洮河珍宝之一:洮砚 □文 侠
砚和笔、墨、纸同称为“文房四宝”。而“砚”作为中国传统书法和绘画中研磨的器具,它的形成与笔、墨、纸的发明一样,其形制的特性体现着一个民族在文化认知方面的独创性。所谓“砚”,在今天因其特有的形制而决定的功能和使用方法,使它区别与附带研石的研磨器,即所谓“研”,而成为另外一种成熟的文化用品。这种文化用品既是一种器具形态,同时又是一种文化形态。
洮砚,是中国四大名砚之一,有1300多年的历史记载,因石材主要产于卓尼、岷县、临潭等县洮河岸边石崖上及崖底深水处,故又名洮河绿石砚、洮河绿漪石砚,简称洮砚。
洮砚的雕刻制作始于何时,既无史书文献记载,又无碑刻留世,因此无从细考,但对此,民间却有段美妙的传说。
据说大宋将军王陬平定洮、岷、河、湟诸州之后,在各地分兵驻守。在洮河九甸峡的守城中有一名山西籍卢姓士兵,自幼学得一手精湛的雕刻技艺。一日,他巡哨在洮河岸边,时值盛夏,骄阳似火,他口渴难忍,遂到河里以手掬水解渴,突然发现水中有一块翠绿晶莹的石头,心中甚喜,便将其带回营中,按照石头的形状刻制成一尊喇嘛佛像。待他将这尊佛像打磨光滑一看,发现石中竟透出缕缕神奇的纹理和点点美丽的金星,方知此乃一块宝石。卢姓士兵决定私离军营继续去找宝石。当他一路攀悬崖,涉洮水,逆水而上来到一座酷似喇嘛帽子的石山脚下时,果然在一个当地土人挖掘磨刀石的坑内找到了许多宝石。
士兵欣喜若狂,用手中的兵器连续挖掘了几日,才掘得一小皮袋宝石带回军营。由于营中主帅很喜欢砚台,所以他先用一块上好的宝石雕刻了一方砚台奉献给主帅,主帅大喜,便赦免了他擅离职守的罪,并命他在军中授徒制砚以备其给上司送礼。可是,军中大小将领时常向他索要砚台,供奉不及便又欺凌他,他深感厌恶,一怒之下在喇嘛崖附近一座小寺出家当了喇嘛。宋制不论身犯何罪,一旦出家即不再过问。卢喇嘛在诵经修身之余,还收了许多僧俗徒弟传授制砚技艺,馈赠给前来布施的施主,由此该寺香火旺盛,卢喇嘛刻制的洮河石砚也随之流传各地,成为稀世珍品。卢喇嘛圆寂后,他的僧俗徒弟大多定居在这一带,使得刻制洮砚的技艺和风俗在此广为流传。
后来,后人把卢喇嘛采掘砚石的石崖称作“喇嘛崖”,把那个坑称作“宋坑”,把他曾经驻扎并刻制过砚台的峡口古城称作“宝石口”。徒弟们还在“宋坑”附近的石崖上依照卢喇嘛的形象凿了一尊大佛像,规定凡进洞采石者必须先在佛像前焚香祭拜才可。那尊凿于洞口崖上的石像,后在1958年被毁。
传说毕竟是不是史书文献。但说它是虚构的故事吧,其中有些内容却与史实相吻合；说它是真实的历史吧,却明显带有传奇故事的痕迹。但尽管如此,它终究还是弥补了文史的一段空白。
纵观洮砚的发展史,它同其它名砚一样也经过了由“研”至“砚”的蜕变。“研”最早发端于绘画颜料的研磨器,而最早的绘画是发端于彩陶图案的绘制。甘肃是全国著名的彩陶之乡,举世闻名的马家窑文化和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就因首先发现于洮河流域而得名。如果从洮河石砚最早的雏形算起,距今起码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在汉代,洮河石材最初多做磨刀石,后改为多用于做砚材。只不过做磨刀石初为民用,后发展到军中,“随军士兵佩之以利剑矛”,而做砚材是从军中而后发展到民间的。
到了唐代,洮河石砚已被广泛应用,唐代著名书法家、太子少傅柳公权在其《论砚》中说:“蓄砚以青州为第一,绛州次之,后始重端、歙、临洮。”这是迄今所见对洮砚最早的记载和评价。洮砚在宋代才随着砚台的广泛应用而流传到各地,使得洮砚的地位日益显赫,受到了一些政治家、文学家和砚石爱好者的赞誉。砚之贵重,竟见学者、大家、宫廷贵族之间的馈赠。宋皇室宗亲赵希鹄在其《洞天清禄集·古砚辩》中道:“除端、歙二石外,唯洮河绿石北方最贵重,绿如蓝,润如玉,发墨不减端溪下岩……得之为无价之宝。”
洮砚民间砚工普及性的传承活动是在明洪武年间得到较快发展的。其时沐英征服洮州,大量屯兵,军垦、农垦业迅速发展,使原来荒凉的洮西地区呈现出经济、文化大繁荣的景象,人们对砚台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洮砚的身价也随之大振。明代著名诗人吴景旭在《宫辞·西溪丛书》中列“青州石一,洮河石二,端溪石三,歙州石四”。洮砚遂成为地方进贡朝廷和给上司送礼的理想之物,价格越来越昂贵,也就使得以前“只传子孙,不传外姓”的传承方式被彻底打破,出现了制砚艺人广收徒弟,制砚技术向外流传,并一直持续到清代,使洮砚制作得到较大的发展。
清初三大师之一的黄宗羲认为,洮砚的品质远在端、歙二砚之上。乾隆皇帝也有诗赞道:“临洮绿石,有黄其标,似松花玉,珍以平逢。”乾隆帝十分看重洮砚的品质,珍爱有加,并在他钦定的《四库全书》中将洮砚视为国宝。
雕刻精美的洮河石砚 赵怀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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