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烟台辛亥革命行动
□刘旭赵慧峰烟台革命气氛高涨，不仅鼓舞了胶东诸县的独立行动，促成了蓬莱、黄县、荣成、文登、牟平等县的相继独立，并且对以诸城为中心的青州、高密等胶济铁路沿线各地的起义，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烟台，一度成为山东的革命中心。
烟台人民所进行的独立斗争，是山东革命乃至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辛亥革命前夕，烟台人民与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矛盾达到了极为尖锐的程度。在辛亥革命中，烟台斗争的胜利无疑对清政府是一个极大的震动，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烟台革命党人无论在革命前还是在革命中，都做了大量宣传工作，从而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并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辛亥革命风起云涌的过程中，山东的革命党人同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奋起争民主、争自由，成为这场全国性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山东的辛亥革命行动中，烟台不仅是山东首义之区，并以起义中心的地位对山东乃至更广大地区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在山东，济南、烟台、青州、诸城、高密、安丘、寿光等地的起义活动中，以烟台最为典型。济南虽为山东首府，与烟台同时宣布独立，但革命政权仅存十余天，还被怀疑为“假独立”。在济南独立取消后，烟台不仅军政府仍旧存在，而且革命运动继续轰轰烈烈，武装斗争如火如荼，一度成为山东军政府所在地。烟台本埠义旗高举，周边如蓬莱、黄县（今龙口）、文登等地也战鼓雷鸣。山东革命形势的不寻常发展，与较早得到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关注和指导有关，而烟台的革命行动更是在孙中山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下展开的。一在建党过程中，孙中山就对烟台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国内17个省的100多人参加了大会。这是一次革命人士的集合与凝聚、革命意识的宣示与强化，也是一次对未来革命力量的规划与布局。大会通过了《同盟会宣言》和会章，并在经大会通过的章程中规定，同盟会以日本东京为本部所在地，在国内设立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在国外设立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等四个支部，并在国内各省区成立分会。国内北方支部的所在地，孙中山选中烟台，辖区包括直隶、陕西、山西、山东、蒙古和东三省。
选择在烟台成立同盟会北方支部，孙中山的考虑是：第一，烟台是京津门户、南北交通要道，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可以兼顾东北地区的革命工作。同时，烟台与日本海上往来方便，是北方留学生出入国门的必经之地，有利于在留学生中开展革命宣传。第二，烟台留日学生与孙中山多有交集，值得信赖。孙中山认为，青年学生“头脑新清，志气不凡，对于革命思想感受急速”，是宣传革命的首选人群。山东留日学生以烟台与胶东籍的居多，其中较早与孙中山交往的也是烟台人，如黄县的徐镜心、魏毓兰等。徐镜心自幼聪颖好学，渴求新知，先后就读于烟台毓材学堂和济南高等学堂，1903年作为第二批官费留学生东渡日本，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在他的影响下，同盟会成立之初，共有53名山东籍留学生入盟，而其中来自烟台及胶东各县的就有徐镜心、谢翊臣、邱丕振、徐镜古、邹因陈、于洪起、姜治中、栾惺壑、丛琯珠、于春暄、赵应泰、庄萝占、李召南、王学锦、李瀛海等。第三，烟台当时虽然无法与上海、重庆、香港、汉口等大城市相伯仲，但自1861年开埠以后，城市、港口和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已成为北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加之烟台地处沿海，较早接受到西方国家进步潮流的冲击，风气趋新，民智开通，所以这里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弥漫着强烈的革命气息。1910年曲诗文领导的莱阳人民抗捐抗税起义，是一场颇具普遍性的群众运动。这场运动，不仅参与人数众多，而且参加的阶层也十分广泛，除农民外还有许多手工业者、小商小贩，甚至某些中小地主都加入到斗争的行列中。这场运动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影响广泛，海阳、招远、荣成、济宁、肥城等地后来相继爆发了群众抗捐抗税斗争。这些斗争活动，等于是辛亥革命运动前在烟台及胶东地区进行的一次革命预演和群众历练，使坚持武装革命的孙中山和革命党看到了前途和希望。二孙中山不仅把烟台定为山东的革命根据地，而且把烟台确定为华北、东北八省的革命根据地，以烟台辖北方八个省。因此，自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烟台便成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国内进行活动的重点地区。许多革命党人到华北、东北发动反清斗争，往来奔走，无不经此。烟台的同盟会革命党人也没有辜负孙中山的期望，在辛亥革命期间，遵照孙中山的指示，积极筹划，缜密组织，在一系列革命活动中承担起了重要的领导任务。为了扩大革命影响，孙中山号召加入革命党的留日学生回国发动革命。烟台的留学生积极响应孙中山的提议，不惜放弃自己在海外的学业，纷纷踏上回国返乡的归程，致力于故园革命工作的开展。在革命党人和各地青年学生的努力下，“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料者矣”。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辛亥革命之所以在各地顺利开展，主要得益于“留日学生提倡在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1906年春，徐镜心受孙中山先生的委派回国，在烟台秘密设立同盟会机关。他积极扩充会员，将组织发展到济南、青岛、诸城、蓝村、高密、惠民等地，并在烟台等地开展了一系列革命实践活动。
烟台及胶东各地的留日同盟会员返籍回来的时候，正值清政府废除科举，新式教育大有发展的时期，办学不仅可以培育人才，也是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途径。烟台返籍同盟会员积极筹款，创新学，设公学，向广大青年灌输革命思想。徐镜心在老家黄县利用自家的油坊，与本家兄弟徐乐三、徐镜古一起，先后办起了“明新学堂”和“坤元女子学堂”。他们不仅在学堂里剪发辫、禁缠足，提倡风习的更新，更十分重视向学生进行革命思想的传导与输送，曾特意谱写革命歌曲，教同学传唱：“头角兮山崩，撞破自由钟。嘴唇兮海裂，喝尽匈奴血。翻身非上大舞台，雷火天地开。转脚踏渡昆仑，风雨欧美并。”后来，徐镜心又与谢翊臣、邹因陈一起，在烟台通伸村创办东牟公学，聘请李省斋、邱特亭、张继、胡瑛、李凤梧、孙丹林、于春暄等几乎清一色的同盟会员担任教员。东牟公学表面上与传道授业解惑的一般学校无异，实则“以砥砺革命人才为主”，学校时常邀请路经烟台的革命党人来校演讲，斥责清政府的腐朽反动，鼓吹群起而击之，“言之激切，人人感泣”。东牟公学成立后，吸引了大批仰慕革命的青年前来学习，这里甚至成了山东同盟会在胶东的联络中心。不久，烟台地区又创办“端本女校”，负责人马秋仪也是同盟会员。另有同盟会员王学锦、徐文焕所办之烟台育英学堂，邱丕振、邱砥之所办之掖县掖西公学，也都是烟台同盟会的主要活动场所。
回籍后的烟台留学生将革命的火种带回家乡，在烟台秘密设立同盟会机关部；并以此为依托，积极从事革命宣传和组织发动，在烟台乃至在山东积聚了大批革命力量。徐镜心还与张继等远赴辽宁，辗转东北，将白山黑水间的许多英雄豪杰团结在了自己身边。国内，北方建立同盟会组织的地区只有保定、辽东和烟台，以烟台最有影响。当时，烟台与日本有客船对开，交通便利，出入境的北方学子多经此地，革命党人以此地为中心，北撒南播，将革命的种子四处抛撒。东北、直隶的革命过冬，都曾得到山东尤其是烟台革命党人的大力支持与配合。可以说，烟台不失为北方同盟会的重心。
他们还积极创办刊物，致力于革命思想的传播。1908年，同盟会员丁训初、齐芾南、李凤梧等人在烟台创办了《渤海日报》，由李凤梧、钱子青担任主笔。该报先后发表了许多反清、革命的文章，人谓此报“每借此朝政之失，从而烘托之，革命思想之播种芝罘，实肇始于此”。该报作为日报，连续出版数年，直到民国初成尚未中断，成为同盟会于各地所办报刊坚持时间最久的一份。另一份创刊于烟台的《东吹报》，也以自己恣意而大胆的反清言论而名噪于当时，可惜坚持未久，故影响不大。孙锡纯在烟台正阳街开办的荟萃图书公司，是该地区宣传革命思想的另一个重要阵地。徐镜心在这一方面也有出色的表现，不仅经常为《芝罘日报》撰文，发表反清、革命的思想，还曾在1907年于东北创办了《盛京时报》，作为山东旅居东北革命人士的重要舆论阵地，该报对山东革命形势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与其他地区的革命行动一样，烟台革命党人也注意在清军中进行反清、革命的宣传，以分化敌人的力量。烟台的清朝驻军主要有警卫队二营和海防营一营。同盟会员王耀东、栾钟尧等人在敌人战斗力最强的海防营中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先后争取东牟公学学生、海防营书记官宫树藻和他的父亲、伯父站到了同情革命的立场上。后来又通过间接的办法，让海防营官带董宝泰转变了立场，“警卫队及海军练勇将校亦多许党人为助”。
烟台的革命党人在孙中山等人的领导下，前期付出了诸多心血，做了大量工作，因而有了武昌首义后烟台地区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三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对烟台寄予厚望。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特发《檄山东文》，呼吁山东人民“速举义旗，右我鄂军。西发临清，扼南北之咽喉；北出渤海，攻塘沽之险隘。直捣巢穴，复汉官之威仪，建共和之民国”，给了山东特别是烟台人民以很大的激励，烟台地区的革命热情急剧高涨。
武昌起义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敲响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丧钟。烟台作为同盟会北方支部所在地及山东革命的指挥中枢，以徐镜心为首的烟台革命党人与中国同盟会领导层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获得了孙中山的充分信任和有力支持。
革命党人坚持孙中山武力反抗的主张，积极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同盟会员王耀东等通过大量工作，争取到驻防烟台清军中的宫树藻、宫锡恩、宫锡德、董宝泰等关键人物转变了立场，从而使烟台的军队基本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革命形势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并且时机已经成熟，烟台革命党人遂决定于1911年11月12日晚发动了武装起义。起义军推举同盟会会员栾忠尧、杨德胜为正、副总指挥，由号称“十八豪杰”的栾忠尧、李凤梧、王耀东等18人统领，兵分三路，以放火为号。其中，一路急驰东山，迫使东山警卫队二营与海军练勇一营投降；另一路前往大清银行放火助威；还有一路直扑海防营清军驻地，在火油桶里点燃爆竹。一时间，枪声、爆竹声响成一片。革命党人高呼：“革命党大军来了！”再加上海防营哨官宫锡德等人及时的内应，很快夺取了海防营。接着，海防营士兵也加入了起义队伍，直攻烟台道署、海关监督署、警察厅等要害部门，并很快占领之，烟台全城很快光复。烟台武装起义的成功，给山东巡抚孙宝琦以沉重的打击，迫使其在11月13日不得不宣布山东独立。
烟台的光复，是在同盟会的组织引领和孙中山等人的亲切关怀下取得的，成为辛亥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烟台独立后，革命党人立刻与武昌、上海等地的革命组织和领导人取得联系，及时汇报当地革命形势的发展，渴望取得上级组织的支持，并积极配合辛亥革命的整体形势发展。期间，徐镜心前往上海，与各方建立起更好的沟通。他在上海成立“中华民国共和急进会”后，请求上海军政府派兵北上，并在随后与上海军政府都督陈其美商定了“先据烟台，再取登州，以图济南”的斗争策略，还约定给予实力援助。1911年底，徐镜心在上海通过山东同乡会联络各方力量，欲北上声援烟台革命。同年12月6日，徐镜心率领十余名同志由上海辗转返回烟台，组织“北部共和急进会”，筹款购械，在烟台组建起义武装。此时，徐镜心等得知有数百名参加东北义举的勇士云集大连，随即与同盟会员邱丕振（掖县人）等并赴大连，筹划募兵，购置武器。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胶东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各地纷纷发动起义，宣布光复，烟台的辛亥革命行动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
孙中山和革命总部始终高度关注烟台的革命行动，不仅很快将徐镜心派回山东，加强对这里的领导，而且多次重申“山东地势举足轻重，关系革命大局”。孙中山对徐镜心十分信任，说:“山东事，君自相机处理可耳！”他一方面指示烟台积极活动，一方面派北伐军开赴烟台。不久，在孙中山、黄兴等主张下，陈其美派刘基炎率沪军3000人奔赴烟台，成为南方革命党人派往烟台的主力部队，这样革命党人又重新控制了烟台。其后，孙中山又指派北伐军一个旅于1912年1月上旬抵烟，对烟台革命的发展起了很大帮助作用。北伐军进人市区后，恐商民恐慌，特发告示，以安民心；并派兵驻守危险地带，以保一方平安。来烟台的还有闽军杜持的北伐军第一师第一旅、广东北伐十字军等。这样，烟台革命力量雄厚，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同盟会已成为公开合法组织，佩戴“光复烟台纪念章”、“建造民国纪念章”的同盟会员比比皆是。南北议和之后，孙中山依然关注烟台的革命发展，又派胡瑛率3000多名革命军到达烟台，解决了前期这里存在的一些问题，组织建立了都督府，召开了临时议会。
同盟会对烟台重视程度之高，从北方支部也可看出，在山东的革命中，烟台得到的支持为最。孙中山先后派遣上海、广东等地武装部队抵烟，强有力地推动了烟台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山东各地的反清起义中，也以烟台革命最为典型和持久。烟台革命气氛高涨，不仅鼓舞了胶东诸县的独立行动，促成了蓬莱、黄县、荣成、文登、牟平等县的相继独立，并且对以诸城为中心的青州、高密等胶济铁路沿线各地的起义，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烟台，一度成为山东的革命中心。
烟台人民所进行的独立斗争，是山东革命乃至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辛亥革命前夕，烟台人民与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矛盾达到了极为尖锐的程度。在辛亥革命中，烟台斗争的胜利无疑对清政府是一个极大的震动，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烟台革命党人无论在革命前还是在革命中，都做了大量宣传工作，从而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并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然而，烟台局部的辉煌，并不能映红整部革命的史诗。不久，随着清帝的退位和共和廉价的告成，南京临时政府下令停止了所有军事行动，山东的战事也随之结束。后来，随着革命派在全国各地的妥协，以及袁世凯对辛亥革命果实的窃夺，烟台军政府领导人也出现了动摇，直至被袁世凯收买，自愿与济南方面合并，将烟台军政府撤销，遣散了所有的革命武装，烟台自愿归属了北洋政府。（本文原刊于烟台市政协编纂出版的《烟台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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