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古疫病多发,在与疫病斗争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历代政府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得力完善的疫病防治应对措施。南朝宋设立最早的医学院古代政府这样应对重大疫情

济南日报 2020-04-03 11:21 大字

□刘永加

无疑,疫病会对国家和人民造成十分巨大的危害,因此,历代都十分重视加强医疗卫生管理和防控措施的落实,建立了专门的医疗机构。两晋到隋唐时期医事制度逐步完善,设置了医政官员太医令、太医丞等职。南北朝时期,南朝刘宋元嘉二十年(443年)设置医学教育,则是官府创办医学教育最早的明确记载,与此同时的北魏也出现了官立的医学校。隋唐时期在中央设太医署,太医署既是国家的医疗管理机构,也是教育机构,负责医学校的管理。唐代太医署沿袭了隋代制度,在人员配置上,加强了医政的管理及教育的职责,医学校设医学、针学、按摩学等专业,培养出了大批具有医学知识的专业人才。这些人走上工作岗位后,对普及医学知识、破除巫术迷信、防治疫病流行作出了巨大贡献。

宋代的中央医疗机构更加完备,设立了翰林医官院,掌“供奉医药及承诏视疗众疾之事”,并且设置太医局、惠民局、方剂局、药局等专门机构,主管政府的医学教育和药材经营。在疫病流行时,这些机构由政府调遣,到民间散发药品,治疗疾病。到了南宋,政府更是将其推广到地方,由诸路提举常平司专门管理,触角伸到了县乡村。显然,政府的医疗人员已经深入到寻常人家,开始为普通百姓治病。

到了明清时期,政府又把惠民药局推广到全国各地,在边关军队的驻扎地和有人聚居的地方都派有医生、医士或医官,并建立起一套针对医官的考核制度。这些职能部门的设置和措施的落实,对于加强疫病防控提供了制度和行政保障。

唐代颁布《广济方》助抗疫

在古代,人们就意识到了推广普及医疗知识的重要性。从隋唐时期开始,政府就大力提倡医疗治病,反对和打击巫术迷信。唐玄宗时,下令各州都要抄写《神农本草经》,不久又颁布唐玄宗亲自组织编撰的《广济方》。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年)颁布的《令诸州置医学博士诏》说:“今远路僻州,医术全少,下人疾苦,将何恃赖?宜令天下诸州各置职事医学博士一员,阶品同于录事。每州写《本草》及《百一集验方》,与经史同贮。”这些验方的下发,对于抗击疫情有着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太医署加强了医学教育,各地也相应设立医学机构,致力于宣传普及医药知识,提高人民对疫灾的认识和防病的能力。

到了宋代,由于雕版印刷技术的普及,更便于大量刊行医书,向各州县推广,宣传预防、医治疫病的知识。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就下诏改编《唐本草》,增加了134种新药,取名《开宝本草》刊行全国。宋太宗赵光义时校订了一大批前代的医书,并且编纂了《太平圣惠方》。宋仁宗时,中央设立了专门负责搜集、整理、考证、校勘医学书籍的校正医书局,推动了宋代医学知识的普及。北宋末年,在宋徽宗的主持下颁布了《圣济总录》和《和剂局方》,作为当时设立的官药局配药依据。后经不断的修订和增补,南宋时改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颁行于各地。

隋唐以后,每当疫情发生时,就由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地方官吏配合医疗人员,深入乡村社区,免费发放医药,开仓赈济,已经形成了制度。宋代除了搞宣传,更注重治疗。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下诏说:访闻近日在京军民,难得医药,令开封府体访。如果的确是人多病患,可以设法以太医局选派医人,就班直军营坊巷,划分地区进行诊治。开封府官员要负责合药,并每日支取疫病人食钱,从御前寄收封桩钱内支取。等到患病人稀少后,其事才能结束。

这是说,宋代在疫情发生时,不仅要派出医生治病救人,国家还拨出专款用于疫情的医疗费用,保障了救治顺利进行。

明清以后,随着医疗知识的不断推广,研究疫病的医学书籍日渐增多,有了《痘疹心法》《瘟疫论》《解围元薮》《瘴疟指南》等专业防治疫病的书籍,防病治病的观念在民间已得到广泛传播和普及。各地州县都建立起官办的惠民药局,给予百姓最大的帮助,对地方疫情的控制治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宋代建立大规模的“方舱医院”

我国古代很早就知道对传染病人进行隔离,以切断传染源。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青州大疫,平帝下诏要求:“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梁天保七年(568年),在河南汲郡西山寺置病坊,以“收养疠疾”,而且“男女别坊,四时供承,务令周给”,这可算是我国最早的寺院传染病院。

北宋十分重视防疫工作,当大疫流行时都要做好安置救护和收容治疗。在隔离病人方面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并取得一定成效。淳化三年(992年)成书的《太平圣惠方》明确规定,因为多相染易,因此应采取隔离、回避措施,“即须回避,将息饭食之间,不得传吃,但一人受病,全家不安,有此相染。”并建安济坊用于收治病人。熙宁九年(1076年)春,两浙路吴越一带发生旱疫,“民饥馑疾疠,死者殆半。”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越州知州赵抃建立“病坊”,收容传染病患者,隔离后统一治疗。在当时,除朝廷和地方政府在大疫之时就地设有病坊之外,地方绅士也有出资捐建的,苏轼在杭州就曾动员个人出资和朋友捐资,设置安乐坊以收容救治传染病人,使隔离防病机构有了进一步发展。

崇宁元年(1102年)八月二十日,宋徽宗下诏在全国各地建立安济坊,规定“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渐染”,汤药、饮食也分别置办。这标志着宋代在隔离传染病人方面已经达到很专业的水平,安济坊实际上成了隔离病人的专门医院,而且在全国大规模建设相当于现在的“方舱医院”,这在历史上还是首次。同时宋廷还采取措施保障救治效果,朝廷对这些病坊进行专门管理,由国家拨发安济坊每年所需的钱米医药,解决了兜底问题,保证病坊正常运转。

元明两代,各州府县大多设立了惠民药局,主要负责医事管理和大疫流行时收治病人。到清代中叶,不少州、县设立济贫药局之类的机构,大多为了收治传染病患者。为了防止天花传播,清代设立了专门的避痘处,为诸皇子建立隔离带。古代也有强制性隔离,即将传染病人强制集中到某一地点进行隔离,当然一般情况下是不会采取这种措施的。清代,已开始对外国传染病的传入进行了控制,对海港内进入的外来船舶实行检疫准入制。

历代政府综合赈济疫灾

古代对疫病的救助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些常规制度,在灾时的养恤、赈济、开仓、平粜,灾后的殓葬、扶遗、减赋、劝农、税收减免等,对于大疫的控制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晋元康七年(297年)雍州、梁州疫后的次年春正月晋惠帝“诏发仓廪,赈雍州饥人”。东晋太元四年(379年)三月大疫后,晋孝武帝下诏说:“狡寇纵逸,藩守倾没,疆场之虞,事兼平日。其内外众官,各悉心勠力,以康庶事。又年谷不登,百姓多匮。其诏御所供,事从俭约,九亲供给,众官廪俸,权可减半。凡诸役费,自非军国事要,皆宜停省,以周时务。”显然,晋孝武帝是带头节俭支援疫区。

梁时官员顾宪之面对疫灾,除拿出个人俸禄帮助殡葬外,还进行移风易俗的宣传教育。据《梁书·顾宪之传》载:“先是,郡境连岁疾疫,死者大半,棺木尤贵,悉裹以苇席,弃之路旁。宪之下车,分告属县,求其亲党,悉令殡葬。其家人绝灭者,宪之为出公禄,使纲纪营护之。又土俗,山民有病,辄云先人为祸,皆开冢剖棺,水洗枯骨,名为除祟。宪之晓谕,为陈生死之别,事不相由,风俗遂改。”顾宪之的做法很有成效,甚至改变了当地恶俗,为从根本上消灭疫病流传起到了较大的作用。有的朝代还从税收上支持疫区,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免去了元和元年淮南、江南受疫人民的税租。此举也为夺取抗疫的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

在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对于疫后的安排有了更为详尽的措施,唐文宗的诏书说:“其诸道应灾荒、处疾疫之家,有一门尽殁者,官给凶具,随事瘗藏;一家如有口累,疫死一半者,量事与本户税钱三分中减一分;死一半以上者,与减一半本户税。其疫未定处,并委长吏差官巡抚,量给医药,询问救疗之术,各加拯济,事毕条疏奏来。其有一家长大者皆死,所余孩稚,十二至襁褓者,不能自活,必致夭伤,长吏劝其近亲收养,仍官中给两月粮,亦具数闻奏。江南诸道,既有凶荒,赋入上供,悉多蠲减;国用常限,或虑不充,其度支盐铁、户部及百司,除军衣粮布帛及宗庙祀享切急所需并常科用外,所有旧例市买贮备杂物,一事已上,并仰权停。待岁熟时和,别举处分。”这里从死者的埋葬,到孤幼的抚养都有很完善的制度性安排,可见朝廷对疫区的倾斜,有利于疫区尽快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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