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如何面对经典
张彤
前不久我去做了一期广播节目，谈的是在飞机上读书。
飞机上不能玩手机（现在据说好多飞机开放了网络，但我还没有体验过），也不能走动，读书似乎是唯一不被空姐禁止的活动。许多年来，每次出差前都会往包里装一本书，以备在飞机上打发无聊的时间，如果飞行距离较长，会再加上一本。
机场有许多书店，但在近年来备受诟病，原因是里面充斥着市场营销和工商管理类的书。说起来，营销与管理是正经的学科，其中大有学问可究，否则为什么许多大学都开设这样的专业且入读者众多呢？但是机场书店里的营销与管理，并不是大学课堂上教的那些，而是带有奇技淫巧色彩的成功学书籍。这年月，成功者众多，幻想成功的人更多，每天在天上飞来飞去的，不是已经成功的，就是奔着成功而去，机场的书店自然要为成功者抑或准成功者服务。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大不了，不是书店无耻，而是时代有病，给了许多人以发财的幻觉。
我不是成功人士，而且是年龄越大离成功二字就越远，索性不幻想了，做点自己能做的事，看点自己爱看的书，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近来，我坐飞机拿的都是与功名利禄不相干的书了。
是些什么书呢？大约十六七年以前，我买了一套“三联精选”，当时这套书刚出版，全是名家的小书，开本小，多数很薄，有的甚至不到一百页，然而装帧又不错。看到时，我认为我应该喜欢看这样的书，就当即买了一套。当时买书的书店是堂邑路上的汉京书店，当年以卖古籍和学术著作闻名，如今，书店的招牌还在，不过是在昌乐路上，专营字帖画谱一类，不是原来的路数了。
这套书中，有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朱光潜的《诗论》、钱穆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陈鼓应《庄子浅说》、唐弢《文章修养》等，均为“大家小书”。我买回来就把它们放在书架上，因为开本小，与其他书不等高，所以一直是横着叠在一起。我想，现在我虽然不看，但终有一天会看的。就这样，在书架上放了小二十年，其间搬过家，重做过书架，但它们一直就那么横放着的。
我读这套书的第一本，是钱穆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真的就是因为一次长途飞行，我拿了几本书放在行李里，随身带的包比较小，就抓了这本。在飞机上无事可做，就打开读，谁知一读就停不下，及至抵达目的地，居然还沉浸其中。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钱先生半文半白的文风，颇可以且读且体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书中记的内容，亲切生动，而又与一般学问大家忆旧的文章有点不同。
钱先生的著作我是读过的，像《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类，都很受启发。但是内心深处，也许觉得这是一位不可亲近的高人。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读后，印象全改，这是读大家随记的意外收获。
这套书品质如此之高，开本又如此之小，随后就成了我飞行常备。现在不做记者了，出差少，所以一年过去，第一辑十本还没读完。
最近一次出差，读的是朱自清的《经典常谈》。这本书有十三篇，每篇数千字，谈的是《说文》《尚书》《诗经》《周易》《礼记》这些。这原是写给当时的中学生看的，朱先生说，这本书像是一艘船，如果能把读者引到经典的海里去，那么编撰者将自己庆幸。
这本书编撰于1942年的昆明，正是西南联大的时候。看陈平原《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里记叙，在联大的时候，陈寅恪、朱自清、吴宓等八位教授，有许多旧体诗作，鲜有发表，八教授相互酬唱，“既确认其文化身份，让作者得以思接千古，又可以借助韵语，表达某些幽微的思绪以及不合时宜的感觉”。国运衰落之际，有识之士当然要奋起，但文人们也许会哀叹时运。陈平原说：“南渡的感时伤世，魏晋的流风余韵，配上嵇际的师心使气，很容易使得感慨遥深的学子们选择玄学与清谈。 ”而此时编撰《经典常谈》这样的小书，或许也是朱先生遥寄抑愤的另一种表达。
《经典常谈》是真正的深入浅出之作，中国的经典因为批注的人太多，往往云山雾罩，看不清本来面目。深入研究经典的人，一般也不愿意委身写作这样的小书。把经典当招牌，贩卖所谓“国学”的，好多都是连常识都没弄明白的人。
由此，我也想到我们与经典的关系。其实就算像我这样中文系出身的人，对于中国的古典文化，也谈不上有多深的了解。比如要谈画，我们愿意谈谈梵高、莫奈，说音乐，愿意听听莫扎特、贝多芬，谈戏剧，可能了解《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人要比知晓《桃花扇》的人多许多倍。这真的很正常吗？
朱自清先生说，作为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
“义务”，我想这是我们与本国经典最准确的概括。
一边坐飞机，一边读关于经典的书，打发时间，又尽了义务，实在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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