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百川为服装业翘楚 陈启之活跃于商界
张百川和陈启之的宅院都在松园子街。张百川的一生颇有传奇色彩,他目不识丁,还患有耳聋症,但凭着坚强的毅力和灵活的头脑,几十年间发展成为本地服装业的领头人物。陈启之是活跃于商界的人物,他涉足钱庄、麻业、创办学校等,潍县德聚染厂他也有股份。
张百川创办服装店发迹后搬到松园子
张百川的生平轨迹记载比较系统。他幼年家境贫寒,父亲是给本地丁姓大户看守家庙的家丁。他目不识丁,患有耳聋症,但头脑灵活,颇有心计。年长一些后,他求人去了上海的一家服装店当学徒。出徒回潍县后,先在东门大街木牌坊下路北(今潍城区曹家巷口以东的东风西街路北一带)开设了一个成衣局。另有记载说,该成衣局的字号为源顺冠服店,一般简称源顺,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开业,员工十余人。起初,源顺的顾客不多,营业状况一般。
几年后,清政权消亡,本地一些赶时髦的人士逐渐穿起了西式制服,而当时潍县的市面上的裁缝铺或成衣局的拿手绝活还是手工制作长袍、马褂等传统中式服装,主要方式一般是顾客提供布料,裁缝铺或成衣局裁剪加工。
又过了几年,头脑灵活且已积蓄了一定财力的张百川动起了机器制作西式制服的念头。大约1920年左右,美国胜家牌缝纫机传入潍县。说干就干,他购买机器、聘请技师,还将源顺搬迁到东门大街海道司巷口以西的东门大街路北(今潍城区东风西街海道司巷口以西万基大厦一带)。
随后,张百川将成衣局改名为源顺军衣庄,并在门前挂出了铜底黑字的招牌,后来又改名为源顺服装店,仍简称源顺。源顺规模为四进院落:两间门头房,作营业室兼卖纽扣等小百货；二进房五间,为经理室、会计室；后两进房分别是裁剪室、缝纫车间。这样,今潍坊城一带首家现代服装业实体就出现了。
从面上看,源顺依然沿袭传统的来料加工的营运方式,即客户提供面料,源顺裁剪加工成客户要求的成衣款式,这个方式在潍坊城一带的服装业实体中沿用多年。有记载说,源顺制作的胶济铁路员工夏季制服,面料为米黄色卡其布,都是由德聚染厂提供的成品布料。德聚染厂的投资方之一是居住在松园子街的另一位知名人士陈启之。但未见源顺是否直接购买德聚所产布料的记载。
到七七事变前,源顺拥有缝纫机40台,职工二十余人,日产服装一百套以上,资金达两万银元。张百川也拥有了多处房产。分析这些情况,张百川应该与张俊卿一样,也是发迹后才搬到松园子街居住的。
重金聘请技师传艺在同行中脱颖而出
有记载说张百川是源顺的东家,也有记载说,他是源顺的经理。从他的从业轨迹看,他既是源顺的业主之一,也是掌舵人。他凭借头脑灵活的天资与坚韧不拔的努力,几十年间立于本地服装业的潮头。
1920年以后,地方武装及警务人员的制服都由各地自行筹制。铁路员工每年夏、冬季节都制发服装。各类学校平时组织学生郊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都要求学生统一着装。这类大宗订货,除了源顺,潍县本地的成衣局大多没有能力承揽。源顺主动上门服务,包揽了军装及其他标志服装的量制。张百川在青岛裕通旅馆租有客房,设立办事处,派专人负责承揽胶济铁路员工的制服和青岛部分学校的校服。铁路员工每年更换制服,他都及时派出精干人员,到胶济铁路沿线每个车站为员工量尺寸。
这类大宗订货,有时也超出了源顺的承接能力,张百川便联络其他成衣局,由源顺统一裁剪,各成衣局承制,再招聘附近一些闲散的家庭妇女在自己家做锁扣眼、钉纽扣、缝领钩等零活。完成制衣后,源顺经管人员验收合格才能入库。故源顺承做的衣服,定期交货,从不误时,而且很少有开缝、掉扣、松钩现象。因而信誉日著,不仅为顾客称道,也为同行业所赞许。
张百川为了提高源顺的整体技术水平,跟上时代潮流,不惜重金礼聘大连、天津等地的技师来潍向工人传授技艺。他曾专门从大连请来技师授艺,在源顺做出了时髦的西装礼服,又一次开潍县新式服装的先河。他反应敏锐,每当发现青岛、济南等地市面上出现新式服装,源顺都会立即买回样品,组织技术人员拆解后研究,仿制成功后立即对外承揽。铁路员工的制服要求很严,特别是大盖帽非常讲究,而源顺做大盖帽的技术,精工细致,有独到之处,受到客户好评。
服装行业的技术关键是裁剪,裁剪好坏关系到成衣是否合体。张百川聘请的几位技师裁剪技术都非常过硬,其中技师张书训等人也是源顺的干股(时称西股)持有人之一。他们能够根据顾客的体形,度量准确,缝制精细,做出的衣服十分合体。
张百川创办源顺后,附近市面上相继开设了十几家服装店。尽管同行间存在竞争,有时还很激烈。但源顺因过硬的技术、完善的设备和周到的服务,在本地业内始终保持领先水平。
白天做生意晚上学识字多年坚持学会写信记账
张百川没上过学,在与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打交道的过程中,深受目不识丁之苦。繁忙之余,他专门聘请私塾老师晚上到家中授课,松园子街的宅院成了他的“夜校”课堂。经过多年的坚持和不懈努力,他学会了写信、记账,源顺、新源与外界的账目、文字往来以及工商社交场合,他逐渐都能够应酬自如了。
大致在七七事变前,张百川和侄子张幕韩分家,包括房产和源顺。源顺的后院归张百川所有,改名为源顺厚记服装店,民众简称源顺厚记,继续进行服装生产经营。原来源顺东门大街上的两间门头房由张幕韩分得,改名为源顺德记纽扣批发商店,民众简称源顺德记。由此看来,张百川十几年前创办源顺时,可能他的兄弟或侄子是投资合伙人,但未见相关记载。
七七事变后,源顺厚记的生意一如既往正常运转。1948年潍县解放后,源顺厚记仍继续营业。1950年源顺厚记停业,原因不详。1951年,张百川在源顺原址西邻的一间门头房新开设一家服装店,称新源内衣店,民众简称新源。门头房是新源的对外营业场所,其生产加工场所则设在了松园子街张百川的家中。新源共有张百川及其他员工共19人,生产内衣、男帽,以式样新颖、做工精细著称。1956年公私合营时,新源并入潍坊益新针织厂。
经营钱庄创办学校陈启之涉足多个领域
陈启之的个人生平没有发现系统的记载。有说陈启之的祖籍为颍川,颍川是个古地名,历史上的颍川郡起于秦代,止于南北朝,郡治曾在今河南的禹州、许昌、长葛境内,安徽的和县境内、寿县、潜山等多地,故他祖籍的具体所在不好推断。
与张百川几十年踏实做服装行业不同,陈启之是属于涉猎多领域的活跃人物。
有记载说,陈启之为谦记麻行的东家,附近民众回忆说,陈家麻行的生意做得很大,但本地有关工商老字号方面的地方历史文化书籍中未见记载,故了解不到其基本情况和相关事迹。
1920年,陈启之在松园子街怀白轩(绿野斋)旧址创办陈氏小学,1938年日寇侵占潍县前停办。
另有记载说,陈启之曾在聚兴昶(chǎng)钱庄(有人也称聚兴昶银号)任职,具体职务未见记载。聚兴昶钱庄位于潍县东关安丘巷(今奎文区安丘巷一带),创办于1933年,拥有资本3000元(银元,下同),存款额50000元,放款额55000元,汇兑额50000元,为本地当时的24家知名私营钱庄之一。
潍县德聚染厂位于东关南沟街(今奎文区奎文门街)中段路南,于1935年投产。那年济南普利染厂停业散伙处理设备,该厂经理魏新泉与陈家商行陈启之商定,由魏新泉去济南花了1.1万元买下了普利染厂的设备,随即拆迁运来潍县,当年便安装、试车成功并投产。1.1万元从何而来未见记载,但有记载说,当时魏新泉自有资金仅为4000元,所有设备及流动资金,都是贷款解决的。投产时,该厂东家为陈启之的儿子陈孝禄。
1936年,德聚染厂因为周转不灵一度停产,后来陈启之出面联络同盛钱庄,最后由该厂东家方面与同盛钱庄各出资2.5万元买下德聚染厂全部资产,仍称德聚染厂,仍然聘魏新泉任经理,继续经营。又有说法,该厂两大股东分别为聚兴昶钱庄陈启之、同盛钱庄康子周。
日寇侵占潍县后,日商日华兴业株式会社来潍设立了潍县出张所瑞祥公司。该公司的佐佐木清信随即诱逼德聚染厂参与了“日华合办”。德聚染厂原有资金5万元,由原股东聚兴昶、同盛各抽回1万元,实际投入3万元；瑞祥公司投资7万元,共拥有资本10万元。
1943年,伪潍县县知事徐观晸与本地绅商议定成立“救灾委员会”赈济粮荒,陈启之与同住松园子街的郭雨若同为“委员”。
1946年5月,山东省第八区行政公署专员张天佐以经济汉奸罪逮捕魏新泉。魏新泉后来在狱中病死,陈启之及其儿子陈孝禄是否受到类似指控未见记载。
张百川和陈启之宅院或为绿野斋的一部分
有记载说张百川、陈启之在松园子街住处所在的宅院,原来都是此街西端路北刘鸿翱私家花园绿野斋的一部分。也有记载说,这二人的家都位于张俊卿宅院的西邻、此街偏东路北的第四个大门内。张百川家在松园子街居住时,宅院里的房屋已经进行了整修,屋顶已由传统的小青瓦换成了西式的洋瓦。陈启之与儿子陈孝禄、侄子陈兰芳各住一院。陈启之住厅房院,台屋五连间,立显明柱,气势豪华。
另有附近民众回忆说,松园子街拆除前,其东端路北第三座宅院即张俊卿宅院的西邻,是一条南北走向、长约六七十米的单口过道。整条过道的路东,不是张俊卿宅院里的院落,就是属于附近郭宅街地域的院落,没有任何宅院大门。这条过道只在路西,由南到北大约分布着四五座大门。松园子古民居中,只保留了郭雨若、郭兰村、张俊卿的三处宅院,张俊卿宅院以西的民居都已拆除,张百川、陈启之的宅院是否位于张俊卿家的西邻单口过道处,已经无从查证,其后来的变迁情况也未见记载。
张俊卿家西邻过道处
解放后曾为一处粮站
位于张俊卿宅院西邻的单口过道南端路西的院落,曾经是潍坊市粮油供应公司所辖的一处粮站。这处粮站自上世纪50年代国家实行计划经济起,就主要向附近地域的居民家庭供应计划内定量粮油,前后共存续三四十年的时间。附近民众回忆说,粮站院落南面的房屋为营业所在地,正门开在松园子街路北,开得很大,居民们从松园子街上就能够直接进店购买粮油,很便捷。开在这条过道路西的院门则由粮站内部使用。
解放后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民众的基本生活资料供求曾长期处于短缺状态。笔者对潍坊市保障城市居民基本生存所需的粮食计划供应,至今记忆犹新。在五十年前,没有固定工作的成年市民,每人每月供应成品粮食(时称口粮)27斤。其他人员则按照不同的职业和年龄,在定量标准上有增减。笔者父亲从事服务自来水用户的一线工作时,每月能够在粮站买到43斤口粮。后来他的岗位调整至科室职员,口粮却一下子减到了30斤。新生儿每月的口粮为9斤,以后逐年增加——可能是每长一岁,月计划口粮递增1斤,记不太清了——直到18岁成年时递增到27斤。
当时标准面粉(时称细粮)的计划供应价格在计划成品粮中价格最高。其他如玉米面、小米面、豆面、地瓜面等粗杂成品粮的价钱则低一些,但价格差别不很明显。计划供应的细、粗粮比例在三年困难时期过后为3:7,后来随着国家经济情况的逐渐好转,细粮所占比例逐渐提高。上世纪70年代中期,笔者能够拿着居民粮油供应证(民众俗称粮本)去粮站买粮时,比例为7:3。上世纪80年代已经取消细、粗粮比例,居民可在计划内随意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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