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连队 当兵去 往事如昨
王新奉撰文/供图1968年是“文革”的第三个年头，当时要求大学毕业生“到边疆去，到基层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我正是这年从军队院校毕业的，所以我的去向就是下连当兵锻练。我下到了某部守备四连。守备四连当时的守备范围是紧靠东海边的一段海岸线。半个连队住在荣成寻山公社的青鱼滩，另一半则住在俚岛公社的高家庄。连队还没有自己的营房，全借住在老乡家的闲屋里。除了站岗、放哨、巡逻，再就是军事训练、生产自给。而四连当时还有个特殊任务：自建营房。站岗·巡逻·潜伏1968年，因为当时特殊的沿海局势，连队官兵们的战备警惕性都是很高的。刚开始，晚上我一个人站岗，四周黑洞洞的，确实是有点害怕。就盼望着班长查岗时，能在我那儿多站会儿，让这两个小时快点过去。
站岗一定要牢记口令。如当晚的口令是“北京”，若发现有人靠近岗位时，就要马上问对方“口令！”对方必须立即回答“北”，并紧接着要你的回令，你又必须立即回答“京”，这才算对上了口令，确定是自己人。一旦记错了口令或答不出来，那可就是很严重的失职了。试想若是在战争年代，其危险性不言而喻。反之，查岗者也绝对不允许与哨兵开玩笑，对方问口令时，必须立即正确回答。否则，问过你三声不回答，哨兵就有开枪的权力———站岗时，枪都是实弹上膛的。
晚上海边巡逻时，班长和老兵们照顾我，班长走在小分队的最前头，副班长殿后，把我夹在中间。巡逻每个班次也是两个小时，行进中要尽量不出一点声响，以免打草惊蛇。就这样，还常不经意间，惊动了夜宿在海边峭壁上的野鸽子，猛地“扑楞楞”一声飞起，吓得我一激灵，心跳好一阵子。有时海边浅水中的巨石，在海浪的冲击下，会发出“格登、格登”的声响，我慌忙扯扯班长的衣角，而老兵们却都没事一样。因为他们常年巡逻，根据时间、潮汐，对路线上每个地点的情况，早已了如指掌。
冬天的海边常会被大雪覆盖得白茫茫一片，根本看不见路，全凭班长老马识途带领小分队前进。大雪有时还会把路边的井口封得严严实实的，若稍不慎，一脚下去可就遭殃了。当年有个安徽老兵，就是在风雪天气中巡逻时，不慎掉到井中牺牲了。他的陵墓就在荣成宁津公社的烈士陵园中。在巡逻的两个小时中，还必须完成一项潜伏任务：不论当天多冷、雨雪多大，巡逻小分队都要按照上级指定的地点，静悄悄地趴在地上半个小时，聚精会神地观察周围的情况，目的是监控小股匪特登陆及外逃偷渡者。
有一次，我们在临海的一块庄稼地里，发现了一个绑扎得好好的大木阀子。当地民兵们在附近秘密蹲守了好几天，也没发现偷渡者的影子。估计是他们见我们防守得很严，没敢行动。射击·投弹·孤胆训练“文革”时期，军事大比武被叫停了，但是，“要打胜仗就必须有过硬的本领”，这一思想在指战员们心中仍然根深蒂固。有一次，老营长李尊彬（解放前的老八路）下连队，给我们总结时竟然说：“部队嘛，就是开的‘打仗铺\’，卖的‘子弹碗\’。本领不过硬打不了胜仗，就只能送死……”听得我们目瞪口呆。因为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说这种话是有反动之嫌的。不过后来仔细想想，这可能正是老营长在半生的军旅生涯中，总结出来的血的经验教训。
训练的主要内容是射击、投弹、拼刺刀。对新兵，还会有一项特殊的孤胆训练。一天上午，连长周昌义带我们在海边沙滩上进行步枪瞄准训练。忽然，远处海滩的近水处，飘然落下一只灰白色的大鸟，离我们的距离约50米左右。长脖、高腿、巨嘴，正在警惕地东张西望。连长一看，忙叫司号员小荣用步枪瞄准打（那时还没有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只见小荣稍一瞄准，“砰”地一枪，大鸟应声倒地。小荣是1968年的广饶兵，入伍也就半年多点。后来捡起大鸟一看，子弹不偏不斜、正好穿过大鸟那细长脖颈中间。后来听说那大鸟的名字叫鹭鸶，是一种大型迁徒性珍稀水禽。
投弹要比射击累得多，一斤左右重的手榴弹，要投过30米才算及格。刚开始，我使尽吃奶的劲，只能投到20多米远。可老兵们轻轻松松都投过四五十米以上。据说有个别参加过大比武的尖子，竟能投到80 米以上。不过后来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将军下连队调研后指示说：以后不要再老是比投得远，而是要比投得准。因为投得太远，手榴弹在空中爆炸，对敌人的杀伤力反而会减弱。自那以后，部队才不再层层加码要求投得远了。而我也终于能投过30多米了。
八五炮实弹靶训练的靶子，是一个方形的大木阀子（约炕席大小），周边插上小红旗。打靶前先拖到海中固定好，周边有小舢板放哨，临时禁止民船靠近。然后把我们连的四门大八五炮拖入海边的水泥炮工事中，装上约半米长的大炮弹准备射击。水泥炮工事中空间逼仄，除大炮外，仅能容下两三个人。大炮发射时声音很大，加上工事空间小、回声大，一炮下来，震得耳朵内生疼，嗡嗡作响好几天。或许是因为八五炮实弹打靶代价太大，我在当兵一年多的时间里，仅参与过一次实弹打靶。
孤胆训练主要是针对新兵的。方法是，白天带他去一个让人易恐惧的地点，如茔盘、坟地，在一个新坟上放上一张纸条，让其看清位置后，晚上要他一个人去取回来（实际是有老兵在后面悄悄跟着的）。个别胆子小的新兵吓得腿都直打哆嗦，更有特别胆小者，甚至会哭起来。但是，经过班长的耐心说服和鼓励，老兵们现身说法地积极开导，最后他们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我是学医的，做过尸体解剖，胆子大，况且还有手中的步枪壮胆，所以这个训练项目很快就顺利通过了。建营房当小工基层部队建营房，只从地方请大工，小工都是干部战士自己干。我到连队后，刚好赶上开始备料。垒墙的石料、和灰的沙子，都是我们自己用小推车推回来的。营建期间，部队的守备和训练任务照常，小工的活儿，只能轮流抽人加班干。我刚下连时，同志们看我是学生兵，只让我装车和拉车、不用我推车。可他们不知道，我15岁上中学之前就是农村的半劳力了。没几天，我要求推小车，有的南方来的兵还推不过我呢。大家对我称赞有加。我打憷的是侍候大工。他们蹲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我们必须双手用力，准确地把砖瓦抛到他们手中。虽然戴着手套，老兵的手掌也都是先起水泡，后又变成了厚厚的老茧。而我这个学生兵的双手，更是嫩得不抗磨。第一个上午抛下来，双手掌磨得通红，起了水泡，十指钻心地疼，双臂已累得快抬不起来了，而大工还在急吼吼地直催。一天下来，累得连饭都不想吃了，晚上站岗几乎要坚持不下来。更怕的是遇上大风天，抛瓦时若是风向不对，那刚出窑新瓦的粉末，被风吹得人根本睁不开眼。我还遇到过一次险情。当时营区要挖一眼大水井，那天，我正在3米多深的坑底挖土，副连长王学安推车运土。快到井边时，他突然刹不住车了，两手一松小推车就从天而降，直向坑底砸了下来，“咔嚓”一声把一根锨柄砸断了。而当时我正在低头挖土，丝毫没有觉察到。幸亏我站得比较靠边，小车才没有砸到我头上，躲过了一劫。王云发吃上了扁食当兵一年多，虽然吃了不少苦头，但如今回忆起来，心中却总是甜甜的。
临下连队之前，我心中忐忑：战士们会不会对我这个“臭老九”冷眼相看呢？下连不几天后，我的疑虑就被彻底打消了。连队官兵不仅没有歧视我，还善待我如亲人。从连长到士兵，人前背后，他们都亲切地喊我“老王”，让我心中感到无比温暖和亲近。
生活中他们处处照顾我这个学生兵，重活、有危险的事，总是先不让我干，等看我真的能行了，才肯对我放手。站岗一般不安排我站二班岗。因二班岗岗前不能睡，下岗后又一时半会儿睡不着，时间上挺尴尬。巡逻时将我安排在队伍中间；吃饭时，值日生总是先给我盛上满满一大碗白米干饭（米饭有限，不够时窝窝头垫底）。工作中还尽量让我发挥所长。如连里办黑板报、宣传“最新指示”，一般都是让我去干。一次，毛主席有关吐故纳新的语录发表后，因为内容和医学有关系，领导让我先给大家试讲一下。“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呼出二氧化碳，吸收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我们的党也要不断吐故纳新……”我经过认真准备后，在全连大会上讲得有声有色。连长高兴得带头鼓掌，最后总结时还说：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始终离不开革命的知识分子。后来班长白金贵在班会上还调侃说：“看来，老王不是你来接受我们的再教育，而是你来教育我们了……”
1969年初，随着老兵和排级干部们退役，我先后被连里任命为代理班长、代理排长。1969年4月1日，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连队中官兵们的亲密关系，更多的是体现在干部对士兵的关心和爱护上。记得有一个河南新入伍的小兵叫王云发，一天早晨突然不起床、压起了铺板（连队对无厘头不起床的，统称为压铺板）。连长知道后，马上让我和卫生员去看看他。小战士用被子蒙着头，我摸摸他的额头不烫，便问：小王，连长让我们来看你，你哪里不舒服？他不吭声。再问时，他却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边哭边断断续续地说：“嗯嗯，俺今天过生日，在家俺妈都给俺包扁食（饺子）吃，今年俺也捞不着吃了……”我一听差点笑出来，赶紧向连长汇报。连长听了先是一怔，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可不是嘛，人家十八九岁的农村孩子，千里迢迢来当兵，过生日咋能不想家。这样吧，你马上去告诉伙房给他包一碗扁食。”
王云发自从吃了那碗扁食后，竟像换了个人似的，在班里不管什么事都抢着干，再累也不叫苦，一年后，还被班里提名评五好战士。军民团结如一人虽然我只在连队当了一年多的兵，却充分体会到了军民鱼水情深，那一幕幕感人的情景，让我永远难忘。
连队住的是海边小渔村，村民多以捕鱼为生。捕鱼的人最怕的是“遭天气”，即遇上狂风巨浪的海上灾害天气。旧社会，没人管他们的死活，“遭天气”常常是要船毁人亡。解放后，成立了渔业合作社，集体出海，而且有了比较准确的天气预报，所以船毁人亡的事很少发生了。但是遇到特大的台风天气，即便是已在岸边抛锚避风的渔船，也会被巨浪打断锚绳漂到深海里去。所以每当遇到突然的狂风巨浪来袭，连里接到渔民的救助电话，紧急集合号一响，不管白天黑夜，官兵们都会闻风而动，齐心协力帮助渔民往海滩上拖船。还有就是到了渔汛季节，特别是青鱼汛来时，渔网太重，需要很多壮劳力一起往上拖，快往岸边运。我们连队的另一半就住在寻山公社的青鱼滩，据说那里青鱼最多的时候，母鱼下的鱼子太厚实，几乎能把渔网的网眼全都糊死，网重得根本拉不动，只好用刀子将网豁开个大口子，放掉海水和一些鱼才能够拖上来。每遇这种情况，连队官兵自然就是渔民们最好的帮手了。
每逢师团里的电影队下连放电影慰问，我们都会专门为村民们留出足够的位置，和他们一起看。新年、春节，连队都会和村民联欢，把个偏僻的小渔村搞得热火朝天。当地的渔民非常淳朴，他们常把新鲜的干贝边半卖半送地让我们挑回食堂做菜吃。炊事员用自产的辣椒炒了，每个饭桌分上一小盆，味道很鲜美，很下饭，又节省了伙食费。他们让出了自己金贵的土地，供连队种菜吃，还手把手地教战士们侍弄菜园。让我最感动的是，连队官兵住在渔民家里，已经给他们增加了很大的负担。因此上级要求，干部战士们尽量动员家属别来队探亲，不能再给老乡们添麻烦。但总有个别情况，一旦突然来了个亲属怎么办？不用愁。老乡们知道后，总会千方百计为官兵们解忧。尽量让自己的家人挤一挤，也要给客人让个住处。
直到如今我仍然常常思考：古今中外，哪里曾有过我们这样好的军民关系呢？也许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底气大无畏地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1969年春节前的一天，作者在新建营房卫生室旁站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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