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朱家三姐妹：文学界大小S 有着知识分子的坚守
台北市辛亥路的山坡巷子里，住着一户特立独行的住户。全家人几乎从未外出工作，仍能维持闲适安稳的生活，不禁引出看客的好奇心:
在这家人的身上，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隐士
其实，这栋看似貌不惊人的三层小楼，住着台湾文学界鼎鼎有名的朱家，一家三代人中，已经去世的父亲朱西甯被莫言视作自己“真正的先驱”，长女朱天文是侯孝贤御用编剧、次女朱天心亦是名噪一时的杰出作家。
除此之外，朱母刘慕沙是文学翻译家，次女朱天心的丈夫唐诺被喻为天下第一读书人。作家阿城曾说过：
“一门两代三人都是好作家，这在世界上是极少见的。有时在朱家坐着，看着他们老少男女，真是目瞪口呆。”
在这里，极少有人用手机、邮件等常见的现代沟通工具，每天清晨，朱家人会早早起床洗漱，出现在台北的某个安静的咖啡馆，带着一叠稿纸，用最原始的纸笔，记录一闪而过的灵感。
说来也怪，朱家姐妹的成长似放羊式，幼时，明明成绩优异，父亲却从不过问。随着愈加年长，也从未有人谈论俗世功名。在朱家，仿佛只有写作，才是正经事。
自父亲朱西甯在世时，朱家生活始终清简，皆以不稳定的稿费度日。无论世事几度变迁，她们依然维持着惬意舒适的简单生活。
身为朱家的一份子，唐诺认为自由的前提是有所取舍：“只有让你的生活尽量简单，你的自由度才会出来。”
自由的背面，不可忽略的是：分明同住一个屋檐下，却像是独居者。平日里，朱天心在家中活跃热情，每逢谁的生日亦或出书获奖，总是想尽办法将大家聚在一起，她哑然失笑：“我像一头老牛，把一群宅男宅女从洞里拖出来。”
可当朱天心不在，又会立马恢复成独居状态。家中的几位可以持续一个月的沉默，谁都不说话，以泡面度日。
保持自己的独立空间，把生活化作最简，这也为朱家姐妹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三姐妹的文学起源皆受父亲的影响，父亲极喜张爱玲文风，又“爱屋及乌”地将胡兰成邀作门客，常听胡兰成的抒情美学。以朱天文的话来说，我们有着同样的成长与教育环境，生活近99%都是重叠的。
然而，三姐妹的性子与文风截然不同。
大姐朱天文娴静温和，胡兰成曾说过她似张爱玲，文字有股苍凉感，仿佛云端里看厮杀。
然则，又在这份冰冷里，生出些深情。她曾帮妹妹处理过一双远行的旧鞋。鞋子胶底分明脆裂，朱天文却将这双鞋仔细擦洗干净，在一株相思树背后，藏好鞋，郑重地与其道别，好似鞋履有灵。
二姐朱天心情绪激昂，常为公共事务奔走呐喊，近些年，她定时定期喂养流浪猫外，又会花费多数时间说服政府救助这些流浪动物：“有些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可有些我觉得很严重，为什么大家都约好了不看呢，是看不到还是看到了故意不说？”对现实的愤怒，成了她的写作动力。
小妹朱天衣更像母亲刘慕沙，好戏剧表演，喜欢豢养动物，天性浪漫。
朱家姐妹虽性情不一，相似的是：不与时人谈同调，逆潮流而行。
拍摄纪录片《文学朱家》期间，界面记者曾去采访朱天文与朱天心，朱天文以张爱玲为例，解释道：
“作家需要站到潮流之外，背后只有自己一人。这是她的局限，也成就了她的文学。”
无根
朱家祖籍始于山东临朐，又因祖父信奉基督教成为传教士，因宗教因素，一家被驱逐出乡，漂泊迁徙才定居于江苏宿迁。
朱家的故事可以从1949年说起。
那一年，23岁的朱西甯弃学从军，只揣着本张爱玲的书《传奇》仓皇抵达台湾。在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一决定的含义——后半生都将落于这座岛屿。
不久，他与军中医师的女儿刘慕沙相识，那时岛内女孩的家庭中流传一种说法：若要嫁外省人，不如剁碎了给猪吃。从中可窥得几分本地人的傲慢。
这般局势下，两个年轻人相爱了，在书信中大谈特谈文学与信仰，仅仅见过三次面后，刘慕沙甘愿与他私奔，与那时还一无所有的朱西甯成立家庭，诞下天文、天心、天衣三姐妹。
▲ 朱西甯
三姐妹的童年生活与眷村无法分割，那时父亲始终不曾置办房屋，倘若问其原由，父亲会反问：“买什么房子，安家落户的，就不打算回去（指大陆）了么？”来岛内多年，父亲仍坚持，自己与家人早晚会回到彼岸的故乡。
生活在眷村，容易生出无所依傍的彷徨感。台湾本地人视他们作外来者，大陆人亦将他们视作台胞。永远带着一层自然的疏离。生活也很艰苦，物资贫乏，多数情况下，全村人只能用一部电话。
对朱家姐妹而言，有苦有甜，母亲总能置办一大桌菜肴。眷村里也有与自己年龄相似的孩子，喧哗却热闹。
后来，天文天心的作品里，总脱不开浓浓的“眷村情结”，朱天文所著《小毕的故事》、《伊甸不再》，展现出清贫快乐的眷村童年。朱天心的短篇小说《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亦刻画出眷村里落魄的老兵与流散漂泊的年轻人。
父亲只将台湾当暂居地，依旧怀念红枣、山楂等故乡风物，待到台湾罕见的飘雪时，他也会特意叫醒妻女，告诉她们，老家的冬天正是这般光景。
三姐妹起初不理解父亲的乡愁别绪，直到多年后，她们方才懂得一二，朱天心在书中感叹：原来，没有亲人死去的土地，是无法叫作家乡的。
待到台湾“戒严令”解除，已是近四十年后。三姐妹曾伴随父亲回到宿迁老家探亲，故乡早已物是人非。
亲昵是有的，朱天心仍记得，第一次回大陆老家探亲的情景，兄弟姐妹腼腆朴实，容易脸红，也皆如她般，两颊缀着几粒雀斑。然而，一别故土几十年，疏隔也依旧存在。
这种疏隔既体现在长久未见的亲人上，同样体现在如今定居的台湾。
▲ 朱天文与侯孝贤
从眷村出来的作家与导演依旧处于边缘，有一年，北大教授戴锦华曾作为金马奖评审去过台湾，在整个评审过程中，每当提到出自眷村的导演侯孝贤，侯导地位使然，没有人提出负评，可她能感受出一种微妙的抵抗。
天文天心亦是如此，在写作时，她们常想通过还原记忆中的眷村，来让台湾本地人摆脱对“外省人”的刻板印象，也坦诚指出如今台湾的现状——文学的消亡，日益浅薄化的社会。
然而，台湾新一代的年轻人并不理解，还将她们形容成文学圈的大小S，背后的含义是：
在大陆赚钱，吃香喝辣的，然后死赖在台湾不走。
找自己
自从天文、天心两姐妹写书以来，争议声从未停止。
70年代，美国正兴起各种种族民权、性别平权的社会运动，台湾也正值乡土文学论战，人人都在寻“根”，在那时，朱天文与朱天心这样女性视角的阴性书写被看成“闺阁文学”，哪怕写得再好也自觉矮人一截。
究竟该书写什么？如何去写？诸如此类的疑问，曾困扰她们许久。
父亲朱西甯看出她们的困惑，告诉她们：“要是我现在写，我的每一个小说，都有把握写得比你好，那是因为我的阅历。”朱西甯话锋一转，“可是要写一个十五六岁的台北女孩的话，我一定写不过你们。”
毫无社会经验，纯净如白纸，既是劣处，也是不可替代的优势。起初两姐妹的行文风格相差不大，姐姐朱天文写《淡江记》，多是一种生活在伊甸园般的浪漫旖旎。
朱天文如同父亲，极喜爱张爱玲，亦受胡兰成的影响，总有人认为这是“张腔胡调”。有人问她是否介意这种评价，朱天文笑着摇头，“在意有什么用呢？”
创作者最忌被视作模仿，不久后，她便一改此前文风，逐渐琢磨出所谓文字炼金术。比如《荒人手记》里，开篇即是：
我以我赤裸之身做为人界所可接受最败伦德行的底线。在我之上，从黑暗到光亮，人欲纵横，色相驰骋。在我之下，除了深渊，还是深渊。
在无尽的书写中，朱天文找到了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华丽、繁复的文字表达下，透露出现代的荒芜。
妹妹朱天心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17岁那年，她写出《击壤歌》，书中的少女小虾天真灵动，亦如17岁的她自己。这本书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头五年便多次出版卖了数十万册。
无限荣誉与肯定的同时，也给她带来局限。人们都希望朱天心再出一本这样的青春读物。
未曾预料的是，连胡兰成也很喜欢这本书，此时他已经70多岁，盛赞这似《红楼梦》中前八十回的大观园，青春无邪，少俗世烦扰。
阅毕，他叹，可是以后要怎么写你的后四十回？
后来的很多年里，朱天心也不断反问自己，这个答案比她预想得更长。直到2015年，她写完《三十三年梦》，回顾前半生才察觉：后四十回的意思是，到了一定年龄积累，发现人生并非早年想的天真，世界亦非粉红色。
倘若一生的前八十回愈加烂漫有趣，后四十回则会显得愈加残酷。
她告诉前去采访她的记者：
每个人都有后四十回，曾经这么可爱的人变得这么平庸，几乎要把自己的七宝玲珑塔捣毁。差别是有没有勇气和必要写下来。
知识分子的坚守
诚实地面对自己与接受自己是个漫长的过程。如今，天文天心姐妹，都已到了耳顺之年。
台湾的出版行业式微，很多作家都得承担出书后血本无归的风险，有人抛出疑问：什么都无法保证的状况下，你还愿意一心一意地去创作吗？
在朱家姐妹成长的年代里，创作与文学是年轻人为之沉迷的事物。
如今，朱天心却发现少年们似乎不再需要文学，她曾去一所精英女中演讲，演讲完毕，有两个学生凑上去：
“朱老师，可以给我们推荐些书目吗？”朱天心先推荐张爱玲，年轻人面带难色地问，张爱玲不是死了很久吗？
朱天心想了想，推荐了白先勇，台下二人又对视一眼，反问：白先勇不是个老头嘛。言下之意，也并无兴趣。
▲ 朱天心与丈夫唐诺
朱天心长叹，文学进入了最差的时代，如今的年轻人阅读什么，仅由考试内容决定，倘若此书不在考试范围内，便不会费力去读。
台湾出版业不景气，很多文学圈的朋友，自己做了一辈子，却想尽办法阻止后辈。
“你生命里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居然会觉得怕儿女走（同样的路），所以这其实是蛮悲伤的一个生命判断，但在今天，它就是事实。”
到了晚年，朱天文花更多时间在电影上，与侯孝贤合作过《悲情城市》、《最好的时光》、《刺客聂隐娘》等电影。朱天心则热心于动物保护运动等社会事件。
但她们从没放弃过文学。只是不想为了稿费等现实因素改变写作初衷，让写作成为例行事物。早年的积蓄，与如今简朴的生活，让她们拥有了写与不写的自由。
《十三邀》曾邀请了朱天心的丈夫唐诺做嘉宾， 他像是自呓，你做到什么地步？你能够写到哪里？那是各自的事。
老一辈知识分子往往没有什么特定的文学成就目标，天文天心之父朱西甯的遗作《华太平家传》八次易稿，去世前仅仅完成了这本书的不到三分之一，明明心知自己无法完成，仍然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尼采曾说“上帝已死”，常被误解为字面的意思，对朱家人来说，这个“上帝”是指更精神层面的意像。
“你所有依赖这些而存在的所有的伦理，所有的讨论，最终的保证都消失了。我们就是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工作，生活。”
无论是文学成就，亦或俗世评判，朱天文、朱天心与唐诺都已到达了一定高度。
她们在文学创作创造了更多可能性，也同样被写作带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常有人问，到了60岁，写作对她们的意义是什么呢？
鲜少接受采访的朱天文分明已经耳顺之年，笑得像个羞怯的小女孩：
我非常喜欢陷在这个世界，并且觉得还不够。
注：图片源于网络。
参考资料：
1.朱天文《荒人手记》《肉身菩萨》《小毕的故事》
2.朱天心《三十三年梦》
3.界面《「专访」朱天文×朱天心：小说家应站在潮流之外 不被政治与时代裹挟》
4.好奇心日报《台湾传奇朱家：一个三代人皆为作家的家庭，他们如何相处，如何看待这个世界》
5.南方人物周刊《朱天心 我依然抗拒不舒服现实 | 对话》
6.正午故事《台北的朱家文学俱乐部》《朱天心：有人说我们是文学界的大小S》
7.新周刊《朱天心：我们一家人更像朋友》
8.十三邀《唐诺：天下第一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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