的方向磕了几个头,尽管家乡此时才是除夕的早晨。

远洋生活——

只有“将就”,没有“讲究”

远洋渔钓的作业过程是极为劳累的,往往要持续整夜。船员们原本6小时一班,在渔汛好的时候,需要全员连轴转,休息也只能是就地歇一会儿。摄制团队成员的生物钟也随之处在相对混乱的状态。

“船员都是小跑着干活,空间有限,我们几乎没法跟拍,也没法按照设想的角度去拍摄;风浪声和机器声太大,拾音效果非常差;船一直在颠簸,镜头没法稳定……”困难太多,但拍摄不能停,井建民只能想各种方法克服,“让船员帮我们焊接了几个拍摄辅助工具,把摄像机伸到接近海平面的位置拍摄。风浪大的时候,要把三脚架用绳子固定,将摄影师捆在围栏上,还需要另外两人每人拴着一根安全绳抱住摄影师帮他保持平衡。”

南大西洋是地球上最为狂野的海洋,狂风巨浪三天两头就来一次。“站在甲板上,你会感觉船正一头向水下扎去,继而猛地一抬头,发现又在往天上冲。”这也使摄影师们持续处于晕船状态。而很多场景都是摄影师在眩晕的状态下拍摄的,有时候为了拍摄效果,会选择一些特殊的角度取景,例如船帮外的镜头,这需要摄影师将身体探出船舷,虽然绳索可以确保安全,但这种危险动作考量的却是心理承受能力,“滔天巨浪翻滚而来,就像马上拍到头上一样……”

为防止摄像器材被海水腐蚀,拍摄时必须把摄像机包裹起来。三脚架三天两头需要修理,否则拉不动栓,“湿度、盐度太大”。

远洋渔船上的生活从没有“讲究”一说,一切都是“将就”。摄影师们的床铺跟船员们一样,不足6平方米的房间内要住4人,上下铺。房间下方就是冷库,原本就潮湿的房间更显阴冷。“下铺就是在地板上铺上泡沫板,直接睡在泡沫板上。如果不是每天拿电褥子烘一烘,就跟睡在冰块上一样。”船长有住单间的待遇,也不过五平方米,一床一桌一橱柜而已,且紧邻驾驶舱,便于他时刻去掌舵。

至于个人卫生,也没人在意,洗脸、刷牙这种日常生活程序,被很多人压缩成好几天一次。船上有海水淡化设施,淡化水不仅不好喝,还限量使用。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大家会不约而同地到甲板上洗澡,“都是老爷们,也没什么好难为情的,从海里打海水冲澡,之后用淡化水一冲就完事。”洗衣服、洗被褥的方式更为奇特——用绳子拴住衣物,扔进海里,绳子系在船尾,任由衣物在海水里冲洗一两天,之后拿上来用淡化水一泡,再晾干即可。

在远洋渔船上,笔记本电脑是必需品,不论新旧,不讲配置高低,只要硬盘足够大,能看视频即可。硬盘里堆满了下载或拷贝来的影视剧、小品、相声等一切可以缓解精神压力的视频。

吃,在船上也只能发挥它的基本功能——“饱了就行”。为了便于保存,船上吃的都是冻菜,蔬菜被切碎装进筒状塑料袋内再冷冻起来的那种。“炒、炖都一个味,做熟了就吃,更何况这里除了鱼腥味也没有别的味道。”井建民说,他们补充矿物质和维生素C的办法就是泡茶吃柿子,“柿子是冷冻保存的,拿出来就吃,一个能啃半天。”

船上唯一的绿色来自后甲板的一个“蔬菜大棚”,这是轮机长用泡沫箱种的“自留地”,一共也没成活几棵菜,只有少数几个人在嘴馋的时候才有权薅几根绿苗吃,“青菜在渔船上是奢侈品”。

除了承受劳累和艰辛,远洋船员也跟社会隔离。“鲁威远渔919”的二副徐龙已经在远洋渔船上干了9年,“人都锈住了”,30多岁的他连微信都不会用。

远洋渔船上的高薪和现实生活的压力,促使他们涉足茫茫大洋。“鲁威远渔979”上有对双胞胎兄弟,弟弟已经在远洋渔船上干了7年,哥哥却是大学生,因创业失败跟弟弟到远洋渔船上来“挣大钱”。而船长于传荣已经在远洋船上干了十几年,他的两个哥哥则在另一艘远洋渔船上谋生活。

“他们是在狂风巨浪、无常天气、摇晃世界里生存的劳动者,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我们一样丰富,他们对生活和我们一样抱有美好的期待。在他们身上,勤劳、勇敢、坚韧这些优秀品质体现得尤为突出,他们愿意为家人创造美好的生活,去从事这样一种超乎人们想象的艰辛工作。”井建民说,“平凡和伟大并不矛盾,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这个时代最普通的样本,我敬佩他们。”

理想未竟——

从“打死不去”到“必须再去”

渔汛极差,“鲁威远渔979”在南大西洋作业5个多月,才打了150吨鱿鱼,而这个数字是2015年两三天的渔获量。这也使得原定的返程计划一拖再拖。

2016年4月16日,10级强风裹挟着7米巨浪而来。“鲁威远渔979”不得不全速北上,以躲避风浪。借这个机会,摄制团队将被送回陆地。5月13日,“鲁威远渔979”驶抵乌拉圭的一处外锚地,当看见陆地的那一刻,井建民兴奋地张大了嘴却说不出话,环顾四周,他发现所有人都是如此。此时,井建民内心又重复了一遍“打死也不会再去大洋上了。”

摄制团队如愿回到了陆地。而“鲁威远渔979”上的船员们不能靠岸,渔船再次起锚,前往秘鲁附近海域继续作业。按照劳动合同,这些远洋船员必须要在海上工作满两年才能上岸。在南大西洋漂浮4个月,井建民瘦了20斤,在无尽的恐惧中他也多次怀疑自己的行为是否值得。回到威海后,井建民像是得了抑郁症,经常关掉手机把自己锁在屋里,一坐就是一天,“就是发呆,什么都不想干。”他原想尽快把片子剪辑出来,但一看到那些画面就忍不住哭,其他摄影师亦是如此,井建民说:“零距离接触对这帮船员的感受太深了”,剪辑工作不得不在三四个月后才展开。每当有朋友前来探望,井建民会像祥林嫂一样不停地念叨“好好过日子”。

300多个小时的素材最终被剪辑成90分钟,题目定为《大洋深处鱿钓人》。直至2019年1月4日,《大洋深处鱿钓人》才首映。但上院线的成本太大,这部被评选为“2019年优秀国产纪录片”的电影走进了农村院线平台,并在中国纪录片网、央视影音等处展播。

“为了它,赔了130万。”井建民感慨,“拍纪录片不挣钱,我也从没指望它挣钱,我只是想记录这个时代,把影像留给这个世界。”

反复回味大洋之旅,井建民发现,“南大西洋之行,是我人生的一场顿悟,同时也让我留下了很多遗憾。”他开始怀念仍在大洋深处的那帮兄弟,忍不住蠢蠢欲动,“是不是再去一趟?”不久后,这个疑问变成“必须再去”。

这一次,井建民把题材定为印度洋上的金枪鱼钓。在威海市委宣传部的协调下,荣成的靖海集团伸出了援手。

征途再启——

从“我是导演”到“我是渔民”

2019年12月25日,井建民的新片《大洋追鱼记》开机。“金枪鱼的一生都处于游动状态,金枪鱼钓船在作业时也是不能停的,所以这次取名叫‘追鱼记’。”井建民说,开机当天,包括他在内的5人摄制团队随“鲁荣远渔267”“鲁荣远渔268”两艘远洋渔船驶往印度洋。

“这次是全程在船上。我们带了17套摄录设备,分两组,一组跟拍‘267’,另一组跟拍\‘268’。”井建民说,“我们5个人里有3人去过南大西洋,有经验。”

井建民所在的“鲁荣远渔268”上有23名船员,大多数没有出海的经历。起初一段时间,来自天南海北的他们会很快熟识,相互聊聊各自的故事,聚在一起乐乐呵呵。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除了工作,船员们又只剩下无聊,相互之间的聊天渐少,有时面面相觑却无言,各看各的影视剧,或独自抽着烟望着大海发呆。井建民说:“渔船与渔船之间,船员与船员之间,因为作业环境的特殊而有着特殊的交流方式和情感联系。”

印度洋不像大西洋那样每天都风起云涌变幻无常,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在阳光和蓝天的映照下美得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每一帧画面都可以当做屏保”。

进入印度洋后,“鲁荣远渔268”与“鲁荣远渔267”因通信设备故障失去联系,“听说267船的位置有台风,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井建民说。后来,摄制组安全会合的时候,井建民抱着同伴情绪一度失控。

工作依旧是劳累的。“鲁荣远渔268”选定一个起点,按照“U”字型航行,边走边放线,线的长度有130公里。放线往往从凌晨3点开始,持续到中午12点到13点,放线结束,也就意味着船到了“U”字型航线的尾点。随即,“鲁荣远渔268”再驶往起点,浮漂中的电子定位装置能让渔船准确无误地找到它。到了起点,便是收线过程,转动的轮机拖拽绳索上船,摘卡、收线、拖鱼……为了保鲜,金枪鱼一上船,要在短短几分钟处理,随即被搁入-60℃的超低温冷库中储存。

金枪鱼钓作业也需要看运气,有时放收线一次,能钓100多条鱼,有时也只有二三十条,偶尔也能钓到两百多公斤的鱼,大多是几十公斤的。

“触目惊心。”井建民说,收线是高强度作业,需要团队跟船速配合,更因为是人配合机器的速度,任何一个环节稍有差池就会断线甚至伤人。

金枪鱼钓船无论放钩、收钩都是在行驶中进行,船头风浪会迎面扑来,一台十几万的摄像机就这样被打翻报废,一台大疆航拍机也在印度洋上撞船沉海,一台小型水下摄像机撞碎进水。

井建民一行提前返程,就是因为一名船员受伤。那是2月8日,“鲁荣远渔268”接到通报,“鲁荣远渔876”上有名船员受伤,为了防止伤口感染,需要载送他上岸。此时,拍摄任务已经结束,井建民立即决定搭乘“鲁荣远渔876”回国。

海上搭乘的耗时之久远远超出想象。当时,“鲁荣远渔268”在东经90°、南纬23°附近,三天后,他们才等来了“鲁荣远渔876”。乘坐上“鲁荣远渔876”后,集合的消息也同时发给了“鲁荣远渔267”,两船对开了一天,才在大洋上相会。待人员集结完毕,“鲁荣远渔876”全速北上,于10天后抵达斯里兰卡附近海域,在此等候了5天,才等来了回国的运输船。好在运输船的速度快,他们终于在3月9日回到了荣成。

上了妻子的车,井建民第一句话是“下次去,会比这次更有经验”,妻子有点匪夷所思,井建民也觉得莫名其妙。

5个月后,他再次来到靖海码头,看到归来的远洋渔船时,内心又勾起了再次到大洋的冲动,他说:“我感觉我就是渔民。”

对于这部《大洋追鱼记》,井建民很有信心,“我们纪录片记录的就是真实,所以每一帧画面都弥足珍贵”。“计划在明年春天就把它推出来,让人们尽快地看到远洋捕捞作业的宏大与艰辛。”井建民说,他在剪辑时充满了感情,“大洋之旅之于我,就像一场修行,对海洋的敬畏,对生命的思索,我想把这些思想融入到片子里。”

《大洋追鱼记》尚在剪辑过程中,井建民又整装待发。11月中旬,他将带领摄制团队再赴印度洋,拍摄灯光围网捕捞船。“计划是两个半月到三个月,但愿一切顺利。”井建民很感慨,“远洋里,只有可能怎么样,没有确定一说。”同时,到斐济拍摄中国远洋渔业基地的计划也已经基本确定,“明年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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