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风云说略（十五）
公元318年的“靳准之乱”在“汉赵帝国”的腰上“砍了一刀”，但“汉赵帝国”并没有因为靳准自称“大汉天王”而走上绝路。这时，那个娶了“羊皇后”（羊献容）的刘曜，成为“汉赵帝国”的“末代皇帝”。
这个刘曜，是我所见到历史记载“最高的人”，史书说他“身长九尺三寸”，文武才能“当世无双”。少年时“父母双亡”，孤苦无依的他成为“开国皇帝”刘渊的养子。他出身匈奴贵族，跟养父刘渊一样，博览群书却有些“不求胜解”，但写得一手“好文章”，还精通“书法艺术”，草书更是“笔走龙蛇、气象万千”；研习各类兵书则“熟稔于心”，据说他对孙（子）、吴（起）的兵法都能“倒背如流”。更为重要的是，刘曜继承了匈奴“善于骑射”的优秀血统，素有“神射手”的称誉。史书说：一寸厚的铁板，刘曜也能“一射而过”。诸多优点的集成，让刘渊“喜不自胜”。协助刘渊建立“汉赵帝国”，刘曜与刘聪被称为“乱世双雄”。刘聪称帝后，刘曜更成为“汉赵帝国”的“第一悍将”。作为西晋的“历史终结者”，皇帝刘聪“徒有其名”，而骁将刘曜和刘粲（刘聪子）“才有其实”。
看看“汉赵帝国”的发展历程，那个刘粲“死得最冤”。至死都不明白靳准（粲岳父）“为啥杀他”。那个刘曜是“获益最多”的，终结西晋他得到了“羊皇后”，平定“靳准之乱”，他还被拥戴为“汉赵帝国”的皇帝。我们说他是“汉赵帝国”的第四任皇帝，其实没有把“任职不满月”的皇帝刘和“计算在内”。“汉赵帝国”的国号，也有刘曜的功劳。公元318年，刘曜称帝，把国号由“汉”改为“赵”。汉赵并称，才有了“汉赵帝国”的称号。历史学家们习惯把“汉赵帝国”称为“前赵”，作为与石勒建立的“赵”国（史称“后赵”）相区分。
“石勒自立”也是在公元318年。因为“靳准之乱”后，刘曜从长安（今陕西西安）、石勒从襄国（今河北邢台）带兵去平阳城“平定叛乱”，而刘曜先在西安登基称帝（318年），改“国号”为“赵”。石勒也“不客气”，负气回到襄国，自立为王（赵王），史称“后赵”。因此，引发了刘曜的“前赵”和石勒的“后赵”十余年血雨腥风的“争夺战”。到公元328年，“前赵”和“后赵”展开了一场“巅峰对决”（洛阳之战）。这场战争“规格高”，都是国君“御驾亲征”；“规模大”，两国都是“尽锐出战”；“影响远”，这是北方两大军事强国的“大决战”，战争的结局决定着中原地区的“最终归宿”。
说起羯族人石勒，完全可以用“从奴隶到将军”来概括其人生经历。石勒出身底层，当过佃农、奴隶，大字不识一个。据说，就是“石姓”也是因为“辍耕之陇上”的他“喜欢坐在石头上”。西晋的“永嘉之乱”，匈奴的刘曜“有份儿”，羯族的石勒“也有份儿”。石勒的“天资不错”：一是“壮健有胆力、雄武好骑射”；二是“状貌奇异、气度非常”；三是“为人忠厚、智虑单纯”，就像我们常说的“一根筋”。据此，父老乡亲都认为，石勒将来会成为“大人物”。哪知道，西晋的“八王之乱”导致“天下纷攘、民不聊生”，并州刺史、东赢公司马腾为了“补充军费”，大肆“抓捕胡人”，其后“卖为奴隶”。这样，石勒未成为“大人物”却先成了“小奴隶”。
“反晋思想”就在石勒心里“扎下了根”。他曾经跟随公师藩攻破邺城，杀害了司马腾。不曾想，公元307年石勒所在的“部队”，又被“西晋名将”苟晞击垮。石勒做出了“生死抉择”：投奔刘渊。刘渊也“独具慧眼”，给石勒“赋予重任”：自领一军、独当一面。就这样，“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石勒，终于有了“从奴隶到将军”的“人生逆袭”。石勒也不是“孬种”，他“带兵报复”苟晞，活捉了苟晞和他的盟友王赞。这两个人“身在曹营心在汉”，居然密谋投奔琅琊王司马睿，被石勒安排的暗探“一箭射死”。
回到“洛阳之战”来。公元316年，刘曜攻破长安、灭亡西晋。此后，他就以“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的身份“镇守长安”。公元318年，石勒“不安逸刘曜称帝”，于是，“火烧平阳城”；刘曜只有“迁都长安”，回到自己的“大本营”。真所谓“乱世出英雄”，石勒军事才华“充分显现”。公元311年，作为“汉赵帝国”的悍将，追袭并歼灭了西晋的“十万大军”，为灭亡西晋“扫除障碍”。公元312年，石勒移镇襄国（今河北邢台），开始“经营河北”。他“连战连捷”，把西晋的幽州和并州“收入囊中”，“称雄河北”。刘曜和石勒，本可以“井水不犯河水”。但是，“靳准之乱”（318年），又让两位“乱世英雄”有了交集。结果是刘曜称帝、石勒自立，都觉得与对方“不共戴天”。这才有了公元328年被称为“巅峰对决”的“洛阳之战”。
本来，石勒“近水楼台先得月”，在平定“靳准之乱”时“抢得头功”。而刘曜得知平阳城的“刘姓宗室”已被“全部杀光”，于是就在行军途中，来了个“就地称帝”。更让石勒“不安逸”的是，刘曜抵达平阳后，已向石勒投降的靳氏，又转向刘曜投降。两件事“组合起来”，打破了石勒的“心理平衡”。于是，石勒带兵杀进平阳城，烧毁所有建筑，把皇室仪仗、乐器等全部搬回“襄国”，以表明自己的“正统身份”。平阳城被毁了，刘曜的“汉赵帝国”就只好到长安去“安营扎寨”。
第二年（319年），石勒和刘曜都耍起了“政治花招”。石勒为了“打探虚实”，派人向刘曜“献捷报”；刘曜“龙颜大悦”，将石勒晋爵为“赵王”。这时，石勒的一个使者向刘曜“告密”：此行的目的是“打探虚实、以便偷袭”。刘曜“大为光火”，随即派人追杀回程途中的“石勒使者”。从此，刘曜、石勒这两个“乱世英雄”就“彻底翻脸”，都把“消灭对方、称霸中原”作为“战略目标”。无论是刘曜、还是石勒，都懂得“攘外必先安内”的“千年古训”。各自都忙于“安内”，为“攘外”打基础。
刘曜“安内”的主要任务是“扫平关陇”，以稳固退居关中的“汉赵帝国”。刘曜的“安内动作”也“一路高歌猛进”，平定了羌、氐、巴、羯的“各族叛乱”，降服了杨难敌的“仇池国”，击败了“自称凉王”的陈安，战胜了张茂的“前凉政权”。一时间，刘曜在关中大地“武功赫赫、威名远播”。与此同时，刘曜还在长安“开办太学”、推行“儒家教育”，实行“汉胡并治”（请汉人为官）。结果，“形势一片大好”。当然，石勒“也没闲着”，他击败鲜卑段氏、消灭割据青州的曹嶷。石勒的“开疆拓土”进展顺利。更让石勒“心中窃喜”的是，那个让后赵“头疼不已”的东晋名将祖逖，北伐的愿望落空，在公元322年“黯然去世”，解除了石勒的“心腹大患”。这时的石勒“愈战愈勇”，黄河以北的所有州郡也就“所向披靡”。
接下来，“势不两立”的前赵（汉赵帝国）和后赵，开始了不断的“军事碰撞”。公元324年，后赵司州刺史石生攻击“汉赵帝国”的新安，拉开了“两赵争战”的历史大幕。史载：“日相攻掠，河东、弘农之间，民不聊生矣。”再接下来，双方展开“你死我活”的“拉锯战”，结果互有胜负，“谁也服不了谁”。这些战事，不想细说。到了公元328年8月，石勒派“头号干将”石虎率兵4万，袭击“汉赵帝国”的重镇蒲阪（山西永济县）。蒲阪位于河东，是“汉赵帝国”的“东北门户”，也是关中地区的“防御屏障”。刘曜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决定“亲自出马”，迎击石虎。最终在高侯（今山西闻喜县）爆发大战。后赵却败得“一塌糊涂”：将军石瞻被斩首，上万士兵被杀，尸体塞满道路（绵延200里）。自认为“敢捅马蜂窝”的石虎，也狼狈地逃向朝歌（商朝古都）。
到了公元328年11月，刘曜尽起精锐、挥师洛阳。还分派诸将进攻汲郡、河内郡，后赵荥阳、野王望风而降，驻扎在襄国的后赵“朝野震动”。石勒觉得“是祸躲不脱”，于是准备“孤注一掷”，决定跟“汉赵帝国”来一次“宿命式的决战”。有了“孤注一掷”的心态，石勒也调集全国的“精锐之师”救援洛阳。石勒“最担心”的是，刘曜重兵屯守“虎牢关”。但是，石勒到了“虎牢关”才惊喜地发现，“虎牢关”前竟然没看见“兵的影子”。喟叹：感谢上天！其实，石勒应该感谢的，是那个有了“自大心理”的刘曜。他以为拿下洛阳就如“探囊取物”，就像“张飞大战八濛山”（宕渠之战）那样，日夜在城外“饮酒作乐”，压根不戒备“石勒的举动”。直到“前哨来报”：石勒大军“倾巢而来”，这才“慌了手脚”，来了个“临战移阵”，在洛阳城西“扎营御敌”。“临战移阵”本就是“兵家大忌”，这就给了石勒“良好的战机”。
两赵的“终极决战”就此展开。石勒“头脑清醒”地指挥战斗，而刘曜却喝醉了，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据说，刘曜从小就喜欢喝酒，称帝后酒瘾“与日俱增”，即便大战在即，也是“狂饮不已”。或许刘曜想“酒壮英雄胆”。豪放地饮酒数斗，然后与石勒开始“生死一战”。结果不难预料：洛阳一役，“汉赵帝国”皇帝刘曜落马重伤被俘，五万多将士“殒命沙场”，本有“兵力优势”的“汉赵帝国”却败得“一塌糊涂”。刘曜被马车载回襄国，石勒让他招降其太子刘煕。刘曜却在信中说：“与大臣匡维社稷，勿以吾易意也！”还有点“英雄不气短”的味道。这让我们想起了“楚汉相争”时的刘备，让项羽杀了太公，也想“分一杯羹”。石勒看信后，就表示“很生气”，不久就杀了刘曜。
尚在首都长安的太子刘熙远没有刘曜的那份胆识，见“大势已去”就选择“跑路”：逃离长安、逃奔上邽。这一逃，“汉赵帝国”的人心顿时就散了，导致“关中大乱”。将领蒋英、辛恕占据长安，来了个“献城而降”，石勒“兵不血刃”就占领了长安。无论是刘渊的“汉”，还是刘曜的“赵”都从此走向“历史的深处”，“汉赵帝国”的“天命”终结了，石勒基本上控制了整个中原地区，成为北方最强的“军事集团”。而司马睿建立的东晋，却还处在懵懵懂懂的“少年期”。（待续）□罗学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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