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风云说略(二十二)

达州晚报 2021-04-20 09:19 大字

李奕冲击成都城门“中箭而死”(346年),与李荡冲击成都城门“中创而死”(303年)的形象,“何其相似乃尔”。但是,也有不同的“形象意义”。李荡为“成汉帝国”冲锋陷阵,死在敌人之手,有高大的“英雄形象”;李奕为“争夺皇位”冲锋陷阵,死在亲人之手,只有强烈的“悲剧色彩”。也就在这一年(346年),东晋安西将军桓温带领的“伐蜀大军”已经行进在路上,而李势还“浑然不觉”。李奕的反叛,并没有引起李势“内心的震动”。反而,李奕的溃败让李势觉得“真心的鼓舞”。于是,李势为此改元“嘉宁”,还“大赦天下”。表达的是“天下太平”的“良好愿望”。然后,继续淫乐宫中,少见公卿,不恤国事。

公元343年,父皇李寿“一命归西”,太子李势正为李寿“守灵”。东晋就定下了“伐蜀大计”(成汉帝国),而“成汉帝国”还在“一路下滑”。东晋“定下大计”的“御前会议”上,分析“天下大事”时说:国家的祸患胡(石虎)、蜀(李势)二寇而已。进一步分析后认为:蜀虽险固,较胡为弱。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做出“先灭蜀再灭胡”的“重大决定”。大家对“伐蜀”充满信心:李势无道,民心不附,可“一战而擒之”。同时,大家都说:蜀地是块“大肥肉”,秦国得之“横扫六国”,刘邦据之“平定三秦”,诸葛武侯凭之“抗衡中夏”。

我想起了“秦灭巴蜀”的那次“御前会议”。会议的“历史背景”是,公元前316年,蜀王出兵攻苴(蜀王弟),苴侯出奔到巴,向秦求救。这给了“秦灭蜀”的“表面理由”(伐蜀救苴),而秦王(惠文王)的心思是:以“救苴之名”行“灭蜀之实”。秦王欲攻蜀,韩又来攻。为此,秦王犹豫不决,遂问计于臣下。在这次“御前会议”上,出现了“伐韩伐蜀”的“对立意见”:张仪主张进攻韩国,劫持周天子,挟天子以令天下,建立王业;司马错主张借机灭蜀。司马错阐述了“灭蜀”的两大好处:一是“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二是“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我一眼就看出,张仪的主张有些“不合时宜”,因为这时已是“战国时代”,还有哪个人去“追求王业”呢?“追逐霸业”才是“正道”。因此,司马错的建议对上了“秦王的胃口”。司马错的意见明显“占了上风”,作为带军的首领,地位低的司马错的名字,却放在了地位高的张仪前面。于是“金牛道”上,行进着秦国的“黑衫军”。“金牛道”,是西蜀经广元到汉中的一条道路,又称为“秦蜀古道”。道路虽然艰险,但“石牛便金”和“五丁开山”的传说,还是“颇具美味”,而且都跟蜀王的“荒淫和好色”有关。李白《蜀道难》曾说“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也讲的“金牛道”的故事。

秦国灭巴蜀(前316年)与东晋征讨“成汉”(346年),时间上相差了662年,但不同时代的两次“御前会议”的结论却“惊人相似”。不同的是,秦国灭巴蜀,走的是山路;东晋灭成汉,走的水路。史载,永和二年(346年)十一月,桓温率“益州刺史”周抚伐汉(成汉帝国),拜表即行,使袁乔率2000人为先锋。好个“拜表即行”,让我们看到了26岁的桓温的“胸有成竹”和“意气风发”。前面我说过,历史事件的时间都采用公元纪年,不再说“年号”。但是,“永和”这个“年号”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只是因为賨人建立的“成汉帝国”在“永和年间”被东晋灭掉,更重要的是王羲之的《兰亭序》开篇就说了“永和九年”(353年)。

王羲之是东晋著名书法家,有“书圣”之称。他的代表作《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世人常用“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这样的句子,来赞叹《兰亭序》的“书法之美”。这些句子,出自“建安文学”代表人物曹植的《洛神赋》。“文人雅集”,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尚。史载,永和九年(353年)农历三月三日,王羲之和谢安、孙绰等41人在绍兴兰亭“过节”(上巳节)时,众人饮酒赋诗,汇诗成集,羲之即兴挥毫为此诗集作序,这便是有名的《兰亭序》。看过我手头的字帖《兰亭序》,多有“涂改痕迹”。一查才知道,这个字帖,仅仅是个“草稿”。

虽然是个“草稿”,但它的书法艺术“遒媚劲健”绝世无双,唐太宗李世民“喜欢得要命”。临死之时,还要用《兰亭序》陪葬,这也是一桩“绝世无双”的历史事件,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摹本”而已。王羲之是“书圣”,他又“师出何门”呢?史载,王羲之的首任老师,是出生于“书法世家”的卫铄(女)。她是卫瓘的侄女、汝阴太守李矩的妻子,世称“卫夫人”,也是两晋时期的著名书法家。书家评论卫夫人的书法说: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

我们都知道,王羲之又称为“王右军”,因为他曾任“会稽内史”,领“右将军”。如果还要拉近王羲之与我们的关系,那就是他曾经当过“江州刺史”(重庆)。江州,是古巴国的第一个首都。我们至今耳熟能详的“入木三分”和“东床快婿”两个成语,都是发生在王羲之身上的故事。王羲之出身名门(琅玡王氏),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的“封号”就是“琅玡王”。这个“琅玡王氏”,尤其是王敦、王导兄弟,可以算东晋最大的“开国功臣”,后面再说。传说,王羲之从小爱好书法,七岁时就已经“闻名州郡”。有一次,晋明帝(司马绍)到北郊去“祭祀后土”,让王羲之把“祭词”写在木板上,再派工人雕刻。刻字者嫌弃木板太厚(笨重),削了一层又一层,发现还有书写的“墨迹”,直到削进“三分深度”才见底。木工惊叹:羲之笔力竟能“入木三分”。

王羲之16岁那年就走上了“桃花运”。太尉、书法家郗鉴的“掌上明珠”郗璿“年方二八”,做起了“怀春梦”。父亲郗鉴考虑再三,决定请王丞相(王导)帮忙择婿。当然,这里面有“攀附名门”的嫌疑。王导却对郗鉴的“政治取向”欣然应允,让郗鉴到王家门上去“任意挑选”。郗鉴就叫他的心腹管家,先行去王府“探视”。王府子弟听说“太尉觅婿”,个个精心装扮。管家看来看去,都“不尽如人意”,就准备打道回府。王府管家让他去“相相羲之”。来到书院,就见靠东墙的床上一个“袒腹仰卧”的青年人,也觉得有些“不如人意”。管家回到郗府“禀报太尉”说:王府年轻的“公子哥们”,听说“太尉觅婿”,都“精心收拾”,希望被相中,唯有东床上有位公子名叫“羲之”,袒腹躺着若无其事。郗鉴“心中一惊”,决定亲自出马。来到王府,见羲之“既豁达又文雅”,当场宣布了“择婿结果”。“东床快婿”就从王羲之身上传扬开来,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成语流传后世。

“成汉帝国”已经割据益州40余年,然而在东晋王朝“伐蜀”的队伍里,居然有“益州刺史”周抚。当时的“益州”并没有在东晋的版图内,周抚有“益州刺史”之名,而无法到益州去“开展工作”。这里,涉及到一项兴盛于三国时代的“遥领和虚封”政治制度。也就是“有其名而无其实”。遥领,是以不属于本国的州郡设置“刺史太守”;虚封,是受封的诸侯王“只有虚号”,其封土则在他国境内。这是在分裂时期形成的“特殊制度”。魏蜀吴“三国鼎立”各据一方,但都有“拥有天下”的想法。在愿望“尚未成为现实”或“不能成为现实”时,便以“遥领与虚封”来“满足自己的虚荣”。

“遥领与虚封”,不只是为了“徒有虚名”,还有“虚张声势”的政治目的。这种现象,在孙刘联盟签订“瓜分曹魏协议”后表现得尤为突出。据《三国志》,孙刘“平分天下”的协议是,“天下九州”的豫州、青州、徐州、幽州属吴,兖州、冀州、并州、凉州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此后,吴、蜀两国就大肆开展了“遥领与虚封”。“三国归晋”实现了天下一统,“遥领与虚封”随之消亡。但是西晋是个“短命的王朝”,短暂的统一后,动荡与分裂成为“时代主题”。“遥领与虚封”又重新抬头,在南北朝时期更是“满血复活”。我们前面说到周抚的“益州刺史”,不过也就是“遥领与虚封”的一个例子。但是,这个周抚,却把“虚封”变成了“实领”,跟随桓温,灭掉了“成汉帝国”,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益州刺史”(349年)。

战斗就不细说。史载,桓温大军直抵成都,纵火烧了城门,“成汉帝国”将士惊惧,丧失了“斗争精神”,李势趁着夜色开东门逃跑。来到葭萌(今广元剑阁),也就是他爷爷李特嘲笑刘禅“面缚于人”的地方,感到“成汉帝国”已经危在旦夕,派遣散骑常侍王幼把“投降文书”送给“晋军主帅”桓温,自称“略阳李势叩头请罪”,并下令部队“放下武器”(不抵抗)。然后,抬着棺材、面缚衔璧,到晋军辕门投降。桓温大度地“解其缚”,命令士兵“焚其棺”,表明“成汉帝国”已“宣告死亡”。把李势及其宗室十余人送到建康(东晋首都),“儿皇帝”(4岁)晋穆帝司马聃把李势封为“归义侯”。“面缚衔璧”这个词语出自《左传·僖公六年》,说明这个“投降标准仪式”已经很古老了。“面缚”是指两手反绑而面向前,“衔璧”(口含碧玉)以示不生。所以,在发掘古人墓葬的时候,“衔璧”是个普遍现象。

李势“亡国没成奴”,还“封了侯”(归义侯)。他爷爷李特嘲笑的“蜀汉皇帝”刘禅,投降后被封为“安乐公”。刘禅在洛阳“过得不错”,8年后(271年)“长眠地下”;李势在建康(南京)当了14年“归义侯”才寿终正寝(361年),是“成汉帝国”后期唯一“得以善终”的皇帝。史上没记载李势生年,但从“公元318年李寿强娶李凤女儿生下李势”分析,李势或出生于公元319年,李势死时或为42岁。桓温灭掉“成汉帝国”,在东晋的“人气指数”得以飙升。但他却不急着回军,又在成都“逗留了一月”,为啥子?为了李势那个“倾国倾城”的妹妹。(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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