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风云说略（二十二）

李奕冲击成都城门“中箭而死”（346年），与李荡冲击成都城门“中创而死”（303年）的形象，“何其相似乃尔”。但是，也有不同的“形象意义”。李荡为“成汉帝国”冲锋陷阵，死在敌人之手，有高大的“英雄形象”；李奕为“争夺皇位”冲锋陷阵，死在亲人之手，只有强烈的“悲剧色彩”。也就在这一年（346年），东晋安西将军桓温带领的“伐蜀大军”已经行进在路上，而李势还“浑然不觉”。李奕的反叛，并没有引起李势“内心的震动”。反而，李奕的溃败让李势觉得“真心的鼓舞”。于是，李势为此改元“嘉宁”，还“大赦天下”。表达的是“天下太平”的“良好愿望”。然后，继续淫乐宫中，少见公卿，不恤国事。

公元343年，父皇李寿“一命归西”，太子李势正为李寿“守灵”。东晋就定下了“伐蜀大计”（成汉帝国），而“成汉帝国”还在“一路下滑”。东晋“定下大计”的“御前会议”上，分析“天下大事”时说：国家的祸患胡（石虎）、蜀（李势）二寇而已。进一步分析后认为：蜀虽险固，较胡为弱。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做出“先灭蜀再灭胡”的“重大决定”。大家对“伐蜀”充满信心：李势无道，民心不附，可“一战而擒之”。同时，大家都说：蜀地是块“大肥肉”，秦国得之“横扫六国”，刘邦据之“平定三秦”，诸葛武侯凭之“抗衡中夏”。

我想起了“秦灭巴蜀”的那次“御前会议”。会议的“历史背景”是，公元前316年，蜀王出兵攻苴（蜀王弟），苴侯出奔到巴，向秦求救。这给了“秦灭蜀”的“表面理由”（伐蜀救苴），而秦王（惠文王）的心思是：以“救苴之名”行“灭蜀之实”。秦王欲攻蜀，韩又来攻。为此，秦王犹豫不决，遂问计于臣下。在这次“御前会议”上，出现了“伐韩伐蜀”的“对立意见”：张仪主张进攻韩国，劫持周天子，挟天子以令天下，建立王业；司马错主张借机灭蜀。司马错阐述了“灭蜀”的两大好处：一是“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二是“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我一眼就看出，张仪的主张有些“不合时宜”，因为这时已是“战国时代”，还有哪个人去“追求王业”呢？“追逐霸业”才是“正道”。因此，司马错的建议对上了“秦王的胃口”。司马错的意见明显“占了上风”，作为带军的首领，地位低的司马错的名字，却放在了地位高的张仪前面。于是“金牛道”上，行进着秦国的“黑衫军”。“金牛道”，是西蜀经广元到汉中的一条道路，又称为“秦蜀古道”。道路虽然艰险，但“石牛便金”和“五丁开山”的传说，还是“颇具美味”，而且都跟蜀王的“荒淫和好色”有关。李白《蜀道难》曾说“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也讲的“金牛道”的故事。

秦国灭巴蜀（前316年）与东晋征讨“成汉”（346年），时间上相差了662年，但不同时代的两次“御前会议”的结论却“惊人相似”。不同的是，秦国灭巴蜀，走的是山路；东晋灭成汉，走的水路。史载，永和二年（346年）十一月，桓温率“益州刺史”周抚伐汉（成汉帝国），拜表即行，使袁乔率2000人为先锋。好个“拜表即行”，让我们看到了26岁的桓温的“胸有成竹”和“意气风发”。前面我说过，历史事件的时间都采用公元纪年，不再说“年号”。但是，“永和”这个“年号”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只是因为賨人建立的“成汉帝国”在“永和年间”被东晋灭掉，更重要的是王羲之的《兰亭序》开篇就说了“永和九年”（353年）。

王羲之是东晋著名书法家，有“书圣”之称。他的代表作《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世人常用“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这样的句子，来赞叹《兰亭序》的“书法之美”。这些句子，出自“建安文学”代表人物曹植的《洛神赋》。“文人雅集”，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尚。史载，永和九年（353年）农历三月三日，王羲之和谢安、孙绰等41人在绍兴兰亭“过节”（上巳节）时，众人饮酒赋诗，汇诗成集，羲之即兴挥毫为此诗集作序，这便是有名的《兰亭序》。看过我手头的字帖《兰亭序》，多有“涂改痕迹”。一查才知道，这个字帖，仅仅是个“草稿”。

虽然是个“草稿”，但它的书法艺术“遒媚劲健”绝世无双，唐太宗李世民“喜欢得要命”。临死之时，还要用《兰亭序》陪葬，这也是一桩“绝世无双”的历史事件，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摹本”而已。王羲之是“书圣”，他又“师出何门”呢？史载，王羲之的首任老师，是出生于“书法世家”的卫铄（女）。她是卫瓘的侄女、汝阴太守李矩的妻子，世称“卫夫人”，也是两晋时期的著名书法家。书家评论卫夫人的书法说：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

我们都知道，王羲之又称为“王右军”，因为他曾任“会稽内史”，领“右将军”。如果还要拉近王羲之与我们的关系，那就是他曾经当过“江州刺史”（重庆）。江州，是古巴国的第一个首都。我们至今耳熟能详的“入木三分”和“东床快婿”两个成语，都是发生在王羲之身上的故事。王羲之出身名门（琅玡王氏），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的“封号”就是“琅玡王”。这个“琅玡王氏”，尤其是王敦、王导兄弟，可以算东晋最大的“开国功臣”，后面再说。传说，王羲之从小爱好书法，七岁时就已经“闻名州郡”。有一次，晋明帝（司马绍）到北郊去“祭祀后土”，让王羲之把“祭词”写在木板上，再派工人雕刻。刻字者嫌弃木板太厚（笨重），削了一层又一层，发现还有书写的“墨迹”，直到削进“三分深度”才见底。木工惊叹：羲之笔力竟能“入木三分”。

王羲之16岁那年就走上了“桃花运”。太尉、书法家郗鉴的“掌上明珠”郗璿“年方二八”，做起了“怀春梦”。父亲郗鉴考虑再三，决定请王丞相（王导）帮忙择婿。当然，这里面有“攀附名门”的嫌疑。王导却对郗鉴的“政治取向”欣然应允，让郗鉴到王家门上去“任意挑选”。郗鉴就叫他的心腹管家，先行去王府“探视”。王府子弟听说“太尉觅婿”，个个精心装扮。管家看来看去，都“不尽如人意”，就准备打道回府。王府管家让他去“相相羲之”。来到书院，就见靠东墙的床上一个“袒腹仰卧”的青年人，也觉得有些“不如人意”。管家回到郗府“禀报太尉”说：王府年轻的“公子哥们”，听说“太尉觅婿”，都“精心收拾”，希望被相中，唯有东床上有位公子名叫“羲之”，袒腹躺着若无其事。郗鉴“心中一惊”，决定亲自出马。来到王府，见羲之“既豁达又文雅”，当场宣布了“择婿结果”。“东床快婿”就从王羲之身上传扬开来，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成语流传后世。

“成汉帝国”已经割据益州40余年，然而在东晋王朝“伐蜀”的队伍里，居然有“益州刺史”周抚。当时的“益州”并没有在东晋的版图内，周抚有“益州刺史”之名，而无法到益州去“开展工作”。这里，涉及到一项兴盛于三国时代的“遥领和虚封”政治制度。也就是“有其名而无其实”。遥领，是以不属于本国的州郡设置“刺史太守”；虚封，是受封的诸侯王“只有虚号”，其封土则在他国境内。这是在分裂时期形成的“特殊制度”。魏蜀吴“三国鼎立”各据一方，但都有“拥有天下”的想法。在愿望“尚未成为现实”或“不能成为现实”时，便以“遥领与虚封”来“满足自己的虚荣”。

“遥领与虚封”，不只是为了“徒有虚名”，还有“虚张声势”的政治目的。这种现象，在孙刘联盟签订“瓜分曹魏协议”后表现得尤为突出。据《三国志》，孙刘“平分天下”的协议是，“天下九州”的豫州、青州、徐州、幽州属吴，兖州、冀州、并州、凉州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此后，吴、蜀两国就大肆开展了“遥领与虚封”。“三国归晋”实现了天下一统，“遥领与虚封”随之消亡。但是西晋是个“短命的王朝”，短暂的统一后，动荡与分裂成为“时代主题”。“遥领与虚封”又重新抬头，在南北朝时期更是“满血复活”。我们前面说到周抚的“益州刺史”，不过也就是“遥领与虚封”的一个例子。但是，这个周抚，却把“虚封”变成了“实领”，跟随桓温，灭掉了“成汉帝国”，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益州刺史”（349年）。

战斗就不细说。史载，桓温大军直抵成都，纵火烧了城门，“成汉帝国”将士惊惧，丧失了“斗争精神”，李势趁着夜色开东门逃跑。来到葭萌（今广元剑阁），也就是他爷爷李特嘲笑刘禅“面缚于人”的地方，感到“成汉帝国”已经危在旦夕，派遣散骑常侍王幼把“投降文书”送给“晋军主帅”桓温，自称“略阳李势叩头请罪”，并下令部队“放下武器”（不抵抗）。然后，抬着棺材、面缚衔璧，到晋军辕门投降。桓温大度地“解其缚”，命令士兵“焚其棺”，表明“成汉帝国”已“宣告死亡”。把李势及其宗室十余人送到建康（东晋首都），“儿皇帝”（4岁）晋穆帝司马聃把李势封为“归义侯”。“面缚衔璧”这个词语出自《左传·僖公六年》，说明这个“投降标准仪式”已经很古老了。“面缚”是指两手反绑而面向前，“衔璧”（口含碧玉）以示不生。所以，在发掘古人墓葬的时候，“衔璧”是个普遍现象。

李势“亡国没成奴”，还“封了侯”（归义侯）。他爷爷李特嘲笑的“蜀汉皇帝”刘禅，投降后被封为“安乐公”。刘禅在洛阳“过得不错”，8年后（271年）“长眠地下”；李势在建康（南京）当了14年“归义侯”才寿终正寝（361年），是“成汉帝国”后期唯一“得以善终”的皇帝。史上没记载李势生年，但从“公元318年李寿强娶李凤女儿生下李势”分析，李势或出生于公元319年，李势死时或为42岁。桓温灭掉“成汉帝国”，在东晋的“人气指数”得以飙升。但他却不急着回军，又在成都“逗留了一月”，为啥子？为了李势那个“倾国倾城”的妹妹。（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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