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方舱医院”穿越到宋代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本报实习生 李倩楠
如今我国对新冠疫情防控已进入“常态化”新阶段。那么你可知道，这场疫情抗击战中的一些防治理念和预防良法在我们国家有着长久的历史渊源，比如说，古时就有“方舱医院”。
上了热搜的“八段锦”
源自导引功法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疫病的传染性，并发现隔离是必要的预防措施。《论语·雍也》中就有记载，孔子探望患有麻风的学生冉耕的时候，并未到病榻前嘘寒问暖，只是隔窗进行交谈。
古代也有类似“方舱医院”的隔离场所，并逐渐形成了制度化的运行措施。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宋咏梅告诉记者，这最早见于汉代。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当时青州遭受大疫，平帝下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东汉延熹五年，军中遭遇大疫，政府还设立了专门的军队传染病医院——“庵庐”。而到了南北朝时期，制度化措施便日渐成形了。当时的朝廷明确规定，大臣家里要是有3人以上感染、发病，其百日内不得入宫。而到了唐代，就有“病坊”用于隔离麻风病人，武则天时期，则设“悲田养病坊”，是慈善机构，由官方管理。
集中隔离是第一步，怎样能做好安置救护和收容治疗，更考验统治者的能力。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宋徽宗下诏在全国大规模设立“安济坊”，根据病人病情的轻重缓急将病人分置不同的房间“而异室处之，以防渐染”，颇有一些预防交叉感染的意思。此外，北宋朝廷还聘请专门医师保障救治效果，由国家拨发所需钱米医药物资，保证病坊的正常运转。
前一阵，武汉方舱医院的新冠肺炎患者跟随医护人员练习八段锦的视频上了热搜。“其实，这就是源自古人倡导的传统运动养生方法——导引功法，包括八段锦、易筋经、太极拳等。”宋咏梅说，导引功法调意识以养神，调呼吸以练气，通过形体、筋骨关节的运动，使周身经脉畅通，形神相合，从而增进机体健康，以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通过导引功法的锻炼，可以使全身的肌肉骨骼放松，有助于中枢神经系统，特别是交感神经系统紧张性的下降，可能使疫情引发的不良情绪得到改善。这些功法在普通百姓中普及率很高，广为人知。
历史上每次大的疫病流行都会让无数生命不幸陨落，不仅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处处是“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凋敝之景。因传染性强，未经妥善处理的尸体将进一步传染疾病，对家人和环境造成危害。其实，古人很早就认识到，疫病逝者遗体的安置是防疫防病的重要环节。
“早在远古时代，中国先民便有了一种对于处理疫病而亡遗体的粗浅认知。”山东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教授赵永生就提供了考古意义上疫病史研究的新角度。以内蒙古哈民忙哈遗址为例，对该遗址人骨骨骼测试未发现明显普通疾病所引起的骨骼病变，证实了这一遗址聚落灾难的发生与周期短、致死率高、传染性强的疫病之间的必然联系。而通过对遗址内房子遗存以及人骨分布考察可以看到，半穴式的房屋结构是处理疫病尸体的理想场所，封闭式的房屋能够起到隔离的作用，这是对幸存者的一种保护，“虽然古人在瘟疫暴发的初期并未有足够能力处理疫病尸体，但他们已经认识到了这种疾病的传染性和致命性，所以潜意识中一是通过火烧的方式杜绝传染病的进一步蔓延，二则直接废弃原有聚落，迁徙到其他区域。”他说。
而到了西汉时期，平帝曾下诏，按每家死于瘟疫的人数赐予不等的安葬费。唐朝时期十分重视对疫病期间的尸体掩埋工作，唐太宗曾派使者沿城巡行，发现尸骸迅速掩埋。唐玄宗则要求由地方官员负责安置大疫期间无人看管的死者尸体。宋代还有专门的助葬机构负责掩埋入公共墓地，定期为家庭中侥幸存活的百姓提供医药、经济方面的扶持……这些措施和做法，不但施行人道、保护生命，还起到了安抚民心和稳定社会的作用。
来自“生鱼片”的警示
为了防止传染病的扩散，还要药物驱邪、环境整治。据记载，唐朝的太医院设有医学、针灸、按摩等学科，地方上还有医学教育机构，培养医生和防疫人员。当时还把疫病的预防知识和简单的药方刻录在石板上，放置于病坊、村坊和路边，以示民众，供紧急情况时使用，百姓可照方抓药。
“这与现在国家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广泛将防控、诊疗方案进行推送，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药物预防方面，古人积累了丰富经验和方法，如藿香正气散、苏合香丸等均是防治疫病的名方，一直沿用至今。”宋咏梅说，“古代预防疫病，还有粉身、纳鼻、浴体、身挂等形式。”如以具有杀菌、抗疫功能的药物为原料，通过烟熏，对环境空气进行杀菌消毒。这类药物大多是以雄黄、大黄、苍术、柴胡、白芷、芸香、降香等香燥之品为主。《本草纲目》等书中多处记载，谓凡疫气流传，可于房内用苍术、艾叶、白芷、丁香、硫黄等药焚烧以进行空气消毒辟秽。宋张杲《医说》引《集验方》载：每每外出，用雄黄桐子大，在火中烧烟燕脚绷、草履、领袖间，以消毒灭菌，防止疫菌通过衣物的接触而传染。《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就有太乙流金方、虎头杀鬼方等多个中药香囊处方，其将药物研成粉状，装香囊中悬挂或佩戴，起到癖瘟避秽的作用。“此次疫情期间，国内很多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佩戴香囊，他们还给当地的患者分发防疫香囊，起到不错的预防效果。”她表示。
古人也很讲卫生。他们同样深谙注重个人卫生和环境清洁的道理。《礼记》中有记载：“日五盥，盖谓洗手不嫌频数耳”，也就是说每日洗脸要有五次，而洗手的次数则更多。秦汉时期的《汉律》规定“吏五日得以下沐，善休息以洗沐也”。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说“凡时行疫疠，常以月望日，细锉东引桃枝，煮汤浴之”，强调的是重视药浴，也能透邪消毒。
我们的祖先还很重视保持房屋周围环境的清洁。在民间，每有疫情发生，便要系统彻底地进行卫生清理。律法森严的秦国，就有不少相当于环境消杀的“规矩”——凡进入秦国城池的宾客，他们乘坐的车、骑过的马，都要经过火燎烟熏，达到防疫效果；明确不可随便丢垃圾，“弃灰于道者”，就要受罚；避免潮湿或积淤死水的污染，城市内设有陶制下水道，排泄污水。
古人虽然无法了解疫病的传播机理，但明白其传播途径。比如，针对鼠疫，先人们提出“日常不可坐地、保持房间整洁、见死鼠需要屏气并掩埋”，室内同样也要保持透光通风。直至今日，通风透光以及保持清洁而避免蚊虫叮咬仍然是防疫的基本要求。
饮食方面，古人格外重视，避免“病从口入”。他们注意到鼠类和腐烂变质、受污染食品可以传染疾病，提出“鼠涉饭中，捐而不食”，提醒勿食生冷食物，不要食生鱼等劝告。历史上有不少因为食用野生动物而丧命的典故。
《三国演义》中为曹操献策捉住吕布的陈登，令很多读者印象深刻，但最终“登降年夙陨，功业未遂”，历史上陈登的丧命恰恰源于小小的生鱼片。据《三国志》记载，时任广陵太守的陈登突得怪病，请神医华佗诊断，服药过后发现是胃中残留小虫作祟，“吐出三升许虫，赤头皆东，半身是生鱼脍也”，尽管一时得到治疗，病情有所缓解，可他最终还是旧病复发。这样年少有为的才俊，却因食生鱼片而死，也是令人叹惋。这对于现代人仍然贩售食用野生动物不得不说是一种警示。
巫术不可行，艾叶能防病
老祖宗抗疫的智慧与经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发现过程，还极为艰辛。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疫病，从商朝开始萌芽。那时，“医”尚未自成专业的诊疗体系。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鬼神观念的深重，让那时的人们热衷上古流传下来的巫蛊之术，用祭祀的办法趋吉避凶。但那时，此举尚称不得“愚昧”。“精神崇拜”，让对疾病几无抵抗、束手无策的人们有了一定的希冀。而四海八荒下，这样的“执念”，人们抱定了很长的时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依旧盛行，甚至身边有了可疗病的大夫，“巫术治疫”仍是首选。
不只老百姓，连统治者也这样。公元前522年，齐景公生病了，还病得不轻，先是疥疮，后是痢疾，前前后后一年多，病丝毫没有好转的意思。这位国君盛怒之下，降罪于两个为他用巫术祭祀的史官固和祝官佗，认为此二人不用心祝祷，得罪了山川之身和列位祖先，让他病好不了。
直到战国后期，很多医生对“鬼神致病”说法完全否定，极力反对迷信巫蛊。《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了扁鹊的“六不治”原则，其中表明的第六个“不治”，便是“信巫不信医”。也正是在“扁鹊们”的坚持下，巫术治疫的风气减弱。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源于抗疫预防的生活习俗，也在春秋战国时形成。看看《楚辞·离骚》中讲到的，“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原来，老祖宗们早就在生活中发现了艾草能防病治病，挂艾熏艾日渐成风。《素问·疫法方宜论》也记载“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灸焫，其实就是艾灸。《本草纲目》有云，“艾以叶入药，纯阳之性，具回阳、理气血、逐湿寒等功效。”现代研究表明，艾草中含有艾蒿黄酮，具有抗菌、免疫抑制等作用。
宋咏梅则告诉记者，药王孙思邈就倡导人们随身携带熟艾一升用以防病，提出用灸法来预防疟疾等传染病的方法，还特别重视灸足三里，认为“一切病皆灸三里三壮”。受此影响，民间一直流传着“若要身体安，三里常不干”等保健谚语。而在唐代另一著名医籍中，还记有灸巨阙防治疫病的内容。直到今天，艾灸依然受重视养生的人群追捧。
如今，端午时节，几乎家家还沿用门前挂艾的旧习。当然，那更可视为一种民间文化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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