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将古意挽余火岂料沧桑不到今
刘大同、赵录绩、张公制为代表的近代安丘诗人,成为了安丘诗词界的最后一道斜阳。这三名诗人的诗词作品,与古人相比,虽然尚逊一筹,不过他们皆以壮丽之笔,刻画现实情状,家国诗词系一身。
晚清之后乱世诗人家国诗词系一身
晚清之后,我国的古体诗词创作便一直在走下坡路。尤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古体诗词的创作尝试,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绩。刘大同、赵录绩、张公制为代表的近代安丘诗人,也就成为了安丘诗词世界的最后一道斜阳。他们生于神州变乱之际,却能从中振起,济世为民,剑胆琴心,遂使其诗气象宏大。这三名诗人的诗词作品,与古人相比,虽然尚逊一筹,不过他们皆以壮丽之笔,刻画现实情状,家国诗词系一身。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考察刘大同、张公制、赵录绩三人诗词,尤须知其人,论其世,方能体味他们深沉的爱国情怀。刘大同一生赋诗数千首,他的诗在抒发民族情怀之时,不乏传统诗歌的温柔敦厚之美。《寓意》诗:“蜘蛛丝作网,罗虫以自养。春蚕丝作茧,能使天下暖。同是一根丝,存心有公私。”以蜘蛛、春蚕比兴世间之存私与公两类人,读来极富意味。《赠章太炎》:“问君何事瘦如斯,受尽风霜人不知。今日摧残花更少,仅留南北两三枝。”诗表层似乎只是文人墨客遣兴闲逸之作,然细味其诗,其中慨叹同志寥落,革命多舛之意,不由人不动容。
张公制诗,学高密三李,以中晚唐为宗。黄孝纾《奇觚集序》评论云:“中年泛滥于唐宋诸家,尤好称少陵、遗山。”王献唐与冯沅君都不约而同评价张公制的诗有进步思想。其《樱花》诗:“万方兵火里,樱蕊复盈枝。颗颗云英粲,酣酣春日迟。空伤已落后,应惜未开时。厌说花如海,聊为短述诗。”自此诗中可见当时外族入侵万方兵火之状。诗人既见樱花美,复叹时局维艰,又暗惜樱花之异族象征,是有“厌说花如海”句。此以乐写哀,倍觉更哀；以花喻世,复叹凋零。
安丘词作,曹贞吉巨擘开山,名高宇内,此后刘耀椿、王筠继之以发。刘耀椿词意清健,意境疏朗；王筠词幽婉多姿,过处生香,至赵录绩词作,又别生一种面貌。庄仲舒《丁丑秋词》校后语云:“虽词涉隐晦,要其寝馈于草窗梦窗者深,蹊径自有不同。然其历叙南北名城之陷落,败军降人之狼狈,以及敌骑之横行无阻,备致愤慨；末于中枢西迁,尤殷殷寄望于宗国者,莫不情见乎词。”
赵录绩词含蓄绮丽,意气高绝,不复曹贞吉俊爽之格,独有哀感顽艳、郁愤窈深之面。其中“历叙南北名城之陷落”之情实云云,不经仔细体味,解人正不易得。《锯解令》:“河山满目泪沾衣,才几日,楼船箫鼓。塞鸿烟翅掠荒波,问此去,稻粱甚处。三边横雨,云路飞戈夺取。三垂岗下拨铜琶,恁不见,亚儿哮虎。”此词先写国中遭日军凌夷之况,所谓“河山满目泪沾衣”；后用李存勖父子三垂岗之战,寄意中原,以期收复失地。
安丘诗歌偏于平和清新古逸两相和
1935年冬,张公制在《蕉园诗集序》中曾对安丘诗歌作整体评价。他说:“吾邑有清之初诗学最盛,若刘宪石、曹实庵、曹澹如、马蓼亭诸先生,扬风扢雅,迭执骚坛牛耳。辛江峰继起,与马席公、辛小山、刘霁亭等号为七子,下逮先他庵公,百余年间诗格演变,大约宗子美而祖放翁。道咸以降又盛倡中晚唐,于石桐、少鹤为近。时值承平,人多暇豫,发为诗歌,悉和平中正流连光景之辞,而无褊迫噍杀之音。”张公制的这段评论大体是正确的,尤其是他谈及安丘诗歌“发为诗歌,悉和平中正流连光景之辞,而无褊迫噍杀之音”这一特点,也可以用来形容安丘诗歌长期以来偏于平和的一面。
同其他地方一样,安丘历代诗坛,像王翰臣、王寿长那种刻画现实的社会批判力作是偏少的,更多的是吟咏个人情怀的自适之作。所以,安丘诗歌主流可以用清新古逸这个词来概括。清新自才性发,古逸自学养生。安丘之地素为学术重镇,学人辈出。故在安丘诗歌中,常能看到诗人自身对外界深度思考,同时他们又将这种学问外显于诗,将日所思之的冷淡学问表现为幽美的诗歌语言。这种风格生成,主要是由于清朝初期山左学术和诗歌的整体风格影响。
安丘诗歌作者,以家族为聚。曹、马、张、刘、周、王等诸文化世家诗歌成就最为突出。诸家虽学术素养深厚,美学认知趋同,然而各世家呈现的诗歌特点,还是有所不同。曹氏雅致,马氏古朴,周氏清新,王氏沉逸。
清新古逸的诗词特点,不只表现在几个重要诗人的诗歌作品当中,而是生发在很大一部分安丘诗词作品里面。
据《安丘县志》记载,刘希孟为官之时,就有人评价他是“汲长孺、嵇中散之流”,王孟煦诗文高迈闲远,有餐霞驭风之兴。孙自务《铁笔山人传》记载徐天民在学宫中临流濯足,其性放诞自任。《安丘新志》记载马澄与马长春“春秋佳日,斗茶泛菊,顾曲谈禅,以相娱乐,见者以为神仙中人”。《续安丘新志》记载曹锡田“笃学好古,不谙世俗”,“每夜深吏散,月明击棹,悠然恬吟,与短笛渔歌相应答,宦情甚淡。”此外更有隐于潍水之滨的周历长,晚年退居挥金坡的韩齐邻、梁颀夫妇,放怀山水的马应龙,一生恬退的马交,性高傲绝的辛时震,文词赡丽的马烁,政简刑清的吴荆玉,诗格与韦孟为近的孙汝津,唱和陶渊明诗的周柔生,以清真雅正为宗的王运昌,清新俊逸的韩凤举等等。就是写过《缚帚行》这样直面现实诗歌的王寿长,也以秋蚓自况,一再说自己无求于世。
无求于世的高士情怀,在中国传统士大夫那里有着极其深厚的生长土壤。于是在诗文天地中,诗人都格外突出他们澹泊飘逸的一面。即便是以学术名世的刘源渌、孙自务、王筠等人,每在诗歌中透出的,也是他们襟怀萧散、悲喜无碍的旷达之心。这种追求神韵,清淡闲雅的诗风,也是明清两代我国诗歌的一大特征。因此,安丘诗歌在记录史实、抒发情感的同时,也已然成为山左文化发展史的系列旁证和我国诗歌发展过程的一个缩影。
牛鹏志
本期部分图片由安丘市博物馆刘冠军、李景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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