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战斗在隐蔽战线的大众报人
解放战争时期,匡亚明(左五)和恽逸群(左六)在大众日报社与同事们合影
1953年,张黎群在中国青年报社■红色记忆·不忘初心
□本报记者于岸青
战争中,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是个文化单位,也是一个战斗单位,曾工作在大众日报的数百名记者编辑们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向根据地军民传达党的声音,流血牺牲亦自豪壮烈。隐蔽战线是一个特殊的没有硝烟的战场,又是我党不可或缺的战场。隐蔽战线与新闻记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战争时期,有一些大众报人就曾战斗在隐蔽战线,以他们的传奇经历谱写了新闻史上一曲别样的壮歌。
匡亚明:
白天出去,不晓得晚上能不能回来
1996年12月26日,匡亚明同志与世长辞。次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匡亚明纪念文集》,其中收录了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同志撰写的纪念文章《深切缅怀隐蔽战线的老前辈匡亚明同志》,罗青长称匡亚明是“曾在周恩来、陈云等同志领导下工作过的我党隐蔽战线上的老前辈之一”。这时,大家才知道,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大众日报》创始人匡亚明同志,在他的革命生涯中还有如此令人惊心动魄的经历。
现在我们知道,匡亚明同志在隐蔽战线上的工作分为两段:一是1926年到1937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期,一是1942年到1945年在中央情报部工作时期。
1927年至1937年十年内战时期,国共之间隐蔽战线激烈较量,而此时的上海是中共白区工作和隐蔽战线工作的主战场之一。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在白区坚持斗争的共产党人既要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搜捕,还要随时警惕和防止叛徒的告发与出卖；既要面对党组织随时可能因遭到敌人破坏而陷于失去组织关系、孤军奋战的境地,还要忍受因此而来自于党内的怀疑和不信任。这些情况,匡亚明都曾遇到过。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期间,匡亚明曾四次被捕入狱,既遭受过酷刑,也曾被长期关押。匡亚明同志与那些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一样,凭借忠贞的信仰和钢铁般的意志,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匡亚明曾回忆,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1928年1月,“当时处境很危险,白天出去,不晓得晚上能不能回来”。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滋长着一种左倾情绪,奉行以城市暴动为主的左倾盲动主义,位于上海的江苏省委便要求上海和南京等地举行工人暴动。时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和团闸北区委书记的匡亚明,在开会时表示反对无准备无群众基础的罢工和暴动,引起江苏团省委某些人的怀疑,认为匡亚明是“叛徒”,于是派中央特科红队除掉他。红队队员的子弹正中匡亚明的门牙,但因距离较远,匡亚明幸免于难。此事惊动了上海巡捕房,国民党特务闻讯寻到医院来,借机千方百计挑拨、离间,并诱使匡亚明投降。匡亚明嘴部受伤不能说话,但内心十分坚定:误伤也是我们共产党内部的事情,决不受敌人挑拨,决不向反革命投降。特务认定匡是共产党的大干部,在病房外派三班倒的特务看守他。匡亚明一直不能说话使敌人放松了警惕,伤未痊愈,匡亚明伺机逃出了医院。
到4月,党内的左倾倾向得到纠正,上海几个熟悉匡亚明的区委书记联名致信中央申诉该枪击事件,原江苏团省委因此受到中央批评并进行了改组。虽因枪击事件身体遭受严重摧残,虽因遭到来自党内的无情打击和不公正对待而难免感到冤屈,虽因受伤不得不暂时离开工作岗位,但匡亚明没有消沉,而是利用这段时间坚持写作,写出了一批揭露黑暗、呼唤光明的文章与文学作品,在上海文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匡亚明后来回忆:“我被捕共四次,两次判了刑,两次没有证据,保释了。我在上海坐牢,坐了一年多,转到苏州反省院,又转浙江,再转南京。七七事变以后,国共合作,中共在南京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反省院中的共产党员,只要周恩来开出名单,就能释放。”
随着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匡亚明辗转来到山东根据地,根据山东分局的指示,领导创办了《大众日报》。1939年秋,大众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匡亚明随郭洪涛等山东七大代表团赴延安。他不是七大代表,随团西去延安目的是解决自己的组织问题。
经过一年多的跋涉,匡亚明一到延安,就去中央组织部报到,说明情况。部长陈云派干部科科长王鹤寿与匡亚明谈话,王鹤寿把他的历史问题一一列出来,逐个进行调查并取得证明材料。经过反复调查分析后,中央组织部得出了由陈云和李富春共同签署的结论:确认匡亚明是经过艰苦工作和监狱斗争考验的好同志,恢复其1926年以来的党龄,分配到中央情报部工作,任部长康生的秘书兼第四室副主任。
解决了组织问题后,匡亚明再次投身到隐蔽战线之中。隐蔽战线的工作不仅包括像《潜伏》中余则成那样潜伏在敌人心脏历艰犯险地搜集情报,也包括身在后方从浩如烟海的公开材料中抽丝剥茧地寻找有用的信息。匡亚明领导的四室——政治研究室正是从事这种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对于历史、环境、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
匡亚明在四室工作期间编写了一套《什么是……》教育丛书,有十几本,比如什么是三青团,什么是军统、中统,什么是CC复兴社,什么是阎锡山牺盟会等等,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澄清了大家的一些模糊认识。比如在《什么是CC复兴社》中,匡亚明经研究认为,它是由国民党派生出来的党内派系组织,他们也进行情报、侦察、反共等活动,但不等于就是特务机关,是党派问题,不是特务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学习中央的文件并结合自身的工作,在《解放日报》上著文《论调查研究工作的性质和作用》,将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进行了思想上的总结和理论上的提升,认为调查研究是决定革命行动的依据。这篇文章发表后,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肯定,指定为延安整风的学习材料之一。
解放战争时期匡亚明把这个工作方法带到了大众日报,成立了专门的研究部,这在当时的党报工作中是一个创举。新来的沈梅珠被分配到研究部后不高兴,坚决要求上前线上战场采访。匡亚明笑眯眯地说:“我讲个故事吧。”
他说,在延安时,有个中央首长的秘书被调去做资料工作,秘书表示不愿意。首长说,那你去做敌工工作好吗?秘书很高兴问什么时候去,首长点着小同志的鼻子说,就请你在图书馆里做敌工工作。几年后,这位秘书成了延安的“国民党组织部长”,要问他哪个国民党将领的情况,几分钟后就可以得到答案。匡亚明没有讲一句大道理,用一个生动的故事说服了小同志。这个故事也是匡亚明对自己在情报部工作的生动描绘。
果然,大众日报的研究部很快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时的研究部部长吴宝康就在军事形势研究上下了大功夫,他在墙上挂一张全国地图,每天根据新华社的军事新闻,了解各战场的战争得失情况及敌我双方的死伤俘数字材料,我军每攻克一座城市、歼灭一部敌人,他就在相应部位插上一面小红旗,算出彼此力量的消长增减。积累多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在图上一目了然。吴宝康根据统计数字还绘制了不少形势图,如以徐州为中心的战争形势图,《大众日报》上1946到1948年的形势图都是他亲笔画的。他写的分析性报道《华东歼敌数字证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必将加速他的失败》(1947年5月31日),是较早运用统计分析方法的新闻报道——从统计数字看战局变化,报道中运用数字分析得出了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已经破产,此稿后由新华社总社向全国播发。
恽逸群:
打入“岩井公馆”屡立奇功
1946年底,恽逸群率《新华日报》(华中版)全体同志千里迢迢从华中来到山东,全体并入《大众日报》,恽逸群任《大众日报》总编辑,此时,入党几十年的恽逸群投身到正面战场才两三年。而此前,他奉党的命令打入岩井公馆的传奇经历,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传奇。
1942年隐藏在上海满铁的中共情报小组遭到破坏,中共情报人员不畏艰险,继续打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特别调查班,对外掩护名称为“岩井公馆”,负责搜集情报,进行特工活动。特别调查班的班长由日副领事岩井英一兼任,但实际主事的是中共秘密党员、多面间谍袁殊。
1942年初,恽逸群奉潘汉年之命从香港返回上海,继撤出的刘人寿同志打入岩井公馆,担任中国编译社社长,为岩井公馆所办的《新中国报》《政治月刊》等报刊提供文稿。恽逸群以其特殊的身份,运用委婉手法,揭露日伪的丑态和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本质,批驳投降论；甚至还通过专文的形式,把岩井公馆电台收录的延安广播内容,用明贬暗褒的笔法加以传播。这在上海沦陷后,日军严密控制新闻、日伪大肆宣传和平论的环境中,无疑是占领了一块阵地。最重要的是,恽逸群通过这个特殊身份,还收集到日本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大量情报。恽逸群一直工作到1944年10月被日本宪兵逮捕才停止。
进入潘汉年情报系统之前,恽逸群自1935年起就在中央特科高原同志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他利用新闻记者的身份,向党提供了大量情报,如国民党内部情况、各派之间的斗争、亲日派和亲英美派之间的矛盾、敌伪内部的情报等。恽逸群为保证安全,把所获情况都强记在自己的脑子里,有些特别重要的,只在报纸上或其他地方做几个暗号,在与高原接头时,坐下来就写,写好马上交给组织。
倚马可待的写作方式,令所有跟他同过事的人都印象深刻。1947年下半年,战争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国民党部队大量被歼,恽逸群能够安稳地坐下来写文章了,于是他应大众日报所属的山东新华书店主办的杂志《新华文摘》之邀,写出了《三十年见闻杂记》在杂志上连载,总计九万余字。难能可贵的是,当时他手头并没有任何现成的资料,是多年地下工作练就的博闻强记使他全凭记忆写下来的。在文章中,他不仅惟妙惟肖地给蒋介石画像,还详细剖析了何应钦、陈诚、胡宗南、白崇禧的情况,以及CC、蓝衣社、军统、“新太子派”的内幕,还有其他各派系的历史与现状,彼此间的矛盾与纠葛等等。后以《蒋党真相》为名结集出版后,这本书以它内容丰富、材料翔实、剖析透彻而风行于解放区,如今已成为史学工作者们编写民国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1948年济南解放,恽逸群率领大众日报社进入济南后,即奉华东局的命令率部创办济南市委机关报《新民主报》。当中央公布43名战犯名单时,社长兼总编辑恽逸群提出报纸上对每个战犯都要作一个介绍,编辑部长王中说弄不全,他说到资料室去查。结果资料室把存的资料翻了个遍也弄不全,他听了汇报后对王中说:“好好,你睡觉去吧。”次日王中醒来,新印出的报纸已在床头,打开一看,43个战犯的介绍一个也不少,每个战犯的姓名、籍贯、年龄、简历、现任职务等应有尽有。这是怎么查出来的?等王中一问才知道,是恽逸群全凭记忆自己写的。王中佩服他的记忆力非一般人所及,也就此得知他是过去搞情报工作练出来的。《四十三个战犯介绍》一文,解放区各报竞相转载。
张黎群:
英勇的红岩儿女中的一员
张黎群曾在重庆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直接受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领导,是英勇的“红岩儿女”中的一员。抗战胜利后因为身份暴露不得不撤到解放区,并随华中局一起北撤到山东,进入大众日报社任时事版主编。
在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两个战线的斗争:公开的武装斗争和隐蔽的地下斗争。对地下秘密工作的任务,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曾这样总结说:“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作为群众公开组织的核心),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在毛泽东所概括的秘密工作五大任务中,最重要的是在政治上争取敌占区的人心,地下工作者多数在搞工运、农运、学运和秘密的统战,发动和组织群众拥护共产党。张黎群在中央南方局就曾主要负责青年工作。
他是怎么暴露的呢?
1945年自5月开始,连续四个月,国统区有510余名革命知识青年奔向中原解放区参军参战,投身革命工作,这是周恩来“积蓄力量”的战略“存折”上,一次性支付的一大笔宝贵财富。这个艰巨的“工程”是由当时的中共南方局青年组成员张黎群主持的。
1944年冬,周恩来批示青年组采用“公开号召和秘密进行组织工作相结合”的方针,承担“动员青年到解放区去参加工作”的任务。青年组组长刘光决定由张黎群具体负责组织和运输工作。1945年初,南方局工委书记王若飞出题目,张黎群在《新华日报》发表《革命青年的岗位在前线》,文章在青年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在6、7、8月三个月里,张黎群组织的500多名进步知识青年分批徒步跋涉数百里,安全到达解放区。
与此同时,青年组还发动“革命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运动,也是由张黎群具体负责。根据周恩来指示,他在《青年生活》专栏上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提出“知识青年的岗位在农村”的号召。1945年1、2月,第一批去农村的进步青年有56人,分布在15个点上。4月,南方局作出关于“创建川鄂边革命根据地,准备打游击”的决定,张黎群率工作组深入川鄂边,积极开展工作,并很快取得成效,川鄂边区革命形势为之一新。这项工作接近尾声时,经工作组组织的去农村进步青年达136人,分布在31个点、27个县区,他们与当地党组织结合开辟和发展工作,建立了一批“两面政权”,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武装。
就在这时,南方局得到内线情报,说特务的报告中有“张黎群供称”的字样。所谓供称者,向敌特“招供”也,亦即叛变了!果真如此,则张黎群主持并掌握的动员500多名大学生、中学教员和青年知识分子赴中原参军,主持革命青年下农村开辟工作,掌握大后方革命青年数十个据点等等都将形成严重的破坏性威胁。
恰在此时,重庆特务造谣说,川鄂边界抓获青年共党嫌疑分子多少名；有一对身份秘密的党员夫妻,是张黎群应组织要求帮助他们介绍了职业,晚上丈夫梦呓大呼“特务来了,快跑”,二人慌忙夺门而逃,夜黑风高,竟致失散。组织一查,又与张黎群有关。这些信息集合在一起,为慎重起见,张黎群接受组织调查。
调查由王若飞同志亲自主持。王若飞问张黎群:“南方局得到情报,说你出了政治问题。”张黎群激动得全身发抖:“这简直是祸从天降,无中生有嘛。”他“双眼充满泪水,双唇紧闭,牙关紧咬”,向王若飞要求“我们上山去,把事情弄清楚”。经过两个月的严密审查,由南方局王若飞、于江震、钱瑛向张黎群宣读书面结论:“张黎群同志工作很积极,群众工作有成绩。此次进行政治审查,没有问题。”
原来,1945年9月,我党打入国民党高级特务机关的同志,在机关办公桌上瞥见一纸公文,上有:“共干张黎群供称共党青运方针……”字样,该同志设法将这个情况呈报了南方局,南方局十分重视,曾一连两次指示这位同志查明情况。我潜伏同志查明,敌特从公开出版的报纸上所登的张黎群署名文章中寻章摘句凑成一份报告,为了邀功,便使用了耸人听闻的“供称”。但他在进行更深入的调查时,引起了敌特机关的怀疑,他的调查只能中止。
在南方局对张黎群的审查期间,除了回答上百个问题外,张黎群还写了题为《我参加青年组工作十个月的叙述及检讨》的材料,达91页。这份报告十分重要,将由王若飞带到延安存档。然而,1946年4月8日,王若飞同志在赴延安的飞行中飞机于黑茶山失事不幸遇难,报告因放在一个铁盒子中却幸存下来,有明显烧灼痕迹的报告现在成为研究青运史的重要资料。
1947年8月,国民党范汉杰部大举重点进攻胶东解放区,9月1日占领诸城、日照,此时,大众日报社驻地北距诸城仅40里。大军压境,形势十分紧急。9月12日,报纸被迫暂停,报社编辑部缩编随华东局转移。其他人员分成四五部分分散转移。当时是常驻滨北地委的记者辛冠洁“收留”了分散转移的时事版主编张黎群和康英等人。辛冠洁拍着胸脯跟他们说:“来了好,跟着我,保吃,保住,保喝,保命!”
一开始,报社同志们跟着滨北地委、分区行动,上午九点蒋军出城,向我驻地村庄进军,我小部队且战且走,待到下午两点,蒋军向后转了,同志们又回到原驻地,就这么拉锯十几天,大家深感长此下去无所作为,不是个办法。
“报纸没有了,那怎么能行呢?看到和看不到《大众日报》是有关军心士气的问题。”
他们就找到了当地地委负责人李仲林、张炎商量,马上开会研究一致同意,并决定由地委宣传部长燕遇明负责,由地委印刷厂印刷,地委电台负责抄收电讯,还有地委宣传科长辛纯、机要秘书张一萍也参加,张黎群当编辑主任,辛冠洁当副主任,宣传部长燕遇明当社长。大家齐心协力,日以继夜地采访编排。就这样,大众日报滨北版正式出版,名字叫“滨北大众”,开始三天一期,每期两个版,以后出日刊,直到本报复刊,从而填补了报纸备战时期的空白,坚持为读者服务。
报纸出来后,滨北军民十分欢迎。不久华东局发现了,不知这张报是谁办的,怎么办起来的。拿着报纸翻来覆去地看,讨论来讨论去,认定这张报纸决非敌人假冒,而是出自我们自己人之手的一份好报纸。于是就查为什么没有上报审批,到头来查明,是滨北地委审批的,因战事紧急,就先斩后奏了。后来不但没批评,张黎群、辛冠洁他们还因临机处事、主动作为受到了表扬。
张黎群投身到新闻战线上后,先后转战数家报社,从《新华日报》到《大众日报》,又从《大众日报》出发,先后参与创办《新潍坊报》和《山东青年》前身的《青年文化》,这是新中国成立时期诞生的全国第一张青年报,并进而参与创办了《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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