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邓大人,小人虽是一名练勇,也知国事重于家事,小义服从大义。”荣成人王永海回答说,“邓大人大父、先父丧,且以军务为重,在营守制,我辈岂能以家事妨碍国事?”
邓世昌
“致远”舰军官合影,居中交臂者为邓世昌■感知民族精神汲取奋斗力量
□本报记者卢昱
今年7月至9月,我国考古工作者在辽宁大连庄河海域开展水下调查工作,搜寻、发现并确认了甲午海战北洋海军沉舰——“经远舰”。这是继“致远舰”之后,我国甲午海战遗迹水下考古工作获得的又一重大成果。
海底的淤泥,覆盖了当年的战舰,却遮挡不住那段受人欺压的国耻。而在那场生死较量中,有这样一批人挺起脊梁,以死殉国。“致远”管带邓世昌与“经远”管带林永升便是其中代表。他们均在舰受重创的情况下,毫不退缩,与敌血战到底,直至壮烈殉国。
曾经浪过眉须白,不见尘飞面目清。邓世昌与林永升可谓意气相投、志同道合的同学、战友、知己,他们一起满怀抱负,期盼海军图强,最后在大海里永生……
“早置生死于度外”
“经远舰”由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建造,1887年底作为“致远舰”的僚舰,入编北洋海军。著名将领邓世昌、林永升分别出任两舰的管带(舰长)。
“经远”号,是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为了“大治水师”而向欧洲订造的四艘新式巡洋舰之一。和同批在英国订造的“致远”“靖远”号穹甲巡洋舰不一样的是,“经远”和她的姊妹舰“来远”是因为北洋大臣李鸿章和时任中国驻德公使许景澄的竭力坚持,在德国定制的装甲巡洋舰,而这也是德国造船工业历史上设计、建造的第一型装甲巡洋舰。
1894年初夏,甲午中日战争爆发。9月16日,包括“经远”在内的北洋海军主力护卫运兵船到达鸭绿江口附近的大东沟一带,实施登陆。第二天中午,正在大东沟口外12海里处海面上警戒的北洋海军主力军舰发现了自西南方向而来的日本联合舰队,根据提督丁汝昌之命,原为双列纵队待机的阵型开始变换为“夹缝雁行”的作战阵型,北洋海军主力十舰按照每两艘军舰编为一个小队的组合模式,渐渐展开为一个横阵,“经远”和“致远”舰编为小队,配置在旗舰“定远”左侧的左翼方向。
“当天中午12时50分,大东沟海战打响。北洋海军各舰在战斗爆发后的第一个小时内,竭尽全力想要逼近日本舰队,发起近距离上犹如白刃战般的乱战攻击,用撞角、鱼雷取胜,以此来规避己方火炮射速慢、弹药效能低的劣势。”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客座研究员、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学术顾问陈悦介绍道。
然而,日本联合舰队发挥编队航速高的特点,始终保持着和北洋海军的间距,至下午2时之后,北洋海军陷入了被日本联合舰队的本队与第一游击队腹背夹击的境地,战事转入胶着。
在此时,“致远”舰中秩序略乱,邓世昌对将士们大呼曰:“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奚事纷纷为?况吾辈虽死,而海军声威不至坠落,亦可告无罪。”于是众意渐定。
在这段记述中,邓世昌早以必死自期。随着日舰炮火集中于“致远”,舰身和舱面多次中弹,损伤很重。“邓管带英勇指挥,炮击日舰吉野,想跟它同归于尽,向它冲去,不料船尾中了敌舰所放的鱼雷。邓管带见‘致远’行将沉没,不肯独生,愤然投于海中。他平时所养的爱犬名叫‘太阳犬’,急跳入海中救主人,转瞬间衔住邓管带的发辫将他拖出水面。”北洋海军“来远”舰炮手谷玉霖曾在战后如是回忆:“这时,搭救落水官兵的鱼雷艇也赶来,艇上水手高呼:‘邓大人,快上扎杆!’邓管带用手示意,不肯苟生,跟狗一起没入水中……”
各门考核屡列优等
邓世昌人生的终点,在大东沟海域划上句号,而追溯他参加海军的起点,沿着这个脉络寻找,可发现他那颗时刻澎湃的爱国心。
1867年初,福州依然是绿荫满城,在城南的一座千年古刹白塔寺里,伴随着暮鼓晨钟,飘出了一群束发少年“ABCD”的朗朗读书声,18岁的邓世昌便在其中。消息灵通的人士说,左宗棠大人的“求是堂艺局”开学了。
“船政根本在于学堂。”据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工作人员孟晓越介绍,福建船政大臣左宗棠创办福建船政局之后,既办厂,又办学；既造船、整理水师,又抓紧育人。他提出“开设学堂,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名曰‘求是堂艺局’”。
1867年,左宗棠奉命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他力荐由沈葆桢接替他的空缺。同年夏天,船政学堂在马尾新盖的校舍落成,“求是堂艺局”更名为“福州船政学堂”,开办前学堂制造班和后学堂驾驶管轮班。这所学堂是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它的建立为邓世昌的海军梦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福州船政后学堂本为学习航海而设,故最重视驾驶专业。驾驶班专门培养航海人才,而航海是一门相当复杂的学科。邓世昌为此拼命学习。
“凡习航海者,皆须考英语,然后轮船中能通问答,又必能通英国之字母,然后能司记载。于是,先学英国语言文字。海程万里,波涛起伏,莫辨方向。西人航海,皆以天度为准,能测天度,则能知海程之远近,于是继学天文。海中礁石、沙线,及海口停泊兵轮之处,水深几何,潮汐涨落,均宜究心,于是又学地舆。凡测天度,测海程,以及机器之运用,非明算法不能习其事,于是又习算学。凡水力之刚柔,风力之轻重,火力之多寡,行船之速率,皆有一定,于是又习驾驶。西人航海于纪程之外,尤重绘图,每至一地,即绘一图,以备参考,于是又学绘图。世昌自入堂学习,各门考核屡列优等。”《番禹县续志》在给邓世昌立的传记中如是描述那段岁月。
1874年2月,在福建马尾的码头上,沈葆桢任命邓世昌为刚扬帆下水的“琛航”运输船大副。这份信任是邓世昌凭借在“建威”练船赴南洋实习中的表现得来的,他实际驾驶、管理舰船的素质和技能深得外教好评,加之年龄在同学中偏大,比较稳重和老练。正因如此,沈葆桢称赞他是船政学堂中“最伶俐的青年”之一。
三年后,邓世昌代理“扬武”巡洋舰大副。同年,福州船政局首次派学生去英、法留学。若按邓世昌的全面素质和表现,完全可以进入出洋留学之列,只因带船人才紧缺,才让他继续留在风涛海浪中锤炼。
水师中不易得之才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一时,对邓世昌来说,首先面对的敌人便是日寇。1874年4月,日军在台湾琅峤登陆,开始了对台湾的进攻。对日本来说,这次行动相当冒险,不仅当时中日国力悬殊,国际舆论也不支持。战争至8月,日军增至3600人,但仍进攻不力,酷暑疫病,士气低落。此时日本看到胜算太小,就派了公使到北京,争取体面地结束战争。
清政府得知日军侵犯台湾的消息后,立即向日本政府提出质问,并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直赴台湾。沈葆桢等到达台湾后,一面与日军交涉,一面积极备战。日军由于不服台湾水土,士兵病死较多。日本政府考虑到不能立即军事占领台湾,于是转而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经过一番外交斗争后,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于10月31日签订《北京专条》,清政府付给“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抚恤银10万两和日军在台“修道建房等”40万两。12月20日,日军从台湾全部撤走。《北京专条》为日本兼并琉球提供了根据,1879年4月,日本占领琉球,更名冲绳县。
撤退后的日军,贼心不死,继续窥探台湾、澎湖、基隆诸隘。此时,邓世昌任“海东云”炮舰管带,“激巡海口”。因“海东云”吨位较小,火力较弱,沈葆桢调其任装备五尊前后膛炮的“振威”号炮舰管带,并代理“扬武”快船管驾,奉命扼守澎湖、基隆等要塞。
在李鸿章等人战略失策、令敌阴谋得逞的情况下,邓世昌作为战术指挥员在执行任务时坚决果断,用兵有方,浇灭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邓世昌屡次与日寇擦肩而过,他深知敌人的狡诈。1882年,日本趁朝鲜政局动乱之机,企图出兵干涉。于是,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等奉命东渡援朝,邓世昌随行。他“鼓轮疾驶,迅速异常,迳赴仁川口,而倭军于是日未刻,有一艘先到,仅迟半日耳”。日寇见我兵船先在,为之夺气,遂不敢动。当时人回忆道:“倭官与丁军门等,以礼相见。”
1880年(光绪六年)年初,邓世昌任“飞霆”蚊炮船管带。李鸿章为兴办北洋海军,派办理外交与洋务的左右手马建忠招收水师人才。马建忠奉命前往福建,听到了各方面对邓世昌的赞誉,并到邓世昌所带的“飞霆”蚊炮船察看,亲眼见到了兵船管理的井然有序,士卒训练有素,纪律严明。
随后,马建忠向李鸿章汇报,并推荐邓世昌,说他“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李鸿章也是识才之辈,同年夏天,将邓世昌“挖”到北洋海军,任“镇南”蚊炮船管带。
赴英国接手“扬威”
邓世昌调任“镇南”炮艇管带不久,1880年5月,北洋海军总教习葛雷森率“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四炮艇巡游黄海。
当四艇巡弋至长山群岛外岛最远的海岛——海洋岛附近时,此海区多暗礁险滩,邓世昌刚意识到可能有危险,突然“嘭”的一声巨响,“镇南”艇真的触了礁!全艇官兵立即出现了惊怕和慌乱。
邓世昌神态镇定,目光沉毅,指挥沉着。此次,艇体所受的破损较小,浮力没受较大影响,“镇南”艇稍减低航速后安全开到上海检修。
此次事件发生后,葛雷森不敢承责,片面地自写报告,将责任推诿邓世昌。清政府偏信洋人的报告,将邓世昌撤职,由洋教习英人章斯敦接任。不久彻底弄清了事实真相,就很快让邓世昌复了职,但他以此为终身借鉴。
“本年四月初五日,镇北、镇南、镇东、镇西四船及操江兵船,由金州之大连湾驶往海洋岛,因该岛新添暗礁,海图未载,致镇南船底误行碰穿,情形危险……旋赴上海修整完善。臣当将该船驾驶不慎之官弁邓世昌、杨进贵,及同行救援不力之镇东管带官邱宝仁,分别撤革摘顶,以示惩戒。”李鸿章在写给皇帝的奏报中,提及镇南炮船触礁之事。
“邓世昌质地朴厚,而带船运气不佳,顷令出洋历练一番,当有进益。”李鸿章在写给好友的信中,如是评价邓世昌。
李鸿章所说的出洋历练,便是出洋接舰。1881年8月,邓世昌随丁汝昌、林泰曾在英国纽卡斯尔港,接收“超勇”“扬威”两艘巡洋舰。接舰后,年轻的北洋海军迎来了第一次跨越大洋的航行。
这是邓世昌首次到国外接舰,派出的操舰管带无疑是整个水师中最出类拔萃的。林泰曾操纵“超勇”舰,邓世昌操纵“扬威”舰。
“超勇”“扬威”两舰回国途中经历了惊险曲折。先是在地中海两舰失散,“扬威”因缺煤而在海上漂流了两昼夜,“超勇”获讯后去寻找接济。过苏伊士运河时,“超勇”的螺旋桨又触礁碰坏,经修理才继续航行。至10月15日,两舰终于到达香港,历时61天。之后,驶入江南制造总局,进行坞修。
在上海经过整修后,“超勇”“扬威”于11月22日驶抵大沽口。11月24日,李鸿章到大沽口视察验收两舰,并令两舰前往旅顺。途中虽遇冰雹和雪,但照常航行。李鸿章乘坐“超勇”舰,航速达到15节,使他颇为满意。他将该舰特点归纳为三条:船小、炮大、行速。“船小则不甚昂,炮大则能御铁甲,行速则易于进退”。然而,经过使用,发现军舰前后主炮过大,遇风颠簸,难于取准,初次巡海,尚能达15—16节,久则滞涩,仅驶12—13节。
实战证明,这两艘巡洋舰性能不佳,缺乏战斗力,以致在黄海大战中成为累赘和最早的牺牲品。这是李鸿章在订购此舰时出于不给南洋“分羹”,为私利宁愿买落后战舰所酿成的恶果。
使船如使马
1887年,邓世昌驾驶“致远”舰,与林永升所驾的“经远”舰,沿着风急浪高、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东岸南下,至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南端向东转舵,进入战略要地直布罗陀海峡,并徐徐靠上码头,准备进行短期休整和补给。
此次出国接舰,邓世昌更是将战舰视若生命,他带领全舰官兵终日变阵数次。操练的内容和课目,完全是实战可能发生的情形,“时或操火险,时或操水险,时或作备攻状,时或作攻敌计,皆悬旗传令”。
而邓世昌因劳累过度,发起了寒热。他对自己要求甚是严格,作为管带,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对全舰的安全负全责。他拖着疲惫的身躯,一步步艰难地走上驾驶台,“扶病监视行船”。在邓世昌以身作则的激励下,“致远”舰将士“莫不踊跃奋发,无错杂张皇状”。
邓世昌在每一个岗位上,都殚精竭虑地坚守着。他要求将士们操练要熟,“不特各船将士如臂使指,抑各同阵各船亦如心使臂”。因此,当时有人称赞:“邓军门督率诸艺士,使船如使马,鸣炮如鸣镝,无不洞合机宜。”
邓世昌此次带船归途,“不另保险,省费数十万”,并做到“既无雇募资遣之烦,复得沿途练习之益”。
除了操练,在登岸时,邓世昌还解救了数位同胞。八月初五,当行经西班牙时,有几位在当地海港作苦役的广东人来到“致远”舰前,恳求搭载他们回国。邓世昌问他们为何来到西班牙,答称是被人口贩子拐卖的“猪仔”；问其作工如何,答称“苦甚”；问其为何不逃跑,答称:“不能逃,佣主以狗监之。佣人若逃,主则挞狗。狗惧,嗅迹跟寻,见则啮衣不释,逃将焉往?”
听了同胞陈述,邓世昌极为愤懑,感慨:“呜呼,‘猪仔’人而不如狗乎!”他知道,军舰是不能随便带人乘坐的。但骨肉同胞在海外处于如此悲惨境地,怎能不搭救他们呢?
邓世昌毅然决然地说:“诸位请放心,我们一定携带你们回国与家人团聚。”接着他指示大副陈金揆,在仓库里找出几套兵丁制服让他们换上,找一舱室让他们单独居住,并嘱咐他们在舰上勿乱走动。
邓世昌以深切的感情解救华工,绝不是偶然,是他立志图强、救国、救民思想一以贯之的表现。当军舰过印度洋时,“致远”舰上有一名姓张的水手病故。按规定病故者,近岸处必葬于陆,毋投入海,如距岸远,则亦无可如何。
当时,军舰离海岸尚远,又因英人琅威理为提督衔总理出洋接船事宜。若将水手病故之事向他报告,“必令沉于海”。
“致远”舰的水手们都向邓世昌苦苦恳求,请邓大人“咸代恩乞,毋投入海”。
邓世昌明知如果将此事报告,将尸体暂留舰上,是违反规定的,但他又是个很重感情的人,说道:“张君与吾及众弟兄同舟共济,此次赴欧接舰,劳苦功高,今不幸病殁,吾怎忍心将其抛尸大海,葬身龟腹?然此段海程离靠岸尚有时日,琅副将得知,岂能允诺?”说到这里,他颇感为难。但他语气坚定地说:“邓某今日遂众弟兄之愿,不将张君投入洋中,责任由吾承担之。”
邓世昌说完这段话,在场的“致远”舰的水手、炮弁不约而同地磕头叩谢。
于是,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邓世昌“亟令木匠备棺以殓”,将其置于舰尾的一个空舱里,直到军舰靠岸之后,抬上岸安葬于陆地。
小义服从大义
当时,北洋海军有不少歪风。邓世昌却“不饮赌,不观剧,非时未尝登岸”,和不少军官格格不入。与方伯谦之类在沿海各港口购地盖房、娶妻纳妾的军官们不同,邓世昌到北洋之后,始终不带家眷,坚持在军舰上居住,一心治军,只有一条爱犬相伴左右。这使得邓世昌在北洋水师中遭到闽系军官群体排挤,成为军中一名孤独的外来者。
其时,有北洋水师士兵给将领起绰号,比如称方伯谦为“黄鼠狼”,惟妙惟肖。而邓世昌则有“邓半吊子”之外号。论起渊源,还要追溯到已故甲午战争研究中心主任戚其章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曾采访“来远”舰水兵陈学海时的情形。据陈学海回忆,当时邓世昌还有“邓二杆子”这个外号。
在山东民间,给人起这种外号,一般有形容此人做事不管不顾、轻率鲁莽的意思。而水兵用这个词形容邓世昌,倒也未必是贬义。
陈学海的原话是:“‘致远’船主邓半吊子真是好样的!他见‘定远’上的提督旗被打落,全军失去指挥,队形乱了,就自动挂起统领的督旗。又看日本船里数吉野最厉害,想和它同归于尽就开足马力往前猛撞,不幸中了雷。这时,满海都是人。邓船主是自己投海的。”可见,陈学海对邓世昌是充满敬意的。
后人记述邓世昌:“平日藏名书最多,尤好黄山谷(黄庭坚)笔法。治军海上,公余即以学自娱。”在邓世昌存世不多的物件中,有一刻有“邓正卿印”字样的印章,是他生前“珍若拱壁的怀中之物”。
邓世昌带兵恩威并重。他平时接近士兵,关心他们的疾苦,发现表现出色的士卒,破格提拔,“遇忠烈事,极口表扬,慷慨使人零涕”。一次,他到兵舱巡视,看到一位副炮弁在替一位名叫王永海的三等练勇代写家信。
邓世昌看了几句后问道:“令尊有重病,为何不向长官提出请假探望?”
“报告邓大人,小人虽是一名练勇,也知国事重于家事,小义服从大义。”老家山东荣成的王永海继续说,“邓大人大父、先父丧,且以军务为重,在营守制,我辈岂能以家事妨碍国事?”
原来,世事纷扰,邓世昌身不由己。中法战争时期,邓世昌的父亲去世,面对严峻的海防形势,邓世昌强压悲痛没有归乡,只是默默地在军舰住舱里一遍遍手书“不孝”二字。等他再次回家已是五年之后。本报记者曾采访邓世昌的侄孙邓权民先生,他曾描述家人世代相传的邓世昌最后一次归乡的情形:“一进家门,就跪倒在地,大哭不止,悲恸过度,以致昏了过去。”
王永海的话让邓世昌心有戚戚,颇为动容,他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忠心报国就是大孝,尔乃堂堂丈夫、七尺男儿也!”说完,掏出几块银元,交给王永海:“请你设法捎给令尊,就算我邓某对老人家一份心意!”在邓世昌的感染下,水手们纷纷解囊资助王永海,场面非常感人。
邓世昌还处处以身作则,生活简朴,与士兵共甘苦,死后家无余财。他牺牲后,连李鸿章也为之赞叹道:“不图近世尚有此人!”
世间已无邓世昌。作为北洋海军的一员,邓世昌如玉珠般迸然而碎。时光仿佛回到了1894年9月17日,农历八月十八,那一天,邓世昌整4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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