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古疫病多发，在与疫病斗争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历代政府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得力完善的疫病防治应对措施。南朝宋设立最早的医学院古代政府这样应对重大疫情
□刘永加
无疑，疫病会对国家和人民造成十分巨大的危害，因此，历代都十分重视加强医疗卫生管理和防控措施的落实，建立了专门的医疗机构。两晋到隋唐时期医事制度逐步完善，设置了医政官员太医令、太医丞等职。南北朝时期，南朝刘宋元嘉二十年（443年）设置医学教育，则是官府创办医学教育最早的明确记载，与此同时的北魏也出现了官立的医学校。隋唐时期在中央设太医署，太医署既是国家的医疗管理机构，也是教育机构，负责医学校的管理。唐代太医署沿袭了隋代制度，在人员配置上，加强了医政的管理及教育的职责，医学校设医学、针学、按摩学等专业，培养出了大批具有医学知识的专业人才。这些人走上工作岗位后，对普及医学知识、破除巫术迷信、防治疫病流行作出了巨大贡献。
宋代的中央医疗机构更加完备，设立了翰林医官院，掌“供奉医药及承诏视疗众疾之事”，并且设置太医局、惠民局、方剂局、药局等专门机构，主管政府的医学教育和药材经营。在疫病流行时，这些机构由政府调遣，到民间散发药品，治疗疾病。到了南宋，政府更是将其推广到地方，由诸路提举常平司专门管理，触角伸到了县乡村。显然，政府的医疗人员已经深入到寻常人家，开始为普通百姓治病。
到了明清时期，政府又把惠民药局推广到全国各地，在边关军队的驻扎地和有人聚居的地方都派有医生、医士或医官，并建立起一套针对医官的考核制度。这些职能部门的设置和措施的落实，对于加强疫病防控提供了制度和行政保障。
唐代颁布《广济方》助抗疫
在古代，人们就意识到了推广普及医疗知识的重要性。从隋唐时期开始，政府就大力提倡医疗治病，反对和打击巫术迷信。唐玄宗时，下令各州都要抄写《神农本草经》，不久又颁布唐玄宗亲自组织编撰的《广济方》。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年）颁布的《令诸州置医学博士诏》说：“今远路僻州，医术全少，下人疾苦，将何恃赖？宜令天下诸州各置职事医学博士一员，阶品同于录事。每州写《本草》及《百一集验方》，与经史同贮。”这些验方的下发，对于抗击疫情有着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太医署加强了医学教育，各地也相应设立医学机构，致力于宣传普及医药知识，提高人民对疫灾的认识和防病的能力。
到了宋代，由于雕版印刷技术的普及，更便于大量刊行医书，向各州县推广，宣传预防、医治疫病的知识。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就下诏改编《唐本草》，增加了134种新药，取名《开宝本草》刊行全国。宋太宗赵光义时校订了一大批前代的医书，并且编纂了《太平圣惠方》。宋仁宗时，中央设立了专门负责搜集、整理、考证、校勘医学书籍的校正医书局，推动了宋代医学知识的普及。北宋末年，在宋徽宗的主持下颁布了《圣济总录》和《和剂局方》，作为当时设立的官药局配药依据。后经不断的修订和增补，南宋时改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颁行于各地。
隋唐以后，每当疫情发生时，就由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地方官吏配合医疗人员，深入乡村社区，免费发放医药，开仓赈济，已经形成了制度。宋代除了搞宣传，更注重治疗。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下诏说：访闻近日在京军民，难得医药，令开封府体访。如果的确是人多病患，可以设法以太医局选派医人，就班直军营坊巷，划分地区进行诊治。开封府官员要负责合药，并每日支取疫病人食钱，从御前寄收封桩钱内支取。等到患病人稀少后，其事才能结束。
这是说，宋代在疫情发生时，不仅要派出医生治病救人，国家还拨出专款用于疫情的医疗费用，保障了救治顺利进行。
明清以后，随着医疗知识的不断推广，研究疫病的医学书籍日渐增多，有了《痘疹心法》《瘟疫论》《解围元薮》《瘴疟指南》等专业防治疫病的书籍，防病治病的观念在民间已得到广泛传播和普及。各地州县都建立起官办的惠民药局，给予百姓最大的帮助，对地方疫情的控制治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宋代建立大规模的“方舱医院”
我国古代很早就知道对传染病人进行隔离，以切断传染源。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青州大疫，平帝下诏要求：“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梁天保七年（568年），在河南汲郡西山寺置病坊，以“收养疠疾”，而且“男女别坊，四时供承，务令周给”，这可算是我国最早的寺院传染病院。
北宋十分重视防疫工作，当大疫流行时都要做好安置救护和收容治疗。在隔离病人方面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并取得一定成效。淳化三年（992年）成书的《太平圣惠方》明确规定，因为多相染易，因此应采取隔离、回避措施，“即须回避，将息饭食之间，不得传吃，但一人受病，全家不安，有此相染。”并建安济坊用于收治病人。熙宁九年（1076年）春，两浙路吴越一带发生旱疫，“民饥馑疾疠，死者殆半。”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越州知州赵抃建立“病坊”，收容传染病患者，隔离后统一治疗。在当时，除朝廷和地方政府在大疫之时就地设有病坊之外，地方绅士也有出资捐建的，苏轼在杭州就曾动员个人出资和朋友捐资，设置安乐坊以收容救治传染病人，使隔离防病机构有了进一步发展。
崇宁元年（1102年）八月二十日，宋徽宗下诏在全国各地建立安济坊，规定“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渐染”，汤药、饮食也分别置办。这标志着宋代在隔离传染病人方面已经达到很专业的水平，安济坊实际上成了隔离病人的专门医院，而且在全国大规模建设相当于现在的“方舱医院”，这在历史上还是首次。同时宋廷还采取措施保障救治效果，朝廷对这些病坊进行专门管理，由国家拨发安济坊每年所需的钱米医药，解决了兜底问题，保证病坊正常运转。
元明两代，各州府县大多设立了惠民药局，主要负责医事管理和大疫流行时收治病人。到清代中叶，不少州、县设立济贫药局之类的机构，大多为了收治传染病患者。为了防止天花传播，清代设立了专门的避痘处，为诸皇子建立隔离带。古代也有强制性隔离，即将传染病人强制集中到某一地点进行隔离，当然一般情况下是不会采取这种措施的。清代，已开始对外国传染病的传入进行了控制，对海港内进入的外来船舶实行检疫准入制。
历代政府综合赈济疫灾
古代对疫病的救助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些常规制度，在灾时的养恤、赈济、开仓、平粜，灾后的殓葬、扶遗、减赋、劝农、税收减免等，对于大疫的控制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晋元康七年（297年）雍州、梁州疫后的次年春正月晋惠帝“诏发仓廪，赈雍州饥人”。东晋太元四年（379年）三月大疫后，晋孝武帝下诏说：“狡寇纵逸，藩守倾没，疆场之虞，事兼平日。其内外众官，各悉心勠力，以康庶事。又年谷不登，百姓多匮。其诏御所供，事从俭约，九亲供给，众官廪俸，权可减半。凡诸役费，自非军国事要，皆宜停省，以周时务。”显然，晋孝武帝是带头节俭支援疫区。
梁时官员顾宪之面对疫灾，除拿出个人俸禄帮助殡葬外，还进行移风易俗的宣传教育。据《梁书·顾宪之传》载：“先是，郡境连岁疾疫，死者大半，棺木尤贵，悉裹以苇席，弃之路旁。宪之下车，分告属县，求其亲党，悉令殡葬。其家人绝灭者，宪之为出公禄，使纲纪营护之。又土俗，山民有病，辄云先人为祸，皆开冢剖棺，水洗枯骨，名为除祟。宪之晓谕，为陈生死之别，事不相由，风俗遂改。”顾宪之的做法很有成效，甚至改变了当地恶俗，为从根本上消灭疫病流传起到了较大的作用。有的朝代还从税收上支持疫区，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免去了元和元年淮南、江南受疫人民的税租。此举也为夺取抗疫的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
在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对于疫后的安排有了更为详尽的措施，唐文宗的诏书说：“其诸道应灾荒、处疾疫之家，有一门尽殁者，官给凶具，随事瘗藏；一家如有口累，疫死一半者，量事与本户税钱三分中减一分；死一半以上者，与减一半本户税。其疫未定处，并委长吏差官巡抚，量给医药，询问救疗之术，各加拯济，事毕条疏奏来。其有一家长大者皆死，所余孩稚，十二至襁褓者，不能自活，必致夭伤，长吏劝其近亲收养，仍官中给两月粮，亦具数闻奏。江南诸道，既有凶荒，赋入上供，悉多蠲减；国用常限，或虑不充，其度支盐铁、户部及百司，除军衣粮布帛及宗庙祀享切急所需并常科用外，所有旧例市买贮备杂物，一事已上，并仰权停。待岁熟时和，别举处分。”这里从死者的埋葬，到孤幼的抚养都有很完善的制度性安排，可见朝廷对疫区的倾斜，有利于疫区尽快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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