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九岁的荣荣 飞跃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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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杜梨
编辑 | 刘成硕
壹
凌晨4点，哐哐哐——把楼下垃圾桶掏出大炼钢铁效果的环卫老头儿，总能用他惊天地泣鬼神的方式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这是荣荣的头号竞争对手，因其披星戴月，我从未得见真容。
早晨7点，七楼的小男孩背着书包和老头儿抢废纸箱子，两个人各执一牙，谁也不松手，最后老头儿凌空一松，小男孩立刻把纸箱给了他姥姥。这是荣荣的二号竞争对手，她个儿不高，身体单薄，烫卷的小髻，年轻体力好，老伴健在硬朗。
79岁的荣荣穿着花褂子站在不远处，佝偻着身子，眯起眼睛，默默地看着这一切，羡慕不已，七楼的老太太都是上哪儿捡的这么多？还有孙子帮忙。
还有更多的老人明面上是吃饱了出来遛弯儿，实际上眼睛却不经意地扫视着路上的废品，眼疾手快，收入囊中，赚个买菜钱。甚至还有午夜十二点，像北美浣熊一样，把手伸进垃圾桶翻宝贝的掘金人。在这个中产小区里，到处处都是荣荣事业的敌人。
荣荣是我奶奶。
我的父母都是高知，或是好言相劝，或是横眉冷目，让她不要再去捡废品，觉得脸上实在无光。她悄悄关上家门，坐楼梯上整理废品，折起来一摞拿绳子捆好，整齐倚在墙角。怕物业投诉，她紧随着消防检查动向，每天随收随卖。如果我出门刚好看见荣荣弯着腰，在楼前检阅废品，我会大嚷，“奶奶你又捡破烂儿了！”
她冲我跺跺脚，把身子往后一缩，示意我噤声，继续驼着，背对着我，讪讪地向着夕阳走去。荣荣没有退休金，只有北京市政府给老人发的低保金，她对于捡废品的偏执，或许来自于那份不甘寄人篱下的自尊，让她无论何时也要想办法挣钱，实现有限的经济自由。
本来，荣荣在核工业家属院里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来义去世后，她寡居21年，过得倒也自由自在。由于二叔没有自己的房子，就带着家人住进了荣荣的家。多年来二叔的钱都花在了吃喝玩乐上，几乎没有给过荣荣生活费，还想管她要房产证。荣荣把房产证悄悄藏了起来，为此二叔一喝酒就找她闹事。荣荣早些年还能反抗，接着背过身去哭，现在哭也哭不动，只剩叹息。她身体很差，前年动了大手术，失去了自己的庇护所，只能住在我家，照顾我们的起居三餐。
爸爸给荣荣的生活费，荣荣都用进柴米油盐，除此之外她靠捡废品来赚钱，从菜摊捡点菜叶喂家里的面包虫，那是鸟和松鼠的食物。每一个捡起来的瓶子都是她横刀夺下的伟大胜利，早年在麦田中摸索出来的小农经济思维让她不能对眼前的塑料瓶视而不见。捡起来，她脑海中的声音告诉她，这是通往个人自由的阶梯。
贰
作为一个祖父母辈两代都是从事核工业工作的家庭，荣荣是我家现存的唯一老人。荣荣出生在山东临朐，山地土壤不肥，山路极难开辟，交通基本靠爬，20多岁的荣荣走夜路回家，还能隔三差五地遇见眼睛闪光的野狼。
她一生与“饥荒”二字密不可分。1940年至1943年间，由于侵华日军烧杀掳掠，加上严重的旱灾和瘟疫，据不完全统计，临朐县被杀害和冻饿而死者达10万多人，典妻卖子1.4万多人，外出逃荒要饭达16.8万人，最后县内仅存8万人。①
荣荣出生于1940年，出生后不久，侵华日军就到了她家附近的山里，家里的男性听到风声，怕被抓走做汉奸，早就跑进山里去躲着。荣荣的母亲原是富裕人家的小姐，长得白且美，一双长而宽的凤眼，裹着三寸小脚，只能扶墙走，不能干农务，说话娇声娇气。日本人进村扫荡，村落里的人全都走得差不多了，还是婴儿的荣荣又胖又沉，小脚母亲把她挪到门口放着。邻居大嫂经过，大为惊慌，“日本人都到村东岭了，你怎么还不跑？” 女人着急地嚷，我小脚抱不动她，也走不了啊。邻居只好和她母亲一起拖着婴儿进了齐人高的野生荒草丛，躲了三天三夜，才敢回家。
荣荣7岁，侵华日军的大部队已经撤离，但日伪军的残存武装力量在村子里各处扫荡。有的日本人骑着马跑去了别的村子找口粮，有的人又摸进了他们家，让她的哥哥帮忙带路进村，去找吃的。她哥哥走在前面，日伪军端着刺刀走在后面，到了一条岔路口，她哥哥趁着日本人去摘野苹果，拔腿就往岔路跑，冲进亲戚家躲了起来。日本人只好原路返回，又端着刺刀顶着她母亲的腰，问人到底去了哪里。
荣荣的母亲举起手来，连连说不知道，孩子们目瞪口呆地站在石磨边上，看着那个矮小的日本人用刺刀插遍了家里每一处他认为可以藏身的地方，甚至把刺刀捅向地面，以防人藏在地窖。没有找到哥哥，日本人就带走了家里费尽心机地藏在缝隙里的每一袋粮食。荣荣至今仍心有余悸。
现在一听到视频中的陌生语言，荣荣就会问我，他们是不是在说日本话？得到肯定的回答以后，她又说，我这辈子都不看日本人的电视剧，他们拿刺刀捅我妈妈，我这一辈子都记得。她听不懂日本话，也看不懂中文字幕，只是为了表明态度，她对于我的选择，从不加干涉。
叁
荣荣的父亲是典型的封建大家长，重男轻女。荣荣小时生了场大病，本来家里决定不治了，放在地上几天只见进气儿，不见出气儿，还是好心人用了个土方子，才把她救活，只是在左脸颊上留下了一枚淡淡的圆褐色疤痕。到了识字的年龄，家里的男孩全都送去上私塾，荣荣也悄悄地跟着哥哥去听课，中途被她父亲拎着扁担从学校打回了家，再也不敢去了。
“奶奶白活这一辈子啊，什么都不认识。”荣荣只会写数字和她自己的名字，歪歪扭扭的笔迹像学龄前的小朋友，一笔一划很认真。小学每次让她在作业本上签名，我都要跟老师认真地解释，这真的是荣荣签的名，不是我假冒的。不识字让她遗憾终生，她相信自己如果读了书，一定能出人头地。
我从未怀疑过这一点。荣荣在生活上充满了旺盛的进取心，坚韧和智慧。比如她几十年来，爱看法制报道，琢磨犯罪嫌疑人的动机，洞察其中的人情世故；保健品诈骗集团从未在她这里获得任何好处，大概有十年，她热衷参与各种老年健身课，去体验各种新型治疗仪，但从来不会购买那些按摩仪和床垫；她动了大手术以后，还躺在床上看美食节目，学习烹饪的新技巧。我的挂耳咖啡总是掉杯子里，荣荣就拿根筷子穿过挂耳咖啡的耳朵，把它稳稳地挂在了杯子上。
少年时，她的父亲爱去赶集看热闹，母亲小脚干不了活儿，兄弟们都去上学，家里只有她一个女孩，背着小弟小妹，做各种农活重活。从那时候起，折磨她一生的骨科疾病就埋下了根。他们嫌弃她长得丑，儿子们却长得都不错，父亲稍微看不惯她就抄起扁担，这种情况下长大的荣荣一点也不自信，她总想，如果她长得更漂亮，爷娘会不会多疼自己一些？
肆
临朐县从1958年开始修冶源水库。全县30个乡调集民工11000人，筑坝所用的土石，大部分都靠人力小推车和肩挑、人抬运送。公社大队轮批派人去山顶修水库，荣荣从1959年正月开始，被派去山上搬运沙石，每天早起4点就和大家一起列队，唱歌，喊口号，跑步，然后再爬到山顶去干活。
她在弥河里搬石头，推沙子，鞋袜每天都拧不干，棉裤上全都是泥。大队公社规定，要干到夜里12点以后才能休息，袜子湿了没有办法，只能把它塞进贴身的棉袄里，或者枕到头底下才能干，年轻的荣荣睡在大通铺上，瞪着眼睛看向天花板，“累死了，阔累死了。”
本来大队公社准备让她干满一年，才能挣到相应的公分，然而她干了半年实在是不想去了，宁可每天回家抗12垛麦子，也不愿意再看见弥河了。她向大队长提出申请，让她爸爸来替她，大队长自然不愿意放青壮劳力回家，“一天抗12垛麦子，你干得了吗？”
“干得了！” 年轻的女孩嚷道，她回到村子，翻土，播种，收割，养蚕，推磨，摘棉花，她在农活里收割了四季。转眼到了1960年，自然灾害导致粮食不够吃。荣荣饭量大，家里孩子也多，她爸爸怕她饿死在家里，准备把她送出国，荣荣的大哥和我的爷爷来义当时都在苏联打工。那年腊月，荣荣骑着毛驴，翻过一座山，嫁给了隔壁焦家庄子的来义。随后的夏天，荣荣通过体检，随来义去了苏联伊尔库茨克打工。
伍
去苏联之前，荣荣他们在北京住了一个星期，她特意去王府井那边，买了图中的这件大衣，翻领和金边纽扣，去中国照相馆拍了照。说是去旅游，同村领队的村民把她们带到天安门广场上，却不愿意带她们去玩，让几个年轻女孩在天安门广场上原地等候，自己却和妻子去故宫玩了一圈。她们问为何去了那么久，村民回答，去办事了。
在通往远东的国际列车上，荣荣花光了来义给她的100个卢布。车上的大列巴，她配着黄油和果酱一天吃三个。下车之后，荣荣提起在北京的遭遇，来义很无奈，“他们是抛下你们去故宫玩了，根本不是办事。”种种机缘不凑巧，荣荣至今也没进过故宫。
西伯利亚的冬天来得很早，十月后就开始变冷，次年五月才缓缓迎来春天，他们8点就要准点到单位上班。太早了没有电车，只能早晨6点起床，徒步走一个多小时到郊区的保密工厂上班。伊尔库茨克的大雪常下到大腿深，他们穿着工厂发的厚棉袄，戴完毛绒手套再戴塑胶手套，把头用厚厚的两条毛巾围起来，只露出眼睛，到了工厂，身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碴。
荣荣在冰天雪地里做体力活，用厚重的苏式铁锹砍砖、搬砖、砌砖，而来义因为干不了重活，就在苏联学了开车和骑摩托车，做一些轻些的工作。在寒冷的西伯利亚高原上，大姑出生了。荣荣必须得每天4点多就起床，做饭，喂奶，把女儿交给苏联老太太照看，之后去工厂上班，下午四点再坐班车回来。不久，女儿突发小儿癫痫，没办法再托人照看，来义只好把白班改成了夜班，借钱买了辆摩托车，白天在家看着女儿，每天下午四点去接荣荣下班，之后骑摩托去值夜班，一直到午夜12点才回家。
他们住在赫鲁晓夫式的红砖楼里，在苏联的两年让大列巴变成了荣荣一生最钟爱的面包，从此无论把怎样好吃的糕点摆到她面前，她都认为，只有苏联的大列巴最好吃。前几年我在捷克旅游，进店买了半斤又黑又硬的大列巴，和朋友们从捷克吃到匈牙利，还剩了一些，实在是咽不下去，只好掰碎喂了野鸽子。
那个年代，嗜酒如命的斯拉夫人经常喝多了就来中国人的宿舍里闹，砸门打架，甚至还杀过人。每晚，荣荣搂着婴儿在家里，悄声哄孩子，大气不敢出，心惊胆颤地等着来义回家。去过北京的苏联工友一见到他们就大嚷：“китаец（中国人kidaye）！Doufu（豆腐）！китаец（中国人kidaye）！Doufu（豆腐）！” 中国工人们每每回以国骂。
1962年，来义荣荣的合同期限到了，他们扔掉了大部分行李，但来义执意带回那辆摩托车，回来的火车绕了贝加尔湖一天一夜。回到山东，他们把摩托车卖了400块钱，用200块买了头驴，有些贴补家用，有些被借走，两人又重新回到了赤贫阶层。那头驴勤勤恳恳工作了很多年，一天早晨，它拉完最后一盘煎饼面子，就被牵到山顶杀了。荣荣一家人，一口肉都没吃。
陆
由于留苏这一特殊经历，来义又向二机部（后改名为核工业部）申请，去青海的金银滩支援核工业保密建设。荣荣因为要照看孩子和家里长辈，无法一同前去，独自在山东农村抚养孩子，承包了所有的农活。
来义一去就是十多年，逢年过节才会回来，所去之地和所做工作一律保密，除了工作，他还会记日记，每天抄毛泽东语录，反省自己有没有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来义会拉二胡，交友广泛，泛黄的日记本上还留下很多淡蓝色钢笔字的乐谱。
1965年末，来义跟着核工业大部队又调到四川的深山里，找领导开了介绍信，终于把家里四口人接出山东。走得时候匆忙，荣荣把家里的东西匆匆分给了亲戚们，怀揣着快乐的心，带着三个孩子，坐在车厢过道摇晃了三天，才到了四川。通往深山的核工业基地，盘山公路错综复杂，荣荣他们被甩得五迷三道，来到了821厂附近，浅浅扎下根来。十几年过去，一家人终于团圆，这时她的大儿子就要上高中了。
来义是核工业集团的司机，负责接送科研人员和工人，荣荣不识字，只能去做装卸工，给铀浓缩反应堆和核电站扛建筑材料。她从解放车上卸下来水泥，石头和沙子，每个人的工钱都一样，不按袋数来算，别人会偷懒，荣荣认为做事应该尽心尽力。每趟人家扛一两袋，她就扛三四袋，腰椎迅速垮了下去。
有两次是火车来运物料，可正巧她生病，只好让十几岁的爸爸就代替她去。饱经世故的精明妇女们看见了小伙子来帮忙，自然很高兴，一直鼓励他多扛点。瘦削的爸爸受到鼓励，一直闷头扛水泥，一袋一百多斤，足足扛了近百袋，回到家就累瘫了。荣荣去工地上抗议，“你们可太坑我儿子……”
平时，她们在工地上干活，听见汽车长鸣笛，知道“毒”要经过了。荣荣所谓的毒，就是核废料和相关放射性污水，军人在前面开路，后面的卡车拉着核废料经过，把它们抛到安全地带去，过路的人都知道有毒，早就跑得不见踪影。核工业职工的工资，一个月平均有80多块，荣荣一个月最多只有30多块，桃子和苹果舍不得买，就向当年四川的老乡们买山上摘下来的小青李子，又脆又甜。现在她看见市场上有卖小青李子的，就会买回来给我吃，“我在南方呆过，真的好吃。”
荣荣除了做装卸工外，想尽一切办法赚钱。她缝纫衣服，会绣绒花，找人剪了样子，一针一针地扎在了布上，再反过来剪线，儿子大学放寒暑假回到家，也会帮她一起绣。她还支起了卖烤地瓜的小摊，刚卖了没几天，女儿从山东回来了。女儿不愿在四川做纺织厂女工，便嫁回了山东，婚后受到严重的家庭暴力，生了重病回了四川。荣荣只好放弃地瓜生意，一心一意地照顾女儿。
柒
1984年左右，核工业建筑公司准备迁往北京。那时，四川到北京还没有高速公路，来义和同事组了一个车队，摸索着地图，开过四川巍峨的山路，穿过漫长的国道土路，一路开到了北京。虽然大儿子上了浙大，但荣荣并没有过上太平日子。女儿多病，小儿子四处打架，拉帮结派，荒废了学业，来义要把他接到北京管教。二叔说，“我要去也行，必须让我妈送我去火车站。”
荣荣送他到火车站以后，二叔顺势把荣荣拐上了火车，荣荣就这样来到了北京，再也没回过四川。她去了一家饭店当厨师，爸爸妈妈在北京结婚的一年后，我出生了，荣荣当了半年厨师，又辞职来带我。来义依旧给公司开班车，早晨带着荣荣和我到西直门，荣荣就抱着我，在北京的二环里来回坐公交车，只需2毛钱，就可以带着我从西直门坐到东直门，再从东直门坐回西直门，来义再开车带我们回家，那也是荣荣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光。
后来国企改制，很多军工企业都开始转型，工人大批下岗，我的父母当时是核工业建筑公司的技术干部，受到转型冲击，工资一直不高，只能接兼职。爸爸冬天在西直门大街上给人洗过车；妈妈进了外企，总是早出晚归，我清晨五点多从梦中惊醒，她就已经坐着公司班车——一辆小依维柯走了。害怕，思念和孤独的联合冲击下，我经常冲到楼下，或跑到厨房的煤气罐边哭。
来义退休后，在家属院里承包了自行车棚，车棚前种了槐树，一边开车棚，一边支起了修自行车和摩托车的小摊儿。荣荣在院子大门口支起了一个卤肉摊，卤肉做好后，放在正正方方的玻璃罩子里，玻璃罩子固定在三轮车上。我和来义站在街边，来义看着来往的行人，我盯着罩子里的卤肠。很多时候，卤肠都被我吃光了，经营不善，生意赔了，小摊关张了。
卤肉摊关张不久后，荣荣又去应聘家属院的环卫工人，我有时醒来，从红砖楼的窗口向外张望，总能看见荣荣戴着那顶小白方帽子，穿着蓝色的工装，戴着蓝色的套袖，系着蓝布围裙，戴着口罩和白手套，探长钎铲物。我隔窗高喊她，心里很幸福。到了我要上幼儿园，荣荣为了照顾我，辞去了这份工作，和人创业卖糖火烧。她们走街串巷，有时候出现在我们院儿，有时候出现在隔壁院儿。
最为魔幻的记忆，大概是当时整个大院儿流行养鸟赚钱，家家户户抽出一间屋子来繁殖虎皮鹦鹉，文鸟和八哥等鸟类，我家和荣荣家里，各有一整面墙，全部是密密麻麻的鸟笼，几十乃至上百只虎皮鹦鹉聚在一起。有两年的记忆里，都是震耳欲聋的鸟叫声。
荣荣和我姥爷分别掌管一间屋子的禽类，每天五点起来养鸟，挨个换水，绿色的食盒里，散发着小米的香气。当然，我们家向来在做生意方面没什么运气，我跟着大人们到集市上卖过鸟，寒冬腊月转半天，一直也没卖出去，反而看别人家生意不错，我们缩着手，灰溜溜地回家了。
捌
1998年的一个夏日清晨，阳光明媚，我穿上新裙子，想下楼给爷爷奶奶看看，迎面撞见姑姑爬上了楼，她在台阶上摔了一跤，告诉我，来义不行了。来义突发心脏病去世，走得很快，我没能见他最后一面。据说我和荣荣在火葬场哭得几欲昏厥。大约太过悲痛，我唯独丧失了“哭”的记忆，只记得有张推车上的尸体头发没盖好，散露了出来。来义只留下了200块钱退休金，从那以后，除去日常家务，荣荣就开始了她捡废品的职业生涯。仅仅两年后，姑姑在老家，也因为意外事故去世。至此，荣荣失去了她唯一的女儿。
21年来，除去伤病和事故，每天早中晚，荣荣准时遛弯三次，在小区及周边街道里如鹰隼般转圈盘旋。去买菜的路上，她也要随时留意。与她相熟的几个老人会给她留一些，如果她不在家，就塞进她的三轮车里。对她最好的9楼老太太最近得了癌症，荣荣表示难过。
遛弯的路上，如果她看见了值钱的废品，会找灌木丛，墙缝，拐角，草丛……一切可靠的地方藏起来，归来时再拿回家，其奥妙手段堪比情报人员。当然，有时也被人截胡，她会很懊丧，责备陌生人，也怪自己藏得不够隐蔽。
积年累月，荣荣全身多发风湿性关节炎，背上四块腰椎骨膜滑脱，膝盖也有积液，支撑不住上半身，全身疼得厉害，下雨天尤甚。大约六七年以前，家人找了空军总医院骨科的权威医生，带着荣荣去医院看腰椎和膝盖，医生刚说出一句 “需要做手术” ，荣荣转身就走。家人在后面追她，她甩着被压垮的胳膊，“我不做手术，做了手术万一瘫了在轮椅上怎么办？走不了路了怎么办？”
荣荣向来怕花钱，怕检查出毛病，平时说要带她去医院做体检，一直严辞拒绝，就这样掩耳盗铃地活着，把病痛都忍过去，她的右耳听力接近于零，左耳听力时有时无，平时沟通要喊五遍以上。如果提出要给她买助听器，她又坚决反对，坚决不戴。二十多年来，家里给她买的各种衣服和鞋，她也不肯穿，觉得一旦去世，它们也会被一道烧成灰，是绝对的资源浪费。
到了77岁，医生说如果再不做手术，很快就会瘫痪。那是荣荣为数不多听医生话的一次，她接受了腰椎手术，取了四块错位的腰椎骨，插了八根钢钉进去。手术完，最难熬的第一夜，是我陪床，荣荣起初插着止疼泵，一连几天都难受得直哼哼。那时，从望京下了班，我就坐地铁赶到白石桥南，去海总住院部七楼看荣荣。过了一周，我给她拍照，她躺在病床上，看见镜头里的满头白发，和依旧光滑的脸，笑得不能自已。她年轻时拍照的次数屈指可数，每次我拿镜头对着她，她便笑着躲避，看完照片后结论一定是：奶奶老成老马猴了。
术后医生不让她干重活，减少坐姿，最好不要弯腰，躺在床上静养。我妈给她买了一只小收音机，拧到固定的电台，来回摆弄小收音机，捣鼓了一段时间，小收音机坏了，又在她床头装了液晶电视。没过半年，荣荣还是闲不住，佝偻着承包了一切家务，收废品时行如闪电。经年累月的重体力活已经压垮了她的腰椎，即使手术后，两只被晒成棕色的胳膊还是垂到了腰际。回到家，她只能像只长臂猿那样瘫坐在椅子上。
玖
我父母都是重点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早已是土木工程师中的佼佼者，对于荣荣拾破烂的行为，他们觉得她不仅无视自己的健康状况，背离医嘱，还实在有失体面，每次看见她勤恳收拾废品的背影，必然会责怪。荣荣一生都在受穷，一生为穷所困，她看待世界的方式，是以青菜的价格来感知的，一摞踩扁的纸箱可以买几根玉米和青菜。我们无法改变饥饿和苦难在人身上留下的痕迹：荣荣炒菜习惯炒得很多，生怕不够吃，几十年如一地吃剩菜。对长毛的食物，她也偷偷削掉霉变的部分，藏起来吃，我们趁她不在眼前，夺过大大小小的剩菜，转手倒掉。然而，她从未停止过用自己的方式去争取微小的权利，她把富裕人家的花盆托回家，种上新的花，讨好大家。
我在楼上，荣荣在楼下，穿着她自己做的无袖碎花棉布褂子，费力地弯下腰，把捡到的废品一担担地捆上，在小车上用黄色的粗绳子完全捆结实，在烈日下，慢慢地拉着这担小车去隔壁街上卖废品。
①引自：临朐县档案局http://sd.ifeng.com/zt/dangangongbu/zixun/detail_2014_12/19/3310608_1.shtml
题图来自电影《飞跃老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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