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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别拿编剧不当艺术 剧本首先应是文学艺术作品

人民日报 2018-02-09 08:28 大字

莫言 东方IC 资料

现代派剧作家未必能给自己作品以明确解释,这是其张力特别大的原因,至于这类作品能否留下来,我很怀疑,而莎剧那样的经典再过数百年必然还在上演

我发表的第一个作品是小说,但1978年开始写作时,最先写的是话剧。那时候有一部话剧《于无声处》非常火爆,受这个戏启发,我借来曹禺、郭沫若、莎士比亚等很多戏剧作品,写了一部话剧投稿。投来投去,投到自己都烦了,算了,烧了,但就此有了“戏剧情结”。

小说家的剧本肯定和剧作家的剧本有区别,小说家写戏总是按捺不住要描写,比如场景和人物肖像。但因为缺乏舞台实践,费半天劲,有时候写出来对导演毫无用处。演员动作在舞台上具有多义性,剧作家下笔时要想清楚,但也要注意给演员和导演留出再创造的空间。这些都还是雕虫小技,对一个好剧本来讲,人物对话尤其重要,要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我转而去写地方戏曲,是因为从小看地方戏。我的小说也从中受益,比如《檀香刑》就直接受茂腔音乐滋养。地方戏让我感到亲切的另一个原因是大量使用方言土语,乡音乡情原始、朴素,让观演之间没有距离。我也很喜欢京剧,但京剧唱词确实难写,上一句仄声收尾,下一句必须平声,跟律诗平仄要求相仿。一段唱词几十句,首先要满足韵脚,很多时候难以做到既表达作家原意又符合平仄要求。

写歌剧《檀香刑》时,让我对剧本写作的特殊性和专业性体验更深。我原以为只要押韵即可,但作曲、编剧李云涛说:“莫言老师,你写了很多好唱段,但是我必须在后边加上一个开口音“啊”,否则歌剧演员没法唱出来。”后来我观察汪曾祺那一代人写《沙家浜》《红灯记》,开口音确实比较多。

写戏曲文学剧本《锦衣》,故事最初来自我母亲讲的“公鸡变人”传奇。2016年暑假,我偶然看到有关山东留日学生的史料。这些留日学生,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回国的,很不容易,我就想能不能把“公鸡变人”的故事放置到大历史背景里去书写。纯粹讲一个神鬼故事,怎么也编不过《白蛇传》吧?所以干脆弄个真真假假的故事来。

为写《锦衣》,我研究了很多地方戏,算不上深入,初步了解剧本特点,也明白了支撑传统戏的几个精神支柱。比如,传统戏的道德基石肯定是儒家思想,故事结构也有固定套路。我想突破这个模式,但也考虑到观众的审美习惯,如果完全按照小说方式写一个悲剧,该团圆的人不得团圆,所有人最后没有好报,也不行。所以在这个戏里,我还是给人物创造团圆的机会,同时也埋下突破套路的伏笔。

我真正写话剧是在1997年。王树增联合我给空军话剧团写剧本《霸王别姬》。这是老得不能再老的题材,当时也已经有了各种版本。我们最后写了一个《钢琴协奏曲霸王别姬》,我设置两组人物:吕后、虞姬、项羽;钢琴教师、音乐指挥、锅炉工。一组古代,一组现代,对照来写。虽然两组人物相隔数千年,但人类情感是共通的,不同时代青年人都会在爱情问题上纠结、苦恼,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不过这两组人物在舞台上表现很困难,怎么也捏不到一块去,剧院就干脆排成两个戏,当代部分取名《锅炉工的妻子》。进入新世纪,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想重新打造剧本文学,委约我创作,我就写了《我们的荆轲》,任鸣做导演。这部戏在国内外演出反响都还可以。

影视剧本我也写,像《姑奶奶披红绸》《英雄浪漫曲》《英雄·美人·骏马》《红树林》《捍卫军旗之战》,电视剧剧本要真写好很不容易。为什么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缺少精品力作?就是因为作家自身没有把电视剧视为艺术,而是当作短平快的赚钱方式,这样自然写不好。所以我一直呼吁,电视剧编剧也是剧作家,电视剧剧本本身也是艺术,即便没被拍成电视剧,也可以作为文学艺术作品来读。剧作家的重要性不应该仅仅体现在话剧领域。在影视、歌剧、音乐剧甚至舞剧领域,剧作家都应该有重要地位。我参加歌剧《檀香刑》改编,深深认识到,好歌剧需要建立在好剧本基础上。好唱段怎么来的?首先得是编剧写得好。

最近我在读挪威当代作家约恩·福瑟的书。他的剧作高度诗化,跟传统话剧不同,没有莎士比亚戏剧里那么多人物、那么曲折的剧情。他创作的现代戏剧,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舞台上说来说去。如果让我去写,我不会写这种类型。演员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剧作家未必真能给自己写的东西一个明确解释,没有明确解释可能也正是作品张力特别大的原因。但是这样的作品究竟能不能留下来,我很怀疑。已经取得经典地位的东西是不可撼动的,今天各种现代派作品未来未必会再演,莎剧再过数百年必然还在上演。

(罗皓菱采访整理)

莫言,作家,原名管谟业,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创作有《白狗秋千架》《红高粱家族》《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小说、剧本、诗歌多部,作品已有50余种外文译本。曾获茅盾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等。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名誉院长。 

(原题为《别拿编剧不当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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