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在兹播清芬
明清时期,潍坊地区的书院教育遍地开花,书院数量和教学质量均在全省名列前茅。书院学子饱读诗书、肩担道义,恪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传统,许多人日后成为儒林名士、济世重臣,他们或声振海内、功在社稷,或名重乡里、造福乡梓,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地方的发展进步,特别是在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明清时期书院多科第彬彬人才盛
在明清地方教育体系中,除书院外,还有县学、社学、义学和私塾。县学为地方官办学校。明清以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科举与学校一体化,“科举必由学校”。科举登科第者,除少数监生、贡生和府学生员外,必须具备县学生员资格,但县学学额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且自明以后,县学教官多不从事教学活动。据《明一统志》记载:“儒学自明以后,但为春秋释奠习礼之地,其考课讲贯之事,悉归书院。”《清史稿》也记载:“迄于嘉庆,月课渐不举行……嗣是教官多阘茸不称职,有师生之名,无训诲之实矣。”“儒学寝衰,教官不举其职,所赖以造士者,独在书院。其裨益育才,非浅鲜也。”社学和义学得到明清政府的倡导和支持,但数量不多,兴废不常,且与私塾一样,多属启蒙教育性质,要想在科举考试中博取功名,往往还要到书院中深造。因此,书院的兴衰往往成为明清时期一个地区人才培养的决定因素,而最能衡量一个地区人才盛衰的指标,莫过于登科第者数量的多寡。
明代益都(今青州)是潍坊地区书院数量最多和办学水平最高的县,也是潍坊地区科举人才最多的县。据统计,明代益都考中进士77人(其中状元1人)、举人215人(其中解元3人),进士数量高居潍坊和全省各县第一,举人数量居潍坊各县第一、全省第四。到清代,益都的书院教育仍然比较发达,但与明代相比有所衰落,考中进士、举人的数量和在省市中的名次下降。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潍县书院教育在明末以后异军突起,科第称盛,名士奋起。民国《潍县志稿》曾对潍县人才状况作过总结:“明末清初,人材彬蔚。嘉道后则户尽弦歌,里为冠盖。科目之盛,弁冕齐州。”明代潍县举人、进士数量分别为83人(其中解元1人)和28人,在莱州府所属七州县中均居第3位,而清代潍县举人、进士数量则高达298人(其中解元3人)和78人(其中状元2人),两项指标均稳居各州县首位。潍县科举人才的兴盛始于明末,而潍县的第一个书院麓台书院也恰建于此时,这种时间上的同步决非巧合。学术名家多博学人文蔚起薪火传
文献著述是文化的结晶,其数量的多少是反映一个时代文化兴衰的重要指标。据《清代山东诗文集作者研究》统计,清代诸城、高密、潍县三县诗文集作者数量位居潍坊地区前3位,分别居全省第1位、第3位和第5位,而三县考中举人进士的数量同样位居潍坊地区前3位,诸城举人、进士数量均居山东第1,高密进士数量居全省第4、举人数量居全省第5,潍县进士数量居全省第3、举人数量居全省第4。对明清文化繁荣的盛况,民国《潍县志稿》曾赞曰:“明清两代,户尽弦歌,家守缃素。缀学之士,不徒以工制艺、弋科名为荣,达则出所学以经纶国家,穷则或抒已蕴蓄,作为文章以自见于世,如经学、理学、地理、金石、词章,皆足以黼黻隆平,为齐鲁生色。至经艺虽当时科举之文,而一二老师宿儒,奥旨微言,学有根柢,诚有可以不朽者。”据统计,明代以前潍县可考的著作仅28部,清代则高达456部。明末以来潍县文化的繁荣,不仅表现在潍人著作的数量多、门类广上,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批博学多才、声望卓著的学术名家,理学有韩梦周、姜国霖,经学有刘以贵、宋书升,金石学有陈介祺、郭麟,古文有刘鸿翱,史学则有张昭潜等。
虽然囿于文献记载,我们无法确知具体有哪些著述与书院教育直接相关,但可以肯定,与书院教育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当为其中的大多数,因为作为当时文化层次最高的群体,书院师生是从事学术活动和著书立说的主体。如在潍县各书院主讲席者,均为学识渊博、德才兼备的学者,他们不仅以教书育人奉献乡梓,还以众多的著述和深邃的思想影响了一代代的潍县学子。这在韩梦周、阎循观及其后学身上表现的最为明显。韩梦周、阎循观通过在书院的讲学、交游和著述活动,形成了以笃守程朱理学为特色、在省内外颇有影响的“阎韩之学”,并确立了他们在清代山东理学大儒和古文大家的地位。当时的著名学者彭允初对他们曾作出这样评价:“国家明德醇懿,涵养百年,其征应于士类者,于阎韩两公见之。”刘鸿翱则称韩梦周、阎循观与胶州法坤宏“以古文著,号山左三家”。他们的学生,或终生以传播师说为己任,或通过授徒讲学、刊刻先师遗文,不遗余力地弘扬“阎韩之学”。他们的学说代代相传,迄民国而余响不绝。
户尽弦歌俗右文科举之路兴家族
书院教育培养出了大批学有所成的人才,特别是通过科举考试,大批士子步入仕途,实现了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梦想和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同时,由于在中国封建时代功名、仕途和财富、地位紧密相连,因此书院在培养出大批科举人才的同时,也造就了一批政治地位显赫、经济基础雄厚的科举望族、文化世家。这些以科举起家的家族往往世代诗书传家,重视文化教育。在国家科举制度的引导扶植和这些家族的示范带动下,右文重教逐步成为了潍坊地区的乡风民俗。可以说,书院教育的发展,培育了右文重教的社会风尚,右文重教风尚又为书院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基础,两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
明清时期,潍坊地区涌现出一批科甲联翩,簪缨不绝的世家望族。如高密单氏家族考中进士23人、举人48人,为清中期文坛重要诗派“高密诗派”的主要创作群体,其家族成员在诗歌、散文、经学及书法、篆刻等领域都取得了突出成就。潍县陈大观家族自明嘉靖陈宗仁会试中式始,先后中举者57人、中进士者20人,为官者80多人,受朝廷封赠者30多人。潍县郭礼家族先后培养出举人29人、进士8人、诸生与监生457人。科举世家的出现,是潍坊地区重教右文风俗的典型写照,也带动了更多学子踏上科举之路。
清末,国势衰微,变法图强,书院改学堂的呼声日高。而正是由于右文重教风尚的存在,书院在清末被改制后,潍坊教育不仅没有停滞不前,而且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保持了在全省的领先地位。书院改学堂是历史的选择,但书院在历史上的贡献不容抹杀,其自身所特有的优良传统至今仍可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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