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风云说略(十五)

达州晚报 2021-03-02 10:43 大字

公元318年的“靳准之乱”在“汉赵帝国”的腰上“砍了一刀”,但“汉赵帝国”并没有因为靳准自称“大汉天王”而走上绝路。这时,那个娶了“羊皇后”(羊献容)的刘曜,成为“汉赵帝国”的“末代皇帝”。

这个刘曜,是我所见到历史记载“最高的人”,史书说他“身长九尺三寸”,文武才能“当世无双”。少年时“父母双亡”,孤苦无依的他成为“开国皇帝”刘渊的养子。他出身匈奴贵族,跟养父刘渊一样,博览群书却有些“不求胜解”,但写得一手“好文章”,还精通“书法艺术”,草书更是“笔走龙蛇、气象万千”;研习各类兵书则“熟稔于心”,据说他对孙(子)、吴(起)的兵法都能“倒背如流”。更为重要的是,刘曜继承了匈奴“善于骑射”的优秀血统,素有“神射手”的称誉。史书说:一寸厚的铁板,刘曜也能“一射而过”。诸多优点的集成,让刘渊“喜不自胜”。协助刘渊建立“汉赵帝国”,刘曜与刘聪被称为“乱世双雄”。刘聪称帝后,刘曜更成为“汉赵帝国”的“第一悍将”。作为西晋的“历史终结者”,皇帝刘聪“徒有其名”,而骁将刘曜和刘粲(刘聪子)“才有其实”。

看看“汉赵帝国”的发展历程,那个刘粲“死得最冤”。至死都不明白靳准(粲岳父)“为啥杀他”。那个刘曜是“获益最多”的,终结西晋他得到了“羊皇后”,平定“靳准之乱”,他还被拥戴为“汉赵帝国”的皇帝。我们说他是“汉赵帝国”的第四任皇帝,其实没有把“任职不满月”的皇帝刘和“计算在内”。“汉赵帝国”的国号,也有刘曜的功劳。公元318年,刘曜称帝,把国号由“汉”改为“赵”。汉赵并称,才有了“汉赵帝国”的称号。历史学家们习惯把“汉赵帝国”称为“前赵”,作为与石勒建立的“赵”国(史称“后赵”)相区分。

“石勒自立”也是在公元318年。因为“靳准之乱”后,刘曜从长安(今陕西西安)、石勒从襄国(今河北邢台)带兵去平阳城“平定叛乱”,而刘曜先在西安登基称帝(318年),改“国号”为“赵”。石勒也“不客气”,负气回到襄国,自立为王(赵王),史称“后赵”。因此,引发了刘曜的“前赵”和石勒的“后赵”十余年血雨腥风的“争夺战”。到公元328年,“前赵”和“后赵”展开了一场“巅峰对决”(洛阳之战)。这场战争“规格高”,都是国君“御驾亲征”;“规模大”,两国都是“尽锐出战”;“影响远”,这是北方两大军事强国的“大决战”,战争的结局决定着中原地区的“最终归宿”。

说起羯族人石勒,完全可以用“从奴隶到将军”来概括其人生经历。石勒出身底层,当过佃农、奴隶,大字不识一个。据说,就是“石姓”也是因为“辍耕之陇上”的他“喜欢坐在石头上”。西晋的“永嘉之乱”,匈奴的刘曜“有份儿”,羯族的石勒“也有份儿”。石勒的“天资不错”:一是“壮健有胆力、雄武好骑射”;二是“状貌奇异、气度非常”;三是“为人忠厚、智虑单纯”,就像我们常说的“一根筋”。据此,父老乡亲都认为,石勒将来会成为“大人物”。哪知道,西晋的“八王之乱”导致“天下纷攘、民不聊生”,并州刺史、东赢公司马腾为了“补充军费”,大肆“抓捕胡人”,其后“卖为奴隶”。这样,石勒未成为“大人物”却先成了“小奴隶”。

“反晋思想”就在石勒心里“扎下了根”。他曾经跟随公师藩攻破邺城,杀害了司马腾。不曾想,公元307年石勒所在的“部队”,又被“西晋名将”苟晞击垮。石勒做出了“生死抉择”:投奔刘渊。刘渊也“独具慧眼”,给石勒“赋予重任”:自领一军、独当一面。就这样,“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石勒,终于有了“从奴隶到将军”的“人生逆袭”。石勒也不是“孬种”,他“带兵报复”苟晞,活捉了苟晞和他的盟友王赞。这两个人“身在曹营心在汉”,居然密谋投奔琅琊王司马睿,被石勒安排的暗探“一箭射死”。

回到“洛阳之战”来。公元316年,刘曜攻破长安、灭亡西晋。此后,他就以“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的身份“镇守长安”。公元318年,石勒“不安逸刘曜称帝”,于是,“火烧平阳城”;刘曜只有“迁都长安”,回到自己的“大本营”。真所谓“乱世出英雄”,石勒军事才华“充分显现”。公元311年,作为“汉赵帝国”的悍将,追袭并歼灭了西晋的“十万大军”,为灭亡西晋“扫除障碍”。公元312年,石勒移镇襄国(今河北邢台),开始“经营河北”。他“连战连捷”,把西晋的幽州和并州“收入囊中”,“称雄河北”。刘曜和石勒,本可以“井水不犯河水”。但是,“靳准之乱”(318年),又让两位“乱世英雄”有了交集。结果是刘曜称帝、石勒自立,都觉得与对方“不共戴天”。这才有了公元328年被称为“巅峰对决”的“洛阳之战”。

本来,石勒“近水楼台先得月”,在平定“靳准之乱”时“抢得头功”。而刘曜得知平阳城的“刘姓宗室”已被“全部杀光”,于是就在行军途中,来了个“就地称帝”。更让石勒“不安逸”的是,刘曜抵达平阳后,已向石勒投降的靳氏,又转向刘曜投降。两件事“组合起来”,打破了石勒的“心理平衡”。于是,石勒带兵杀进平阳城,烧毁所有建筑,把皇室仪仗、乐器等全部搬回“襄国”,以表明自己的“正统身份”。平阳城被毁了,刘曜的“汉赵帝国”就只好到长安去“安营扎寨”。

第二年(319年),石勒和刘曜都耍起了“政治花招”。石勒为了“打探虚实”,派人向刘曜“献捷报”;刘曜“龙颜大悦”,将石勒晋爵为“赵王”。这时,石勒的一个使者向刘曜“告密”:此行的目的是“打探虚实、以便偷袭”。刘曜“大为光火”,随即派人追杀回程途中的“石勒使者”。从此,刘曜、石勒这两个“乱世英雄”就“彻底翻脸”,都把“消灭对方、称霸中原”作为“战略目标”。无论是刘曜、还是石勒,都懂得“攘外必先安内”的“千年古训”。各自都忙于“安内”,为“攘外”打基础。

刘曜“安内”的主要任务是“扫平关陇”,以稳固退居关中的“汉赵帝国”。刘曜的“安内动作”也“一路高歌猛进”,平定了羌、氐、巴、羯的“各族叛乱”,降服了杨难敌的“仇池国”,击败了“自称凉王”的陈安,战胜了张茂的“前凉政权”。一时间,刘曜在关中大地“武功赫赫、威名远播”。与此同时,刘曜还在长安“开办太学”、推行“儒家教育”,实行“汉胡并治”(请汉人为官)。结果,“形势一片大好”。当然,石勒“也没闲着”,他击败鲜卑段氏、消灭割据青州的曹嶷。石勒的“开疆拓土”进展顺利。更让石勒“心中窃喜”的是,那个让后赵“头疼不已”的东晋名将祖逖,北伐的愿望落空,在公元322年“黯然去世”,解除了石勒的“心腹大患”。这时的石勒“愈战愈勇”,黄河以北的所有州郡也就“所向披靡”。

接下来,“势不两立”的前赵(汉赵帝国)和后赵,开始了不断的“军事碰撞”。公元324年,后赵司州刺史石生攻击“汉赵帝国”的新安,拉开了“两赵争战”的历史大幕。史载:“日相攻掠,河东、弘农之间,民不聊生矣。”再接下来,双方展开“你死我活”的“拉锯战”,结果互有胜负,“谁也服不了谁”。这些战事,不想细说。到了公元328年8月,石勒派“头号干将”石虎率兵4万,袭击“汉赵帝国”的重镇蒲阪(山西永济县)。蒲阪位于河东,是“汉赵帝国”的“东北门户”,也是关中地区的“防御屏障”。刘曜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决定“亲自出马”,迎击石虎。最终在高侯(今山西闻喜县)爆发大战。后赵却败得“一塌糊涂”:将军石瞻被斩首,上万士兵被杀,尸体塞满道路(绵延200里)。自认为“敢捅马蜂窝”的石虎,也狼狈地逃向朝歌(商朝古都)。

到了公元328年11月,刘曜尽起精锐、挥师洛阳。还分派诸将进攻汲郡、河内郡,后赵荥阳、野王望风而降,驻扎在襄国的后赵“朝野震动”。石勒觉得“是祸躲不脱”,于是准备“孤注一掷”,决定跟“汉赵帝国”来一次“宿命式的决战”。有了“孤注一掷”的心态,石勒也调集全国的“精锐之师”救援洛阳。石勒“最担心”的是,刘曜重兵屯守“虎牢关”。但是,石勒到了“虎牢关”才惊喜地发现,“虎牢关”前竟然没看见“兵的影子”。喟叹:感谢上天!其实,石勒应该感谢的,是那个有了“自大心理”的刘曜。他以为拿下洛阳就如“探囊取物”,就像“张飞大战八濛山”(宕渠之战)那样,日夜在城外“饮酒作乐”,压根不戒备“石勒的举动”。直到“前哨来报”:石勒大军“倾巢而来”,这才“慌了手脚”,来了个“临战移阵”,在洛阳城西“扎营御敌”。“临战移阵”本就是“兵家大忌”,这就给了石勒“良好的战机”。

两赵的“终极决战”就此展开。石勒“头脑清醒”地指挥战斗,而刘曜却喝醉了,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据说,刘曜从小就喜欢喝酒,称帝后酒瘾“与日俱增”,即便大战在即,也是“狂饮不已”。或许刘曜想“酒壮英雄胆”。豪放地饮酒数斗,然后与石勒开始“生死一战”。结果不难预料:洛阳一役,“汉赵帝国”皇帝刘曜落马重伤被俘,五万多将士“殒命沙场”,本有“兵力优势”的“汉赵帝国”却败得“一塌糊涂”。刘曜被马车载回襄国,石勒让他招降其太子刘煕。刘曜却在信中说:“与大臣匡维社稷,勿以吾易意也!”还有点“英雄不气短”的味道。这让我们想起了“楚汉相争”时的刘备,让项羽杀了太公,也想“分一杯羹”。石勒看信后,就表示“很生气”,不久就杀了刘曜。

尚在首都长安的太子刘熙远没有刘曜的那份胆识,见“大势已去”就选择“跑路”:逃离长安、逃奔上邽。这一逃,“汉赵帝国”的人心顿时就散了,导致“关中大乱”。将领蒋英、辛恕占据长安,来了个“献城而降”,石勒“兵不血刃”就占领了长安。无论是刘渊的“汉”,还是刘曜的“赵”都从此走向“历史的深处”,“汉赵帝国”的“天命”终结了,石勒基本上控制了整个中原地区,成为北方最强的“军事集团”。而司马睿建立的东晋,却还处在懵懵懂懂的“少年期”。(待续)□罗学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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