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文明的璀璨华章
□刘昌宇
如果要谈到一个国家的历史，少不了要对该国的城市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一般来说，年代越是久远的古都，越是能彰显其古老的历史和文化。秉持着这种旨趣，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教授张晓虹所著的《 匠人营国：中国历史上的古都》（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在立足田野调查和史学探究的基础上，将中国古都的兴起、发展、变迁与演化历程逐一揭示，为洞悉华夏悠久的历史，传承中华灿烂的文化，增添了厚重的一笔。
全书分上篇“考古与传说时代”、中篇“古都”、下篇“城市”三个章节。作者从早期城市的起源说起，将国内外与之相关的一些论述，一一进行了归纳总结，分析了各自的合理之处，对其中值得商榷的地方，进行了相应的指正，并在正本清源中，顺势切入到对中国早期城市的相关评述中。之后，又按照城市发展的先后顺序，描述了历朝历代古都的确立与迁移，首都与陪都的建设，都市形态的演变和都城社会的发展情况等等。作者在描摹中国城市史的斑斓画卷中，还深入挖掘一城一郭背后的人文价值，透过庄严肃穆的巍巍城池，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九曲连环的街衢古道，较为清晰客观地勾勒出古代中国的城市与经济，城市与交通，城市与中外交流的多重景观。为我们以城市为切口，深度切入历史上的古都这一文化肌理，去管窥中国的历史文明，探寻悠悠的中华文脉，打开了新的视域。
在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优美的传说，说的是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古老的中华大地就筑有许多巍然耸立的城池。针对这种说法，书中，作者结合最新的考古发现以及自己多年的学术研究，佐证了它的正确性。她还由此推断，具体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期，是我国城郭制孕育、形成的重要阶段，它初步奠定了中国早期城市的雏形。根据出土发掘，考古工作者还相继发现了黄河中游地区山陕蒙交界地带的大量石城，长江地区的诸城及良渚特大城址。这些遗址的发现，不仅证实了黄帝能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还能带领炎黄子孙修建房屋，筑起高城。正是这些早期城市的建立，为抵御外族的入侵，振兴经济，繁荣文化，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华夏文明的广泛传播，培植了深厚的人文土壤。
中国城市发展的流变史，也是一部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顽强生长史。早在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最初，城与国往往合为一体。一城大多代表一国，一国也就只有一城。夏商时期，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夏的都城二里头、商的早期都城毫，都是一国一城的代表。而到了西周，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生产力的普遍提高，中国城市的内涵就发生了根本改变。彼时的诸候各国，在各自的疆域内，大兴土木，一时间，修城筑墙蔚然成风。至战国，甚至掀起了一波修城的高潮。随着时间的演变，真正把儒家文化融入到都城建设中的，是汉武帝时期。而到了北魏，当时的都城洛阳，更是成为把儒家礼制与都城规划建设高度统一的典范。进入到唐代，国都长安则直接承袭了北魏洛阳的规划思想和城市布局理念，亦成为将儒家礼制应用到都城规划中的又一经典之作，并成为当时的日本、渤海国和南诏国竞相模仿的范例。随着儒家文化的浸润，宋、辽、金、元时期，中国的城市发展出现了齐头并进的可喜景象。一大批地方城市悄然崛起，在规模、地位上几欲与都城分庭抗礼。至明清时期，随着地方城市的相继兴起，市镇经济更是助推了地方城市的繁荣与发展。
从书中可以看到，中国的城市发展与儒家文化始终相依相偎。从最初的追求“以大为贵，以高为贵”到“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从“居中不偏，不正不威”的传统筑城理念上升到“天人合一”的人本思想，中国城市的每一次蜕变，都潜移黙化的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儒家文化的每一次精进，又相应推动着中国城市的锐意创新。城市因文明而兴，文明因城市而盛，就是在这种相得益彰中，城市与文明协同并进，共同谱写出中华历史的璀璨华章。
城市与文明，本是个形而上的话题，但《匠人营国：中国历史上的古都》却以雄辩的史实和翔实的论证，把这个话题诠释得入脑入心，不啻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中华文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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