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历史上的山东北漂

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实物，使中国文字史提前了2000多年。民国初期北京大栅栏瑞蚨祥店铺。

□张双林

元末明初，经历了多年战乱的河北和北京地区人烟稀少，土地大量荒废，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先后下令从山西等地向北方移民。如今北京郊区不少村庄的名称就是以山西的县名加个“营”字，比如河津营、夏县营、稷山营等。山东没有发生过“大槐树移民”之类的事件，成千上万一起来北京的事似乎没有，但是零零散散来京的山东人不少。从史料上看，京郊的外来移民除山西外就是山东人居多。像当年曾广泛宣传的大兴大白楼“王国福精神”的典型模范人物王国福祖上就是山东来的，全国劳模、环卫工人时传祥祖上也是来自山东。

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实物

来京的山东人除逃荒而来的，还有一些是“北漂”。他们可算是真正的“北漂”，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他们不少人跟随漕运船从大运河北上而来，也有从海路而来，总之是“漂”过来的。“北漂”的山东人大多数来京务工、经商、读书，有的科举成功后在京做官。以清朝为例，孔子六十四代孙孔尚任在京当过国子监博士，在户部当过主事，而且是著名戏剧家，创作了《桃花扇》；诸城人刘墉及其父刘统勋被称为“父子宰相”。

刘墉，即传说中的“刘罗锅”，他与和珅斗法的故事不少，但大多为笑谈。刘墉是标准的“山东大汉”，近年对其墓葬考古时发现他身高至少1.90米，其“罗锅”可能是个子高经常弯腰形成“水蛇腰”所致。

王士祯（王渔洋），桓台人，清代著名学者，曾著有《香祖笔记》、《池北偶谈》、《易居录》等，其中不少就是居京时写的，书中不少内容涉及北京。

福山人（今烟台福山区）王懿荣，出生

于仕宦之家，中举后在京任国子监祭酒。他最大的贡献是1899年发现甲骨文实物，从而使中国文字史提前了2000多年，人们对甲骨文的解读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王懿荣是收藏与研究甲骨文第一人。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京城时，王懿荣全家在锡拉胡同

家中殉国。这些“北漂”山东人的历史贡献已超出了北京范围，在全国都有很大影响。

鲁菜在京为魁首

说起山东人，不少人都会与鲁菜联系起来，毕竟鲁菜在北京是相当有名的。中国有“八大菜系”或“四大菜系”之说，鲁菜都首当其冲，是不争的魁首。目前在海外有一些打着“北京菜”招牌的中式餐厅，据《北京经济史话》称：“考查‘北京菜’的发源地都是在山东省的福山县和荣成县。”确实如此，海外的“北京菜”餐厅，除烤鸭、涮羊肉外，几乎全是鲁菜。

历史上，北京的餐饮业有严格的等级划分，他们分为饭庄、饭馆、饭铺三大类。饭庄以“堂”字号为主，如会贤堂、福寿堂、庆寿堂、庆和堂等等所谓“八大堂”。这些堂字号饭庄亦称“冷饭庄”，不卖散座，只包办王府衙门、达官贵人家的酒席。饭馆主要指中上等餐厅，历史上的“八大楼”、“八大居”均属于饭馆。“八大楼”说法不一，尚无定论，一般认为是东兴楼、会元楼、万德楼、致美楼、泰丰楼、新丰楼、富源楼、庆云楼；至于“八大居”亦如此，近人习惯说法是福兴居、东兴居、天兴居、万兴居、砂锅居、同和居、泰丰居、万福居。无论是八大楼、八大居还是八大堂，多是山东人经营，以烹饪鲁菜为主。

在饭庄、饭馆之后的饭铺，有些称为“二荤铺”或“大酒缸”，口味不一，档次较低，既有本地菜肴，也有山西、天津口味的菜，但与山东鲁菜在风味和质量上还是有区别的。鲁菜适合北方人尤其北京人的口味，鲁菜馆在北京扎根，他们的经营方式、理念还影响了今天的北京餐饮业，尤其是体现儒家的礼义诚信观念，至今还是一些饭店学习的内容。

粮业、猪业各峥嵘

“民以食为天”，所谓“食”的主要内容是粮食。老北京的粮食业在相当长的时期是由山东人掌控。米面杂粮是北京最大的行业，据1921年《北京市工商业概况》记载，当年“以大米为重者曰大米庄，以杂粮为重者曰陆陈行，以自磨面粉为重者曰米面行”。这三行被称为内三行，粮业还有粮栈行、粮麦行、经纪行“外三行”。而内外三行的经营者多为山东黄县（今龙口市）人。

经营粮食买卖的鲁商占京城粮业的80%，他们以“薄利多销”为宗旨，在正常年景下粮食买卖不是暴利行业。山东人在经营此业中也体现传统的孔孟文化，以诚信为宗旨，以薄利为主，像囤积居奇、谷贱伤农、哄抬物价的事是不做的。

当然，贩粮者并非都是仁人君子，尤其在战乱年代，粮食奇缺时自然会产生奸商及“粮老虎”之类的人物。上世纪30年代，北京总商会的会长也是米粮业同业公会会长邹泉荪，曾在京开了公义局大米庄、福和兴和福生局三家大粮行。他在日伪时期出头“维持地面”，又与日本人有来往，卖给日军军粮，推行“混合面”，抗战胜利后受到国民政府惩办。

另一个被认为“粮老虎”的王振廷系山东黄县人，曾在上世纪40年代任米面业公会理事长，其家在广安门内有永盛德、永盛福、永盛厚三家粮店和长顺面粉厂。王振廷的爷爷是要着饭从山东到北京的，因省吃俭用和勤奋刻苦在北京站住了脚。先从粮店当小伙计起到自己有了买卖，奋斗了几十年。其孙王振廷据说在大学里读过商科，已掌握了现代市场经营方式，对粮食期货贸易也了如指掌。

在1948年内战时，王振廷干了不少哄抬物价、囤积居奇、干扰市场秩序的勾当。北京和平解放后，王振廷又重操旧业，但因利欲熏心，借经济困难套购囤积，在粮价上做手脚，最终被军管会抓捕判刑，家中买卖、财产充公。

在历史上，北京的粮业因有鲁商操控，市场上稳定好多，像其他地区发生的“抢米风潮”哄抢粮店的事，几乎没有。许多老北京人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对鲁商充满敬意，至今还是很感慨的。

在粮业之外，山东人还掌控着京城的猪业，从生猪收购、宰杀、加工到售卖是完整的一条龙，多由山东人（以掖县为主）主办。

北京人习惯称猪肉铺为“猪肉杠”，铺子从掌柜到伙计都是清一色的山东人，他们的围裙总是油亮的，味道很远就可闻到。顾客以为山东话中肉、油不分，其实他们在肉、油的发音上是有区别的，只是外人听不明白而已。

绸布业以山东人为主

在粮业、猪业之外，北京的绸布业也是山东人为主，他们以“八大祥”（八家有祥字的大商号）为代表，其中瑞蚨祥等商号的老板还是“亚圣”孟子的后代。孟家不但在京有瑞蚨祥，在上海、天津都有分号，都是绸布业执牛耳者。

“八大祥”位于前门和大栅栏一带，分别是瑞蚨祥、瑞生祥、瑞增祥、瑞林祥、益和祥、广盛祥、祥义号、谦祥益，大多由山东省济南府章邱县旧军镇孟姓家族经营。最初有两家，一为前门西月墙瑞林祥，二是东月墙谦祥益，经营丝绸锦缎和粗细洋土布，生意兴隆，后来发展成八家老字号。1876年，当时年仅25岁的瑞蚨祥掌门人孟洛川把目光投向了京城最繁华的商业区——大栅栏，由孟觐侯在前门外鲜鱼口内抄手胡同租房设庄，批发大捻布。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以后，洋布大量涌入中国，孟觐侯建议孟洛川开设布店，孟洛川出资八万两银在大栅栏买到铺面房，成立北京瑞蚨祥绸布店。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前门大街、大栅栏等商业街都被烧毁，广盛祥一支无奈搬至京郊顺义、密云交界一带，为了维持生计，利用多年经营绸布生意的优势开设手工布鞋作坊，数十年后部分迁回山东建厂。当时前门东、西月墙一带因修建火车站收归国用，各大商店均拆除或停业、迁移。

庚子事变后，孟觐侯以不足两万金重建瑞蚨祥。1911年后，瑞蚨祥生意兴隆，在大栅栏大街连开五个分店，即东鸿记茶庄、瑞蚨祥总店、鸿记皮货店、西鸿记茶庄、西鸿记绸布店，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绸布店。

除了绸布业，老北京的“水业”也以山东人为主。旧时卖水者的营业场所叫“水窝子”，挑水送水的水夫多来自山东贫困地区，其主要因“鲁人勤苦耐劳，久遂益树势力矣”。山东贫苦农民进京来，大多举目无亲，经商少有资本，拉洋车地理不熟，做小买卖不会油腔滑调。好在有把子力气，且能吃苦，惟有以送水为业，藉以糊口。

旧京水夫送水的工具是独轮水车，或驴拉水车，车上备有木桶。而且每个水夫都有固定的“水道”，水夫间互不干扰，只负责自己的“管片”。每天清晨，他们便聚集在“水窝子”，把水车装满，然后再到自己的“管片”去送水。水夫是个苦不堪言的活计，无论天寒地冻还是暑热干燥，他们都不能休息，尤其是逢年过节时，他们会更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天桥金鱼池的“牟二黑子”是京城有名的“水霸”。据说，“牟二黑子”祖上当年也是水夫出身。最早，京城水夫只是给“旗人”和富人送水。清末，京城内甜水井日益减少，但水的需求量并未减少，至此，牟氏因送水卖水而发迹，有了自己的水井，开始雇工剥削，成为城南头号“水霸”，雇用了大批山东水夫。北京《竹枝词》称水夫“草帽新鲜袖口宽，布衫上又着磨肩，山东人若无生意做，除非京师井尽干”，读起来很有趣。清末民初，北京有了自来水，一些水窝子率先安上了自来水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来水普及，水夫行业方消逝。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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