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济南的传播
□庞新华
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兴起并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济南这座历史古城生根发芽，迅速传播开来。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济南的传播，提高了民众特别是青年师生的思想觉悟，塑造了我党早期的优秀干部和革命者，对济南、整个山东乃至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济南传播的史实梳理
虽然早在1907年8月张继就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社会主义讲习会），1908年早期同盟会会员陈干、刘冠三创办青岛震旦公学讲授社会主义，但随后几年，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的还是青岛，此时的海风还未能及时把马克思主义的讯息吹到作为内陆城市的济南。等到1915年，《新青年》创刊，特别是杂志社移旗北上，马克思主义在济南的传播，很快随着《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化运动而具备星火燎原的前势。
在当时山东省立一中、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新青年》成为师生争相传阅订购的杂志，青年学生以阅读《新青年》为最大时尚。1918年前后，在济南青年学生、社会进步人士中，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新思想已经为这一群体所熟悉，在这些人中间已经初步成长起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虽然处于秘密地下状态，但正如地下炙热的岩浆，蕴含着潜在的巨大能量，炙烤着这片土地。此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迫切需要一个如《新青年》那样的平台和旗帜，团结带领济南这一批青年人，去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王乐平是这一历史节点的关键人物。
1919年10月，王乐平在济南省府前街创办了齐鲁通讯社，亲自任社长，通讯社下设售书部。第二年，改称齐鲁书社。“该社的精神就是不纯粹以营利为目的，而以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为主要目的”。《资本论入门》《共产党宣言》《俄国革命史》《唯物辩证法研究》等进步书籍也通过书社引进，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更趋系统全面，青年师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也逐步从零散、支离破碎、口号式的接触，开始系统化、信仰化。王乐平利用其官方身份作为掩护，加之齐鲁书社的日常商业经营，给进步师生提供了一处暂时安全的庇护所。在其引领和影响下，其诸城同乡王尽美、王翔千、王志坚、王象午也成长为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1920年秋，在王乐平支持下，王尽美、邓恩铭等以齐鲁书社为基地，秘密建立康米尼斯特(共产主义)学会。11月，又发起建立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进步学术团体——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广泛联络和团结进步青年，学习研究新思潮，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探索改造社会的道路。从此，马克思主义在济南开始扎下根来，进而发芽开花结果。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济南的传播特点
作为省会济南，旧势力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更为严密，马克思主义的进入和传播要比青岛这样的沿海城市更晚。但是，一旦这种进步思想在城市生根发芽，其传播速度、影响的宽度和深度，也是其他非中心城市无法比拟的。
济南近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地方精英群体，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优秀的传播主体和高素质受众。省议会王鸿一、王乐平、张公制等为代表的地方政治精英，借助省议会平台掌握的话语权，对20世纪初社会民众发挥了精神启蒙作用。虽然他们中间政见有分歧，且在五四前后，对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有所保留，但客观上对当时政府高压严控的社会空气是一种舒缓，对新思想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以王乐平为代表，利用同乡、家族、亲朋好友等关系，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在济南传播的社会网络，直接支持、指导、参与、组织各种进步团体和活动，更是凸显政治精英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教育精英的直接参与为传播提供了优良土壤和广阔的传播空间。王祝晨推行白话文教育、王鸿一倡导乡村教育，都是新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初的十几年中，地方教育精英的共同体（教育界）已经形成，从不同层面推行新式教育，在新思想的传播中人数众多最为集中，有最为自然的教学平台，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作用无可替代。
济南近代自开商埠，开启了学习西方、自我革新的序幕，为马克思主义等新思想进入济南，预热了社会氛围。整个城市破除了封建传统城市的封闭式格局，经济结构发生改变，对外贸易和新型商业、服务业迅速发展，客观上促进了济南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发生剧烈变化。城市民众变革图强的爱国思想在社会各界影响越来越大。新事物、新思想、新知识、新观念、新礼仪、新风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城市，影响着百姓生活。这为数年后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拉低了心理接受程度，让青年知识分子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马克思主义在众多新事物、新思想中，只是其一，只不过更具冲击力和针对性，它给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多的救国图强的目标关爱。
第一次世界大战自始至终让山东民众最直接感受到丧权辱国的耻辱。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的巴黎和会，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对山东民众来说，更是莫大的切身耻辱。正是这种耻辱敲响了整个社会沉沦的警钟，让进步人士更加清醒、自觉，寻求社会革新的愿望愈加强烈。在全国来看山东是一直笼罩在这种反帝爱国、革新自强的压力之下的，精英知识分子更容易以此为己任，接受各种进步思想的主动性更为明显。
对这一问题未来的研究路向和建议
与山东乃至全国其他城市对比，济南提供给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各类条件有其特殊性，这应该是研究者关注的一点，如能从个案及更微观的研究客体着眼，尽可能提供一种自下而上反观历史的镜头，可以是这一课题的某种突破。济南作为全国特别是北方这一时期重要的省会中心城市，其城市发展和人文历史有很强的典型性，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大的课题提供典型个案分析和史实支撑。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不是一种思潮学说在凭空运行，确切地说是这种思潮、理论甚至文化，要克服种种困难，与当时的民众是一种交锋和交融。你可以做到冲击民众的头脑，但要成为一个人的信仰，却是复杂得很，这何尝不是一种心理学研究的范畴。马克思主义早期的传播，不同地域受众因性格心理特征不同而产生的反应不同，传播者是否考虑到这些因素？在实际传播中这种因素到底会起到多大程度、什么样的作用？所以，借助社会史、传播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理论，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分析，也是很重要的研究路向。
王尽美作为当时的青年才俊，对新时期中国青年的成长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要把个人成长与国家命运相结合；要把热血奋斗与时代精神相结合；要把理想信念与科学理论相契合。透过王尽美个案，总结历史规律，汲取历史营养，也应是一种研究方向。 （作者系济南市史志办公室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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