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翻译记录烟农辛酸
李亚夫完成二十里堡烟业调查一年后,又一位年轻人来到这里。刚刚高中毕业的张伽陀,通过关系介绍到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做翻译。这位从没有到过农村的城市青年,第一次体验到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辛劳与悲酸。张伽陀工作期间仔细观察,工作之余留心调查,详细记下了所见所闻。
二十里堡小镇蜚声世界烟业
1934年11月,颐中烟草公司全面接管大英烟公司在华烟草收购业务,大英烟公司在中国的机构随之更名。
1935年暑假到了,天津的张伽陀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但因家庭负担太重,父亲没有答应。张伽陀父亲认识天津颐中烟草公司烟厂买办张桂堂,中秋节时,他备了一份厚礼,托张桂堂给儿子谋个职业。张桂堂答应写信推荐他到山东潍县,去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做翻译。
张桂堂的信是写给田俊川的。据张伽陀后来了解,当时的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内设经理部、会计部、收烟厂、复烤厂、仓库及运输部,各部均由英国和美国人负责；另外设华人账房、银行账房。华人账房由公司比较信任的华人买办负责,统辖管理华籍职工事宜；银行账房专门负责为公司垫付收烟款及其他经济开支,就是设在二十里堡烤烟一厂东南角、田俊川的“同益和”号。田俊川身兼华人账房、银行账房经理两职。
田俊川很快回了信,答应张桂堂之托,但须经过考试才能确定是否录取。张伽陀得到消息,“怀着忐忑不宁的心,于九月十六日搭着津浦车南下。到了济南,改乘胶济路东行车,十七日到了潍县东乡的二十里堡”。依托胶济铁路车站和两个烤烟厂,二十里堡逐渐发展为一个小市镇,平常时只有六七百人口,到了收烟季节,临时工人、临时小贩聚集而来,人口达到2000之多。
“这个小小的市镇,不仅名闻全山东全中国,但凡全世界与烟草有关的人们都知道它。”张伽陀早就听说二十里堡的“大名”。到了二十里堡,张伽陀走下火车时,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句话:“我也得着机会,来看看时常听人们谈到的二十里堡了。”
走出车站,迎面是一排又高又大的围墙,围墙里面就是北公司,也称北厂,即二十里堡烤烟一厂。向南看,有一个二三百步光景长的小市集,再向南又是一排高大围墙,那是南公司,也称南厂,即二十里堡烤烟二厂。在张伽陀眼中,“整个二十里堡,就是两端两个工厂,中间夹着一个小市集,南北约半里,东西不到四分之一里。新式建筑夹着些土墙茅屋,映入眼帘的景象极不调和”。
“不要小看它!”——对于二十里堡,张伽陀后来在《鲁东种烟区三个月的观感》一文中直书。
之所以如此评价,张伽陀经过调查了解,确有真凭实据:“颐中烟草公司烟叶部山东总办即驻在此地,还设有两个规模齐整、技术精良的烤烟厂。烟季到了,每天可以烤出烟叶20多万磅,雇用临时工人至1600余名之多。鲁东每年所产烟叶百分之七八十是汇集在此地,从这个小市镇,每年要分散给鲁东农村近千万元的收烟款。它对于胶济路以及该路一带的农村经济影响极大。单说胶济路每年运货收入,二十里堡站就占第三位,仅次于青岛和博山；而一二等客票收入,二十里堡车站且超越青岛、济南而居第一位。”
翻译上岗之前外国总办训话
张伽陀提着背包、箱子,一路打听,来到“同益和”。门卫告诉他,田掌柜去青岛还没有回来。这个门卫叫来一青年,张伽陀自我介绍之后,青年领着他来到一排四间的房子前,这便是“同益和”号的招待所,房内有四五十张木床。青年让张伽陀先住下,等田掌柜回来再说。
后来张伽陀才知道,凡能进“同益和”招待所的,都是有“面子”的人介绍来的。每年田俊川都要收到数百封介绍信,只能捡有“面子”的接应下来。到了收烟季节,安排在招待所内,根据需要,临时派往各处烟叶收购分站。尽管工作时间只有四个月,一结账不到几十块钱,但每年还没有到夏季,就陆续有人托关系来找田掌柜,为秋后开磅收烟时预定一个临时雇员的位置。收烟季节来到,能够被收纳在招待所里的,事情便有了五六分把握；万一安插不下,田掌柜也会看着介绍人的面子,打发点路费让人回去。
张伽陀暗自庆幸,父亲用厚礼买了一个有“面子”的介绍人撑腰,自己才得以住进“同益和”的招待所,有了谋求职位的希望。
第二天,田俊川从青岛回到二十里堡,把张伽陀叫了过去。接着,经过一番张伽陀称之为“滑稽的考试”,被正式录取,他几天来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又隔了五天,张伽陀等一批新招用的翻译集合到二十里堡烤烟二厂办公处听训,准备派往胶济铁路沿线各收烟厂。在这里,张伽陀见到了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主任,又称颐中烟草公司烟草部山东经理,俗称洋总办。这个洋总办是美国南部人,张伽陀形容他“胖得正和平日卡通画上习见的大腹贾一样”。“大腹贾”是当时民间对富商的称呼,含有讥讽之意。
洋总办用英文“啰里啰嗦说了一大遍”,张伽陀他们听明白了,“无非是现在找事是如何的困难,所以我们做事应如何勤奋,如果干得好,以后怎样可以升迁”。洋总办一方面以失业来恫吓这些新招的翻译,另一方面“把当忠顺的洋奴所能希望到的好处”,竭力向他们脑子里灌输。
洋总办训话时,担心他们不仔细听,听不明白,旁边一矮小、黑痩的翻译将他的话用汉语再说一遍。训话结束,洋总办的翻译宣读工作分配名单,张伽陀被派往辛店车站收烟厂。
据张伽陀了解,颐中烟草公司在胶济铁路沿线各站共设有数处收烟厂,黄旗堡、二十里堡、谭家坊、杨家庄、青州等车站,各设一处,辛店车站设有两处,均由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统辖。收烟厂都由外国人负责,还有两三个看烟估价的洋技师、一个中国买办,翻译及负责文案、发车、仓库、过磅的均为华籍人员。另外,从当地雇用一些农民,推运烟草,值夜看门。看烟估价的洋技师十有八九来自美国南部,都是烟草业世家子弟,不是资本家出身,就是大地主或富农出身。他们有的是世袭几百年,拥有管理雇工劳动的经验。张伽陀认为,“把这批人搬来,是颐中公司最好没有的打算”。
烟农排队卖烟犹如等待宣判
张伽陀的工作,主要是跟洋技师看烟、估价,然后将结果翻译,标写在号码单上。
收烟厂的大院子里,摆放着一堆堆烟叶。每家的烟叶整齐地码放在竹帘上,每堆少的几十斤,多的上百斤,上面放有一张号码单。洋技师挺着大肚子,昂首阔步地从这一堆走到那一堆,品评着、乱翻着的时候,张伽陀必须抢先一步,先将每堆的号码单拿起来,仔细听着洋技师定级、喊话。
在一个烟堆前,洋技师照例急促地左右乱翻一气,抽出其中一把,稍加审视,随即丢在烟堆上,同时高声喊出烟叶的等级及价钱。张伽陀马上用极快的速度,照抄在号码单上,将号码单放到烟堆上,赶紧前去照应第二堆。负责推运烟草的雇工,随即将已看过的烟叶用小推车推往磅秤间。在收烟高峰期,每天买定的烟叶达到10万斤左右。
收烟厂的一切都是紧张的。张伽陀记道:“洋人的眼睛紧张,我们小翻译的手和耳朵紧张,苦力们推小车紧张,卖烟叶的农民们想得到高价心绪紧张。连持着步枪替洋人作开路前锋的巡警们,也都是口不停地吆喝,手不停地舞着枪杆挥开观众,不能安闲一分钟。除星期日外,每天上午七时到下午五时,中间除掉一个钟头吃饭,都是如此的。”
来卖烟叶的烟农,大多赶着双轮马车,用一头乃至三头牲口拉着；烟叶少的,则用独轮小车,前面一头驴子牵引,一个人在后面推着。烟农到了收烟厂门口,门卫查验烟票,发给一张号码单,方才放行。拥挤的时候,门外的大小车辆排到二三百米长。
车辆进门后,将烟叶卸下,齐整地排在公司备置的竹帘上,按顺序排队等候。烟农急着想要知道自己的烟叶可以卖多少钱,还没有轮到自己的时候,大多都先跟在洋技师周围,察看别人已经定价的烟叶,“预测自己的命运”。
烟农辛苦一年的命运,一瞬间就被洋技师宣判了。“在那短短的几分钟或十分钟之内,他们每一个人心潮起伏不定的那种情景,都可以由他们每个哭笑不得的面孔表情上看得出来”。
从小生活在大城市,刚刚走出校门的张伽陀,第一次体验到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辛劳与悲酸。每天工作的时候,他“总要多少次为四围人群中的唉叹声音所刺着”；匆忙之中,他“极迅速的眼睛的那一溜转,去寻找那个‘呻吟’的人”。当张伽陀每次看着那个“苦命”的烟农的时候,“不禁也要报他一个哭丧似的面孔”。张伽陀自言:“其实他们肚皮里的一切酸咸苦辣,我哪能够体会到万一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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