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书记“关东客”
张维荣
老书记张新池是我的爷爷辈,论服气不算远。“关东客”,是村里老少爷们儿对他的尊称,因为他自幼随长辈闯关东,1953年回家后不长时间,便担任了村里首任党支部书记。庄户人家是不兴称官衔儿的,见了面该叫爷爷叫爷爷,该喊大叔喊大叔,而背地后里一律称“关东客”。
老书记没上过学,但能简单读懂报纸。他冬天戴一顶从东北捎回来的“三大扇”皮帽子,其余大部分时间戴着破了边还没打补丁的毡帽头儿。电视剧《闯关东》和《老农民》里,全都有他的形象影子。
俺村属安丘市兴安街道(原白芬子乡前相戈庄)。正南二里地,有座似馒头样的山头,叫团山子,山两侧各有一条河,一条往西北,一条往东北。整个地形像A字,珠子镶嵌在顶尖,村子坐在A字的横梁上,活脱脱的“二龙戏珠”。
因为这些沟、河属季节性的,大部分土地又是在山肩膀头儿上,自然很缺水,遇上大旱,庄稼颗粒无收。老书记晚上睡不着觉,就老琢磨着挖水、堵水、蓄水。一到冬天他就领着社员们修水库。
那时村里穷,运土靠一车一车地推、一牛筐一牛筐地抬；夯土靠竖起碌碡两边绑上扶把,再拴上两根拉绳,三个社员一人掌舵,两人拉着绳子高高抬起,狠狠落下。旮旮旯旯里的奇巧地方,用打土墙的杵头夯实,绝无丢三落四。全大队统一号令,五点起床,五点半上工,我负责敲锣,因为那时我当民办教师,学校的“马蹄子”表我掌管着。上工的村民,条件好的喝一顿热乎乎的餶馇汤,差点儿的用开水泡煎饼吃,再差的那就只能啃冷帕谷(食品,窝窝头)糊弄了。就这样,一个冬春一座、一个冬春一座,连着修了西南沟、南山沟两座水库,并蓄满了水。社员们的双手,一冬天冻得满是裂纹。有一回,我成心耍了次瞎胡闹,攥了一把表姑的手,疼得她吱吱地叫。修起水库之后,全村凡是有水的沟沟岔岔也都截起来,修了一系列盆大的、瓮大的储水塘。
蓄完了水,他又瞅上了整地,为全大队增添了不少“帮忙田”。夏季涝雨天,从公社拖拉机站雇来深耕犁,把山薄皮上的“青天烂”耕起来,经过一个冬天的风化,第二年就能种庄稼,年份越长,地越肥。全大队粮食产量刷刷地往上涨。这下子倒好,成了典型,公社动不动就来俺这里开现场会。1970年春,昌潍地区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每公社两名代表参加,老书记叫我替他去开会,着实开了一番眼界。回到家后还公社里、片里、大队里,作了几场报告,出了不少风头。这也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因为不久就到公社广播站工作了。此是后话。
那个年代,生产队的数量常变化不定,今年五个,过几年成了三个,再过几年又变回来了。但是,变来变去,老书记一直在三队,他一年到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自然而然也就在三队,样样拾得起放得下。那时我就寻思,反正“轻不轻八分工”,你怎么就不想法儿找个轻快活儿,或大队技术队、或生产队场院里转悠转悠,非得跟着社员泥里水里地拖拉?直到我参加了工作,才明白过来,原来它比喊一百个联系群众的口号都管用!
村里有个单干户,一辈子没加入农业合作社。无儿无女,独门独姓。因而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大号,老的少的称他“老麻子”。“老麻子”上了年纪,不能动弹了,老书记安排五个生产队轮流在场院里伺候着,他也三六九地不断到各个场院瞧瞧,怕慢待了老人。惹得社员们在背地里常常调侃,说儿女一大群的,还不如“老麻子”!婆婆妈妈的事儿老书记想得周到,临到大事儿他照样安排得有鼻子有眼儿。那是1970年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他号召基干民兵敲锣打鼓开庆祝会,叫我把《新闻联播》上的内容一一说来,还再三嘱咐,一定讲明白《东方红》乐曲也带上了天,在卫星上不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
后来,公社调我到广播站工作,每月发12元生活费,队里记整劳力工分,俨然成了半脱产干部。到县里工作以后,只能年里月里和老书记见上一面,拉呱的机会少了,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念念不忘改善生产条件。他曾心情沉重地对我说:“咱庄人多地少,还净些山薄皮,我想把村子迁出去,倒出好地种庄稼!”
老书记一生不争功劳,不抢风头,只知道实打实地做人和干事儿。老百姓就是信任他、尊重他。老书记走了都35年啦,至今老少爷们提起他来,仍然个个竖起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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