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最后一个书者
柳公权《翰林帖》局部
◎和 谷
状元之路
笔者曾寻访柳公权的故居，当地人的说法是崖畔上的一处荒草凄迷的窑院。一棵传说为柳公权手植的皂角树，尽管树冠不大，粗壮且中空的树干足以说明它的树龄已越千年。
柳氏先祖在隋朝初年离别河东，选择在京兆渭河支流的华原一带落籍，远离喧嚣的都城，有田野的自然景象，当然也是相对安全的处所。从而，华原柳氏伴随隋唐时代的风起云涌，显或隐，延续了近五百年之久。
柳公权出生这一年，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年），是一个朝政衰微而文豪辈出的特殊年份。此年，书法家颜真卿七十岁，文学家韩愈十一岁，白居易、刘禹锡七岁，柳宗元六岁。
等到少年柳公权略晓世事，就与稍有见识的长兄柳公绰开始谈论农耕时令之外的大事。在华原做过县令的武元衡，曾让少年时代的柳氏兄弟为之羡慕。武元衡为武则天曾侄孙，二十六岁时参加科举考试，位列进士榜首。此时柳公权才六岁，长他十三岁的柳公绰应制举，登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授秘书省校书郎。二十多年后，柳公权也做了状元，在漫长的科举道路上，武元衡不失为幼年柳公权的一个榜样。
从小就接受了柳氏世家血脉的承传，家风家教的耳濡目染，使柳公权自幼便偏爱于汉字，嗜于写毛笔字。至于当地民间口口相传下来的故事，说父亲怎么教儿子照剑和刀的样子写“人”字，货郎老头用软塌塌的豆腐脑儿恶评童子柳公权的歪字，残疾人“字画汤”如何用脚写得一“手”好字，不曾见诸正史，可能是仰慕柳氏书法的后人杜撰出来的，却或多或少透露出一些信息，是说柳公权并非书法小天才，而是后天的勤奋苦练出来的。
官至丹州刺史的父亲柳子温，受科举制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家法非常严厉。所谓柳子温家法：“常合苦参、黄连、熊胆和为丸，赐子弟永夜习学含之, 以资勤苦。”唐人好学，争相科举入仕。柳氏家庭更是严格要求子弟努力读书，成为栋梁之材。到二十八岁时，柳公权似乎还没有多大惊人的出息，在科举场上似乎是运气不佳，屡试不第。唐宪宗元和元年（806），京兆华原学子柳公权出人意料，如同一匹黑马，在人头攒动的考生人群中脱颖而出，经科考登进士科、博学宏词科，为状元。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当朝状元柳公权从长安城南的柳府骑马北去，穿过熙熙攘攘的闹市，衣冠楚楚地进入大明宫入仕为官，授秘书省校书郎，正九品上。从此，擅长书艺的柳公权，几乎一直围绕在皇帝宝座周围，体悟了一个帝国王朝诸多事物的变幻莫测和人世间的寒暑冷暖。
南下北上
终于有了一份安身立命的公差，整天出入于大明宫的皇家宫殿，披阅典籍书牍，柳公权俨然成了不乏饱学的文化人物。平时骑马回到柳府，与年迈的父母及兄嫂、侄儿们一起团聚，抑或自己也应该有了妻室儿女，尽享天伦，其乐融融。
作为当朝状元的士人刚入仕，柳公权所任的校书郎，亦是唐代基层文官之一。校书郎一职虽显清要，却是微官一个，往往是士人踏上仕途的首任官职。对于柳公权来说，从校书郎起家，确实是一个良好的升迁起点，虽然处于官员阶层的低层，但是俸禄的供给还是比较稳定的。但在此位置上呆得久了，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也常常会引发内心不安于现状或不满于才高位卑的惆怅之感。
兄长柳公绰担任京兆尹后，母亲崔氏因年事高迈谢世。柳氏兄弟一同去职，回到了久别的华原柳家原家中为母亲守丧，亦称丁忧。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使柳公权顿觉人生之匆促，不知不觉中也已踏入不惑之年，在仕途上也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校书郎而已。在这一点上，也难免有一些自责，羞于启齿似的有愧于已经故去的老母亲。想到这里，也不由得潸然泪下，泣不成声。
这年十月，柳州大云寺复建，邀请他书写《柳州复大云寺记》碑，又有机会施展了一番自己的书法造诣。碑文撰文者乃柳宗元，祖籍河东的二柳在此相遇，实在是千载难逢之幸事。若按辈分，柳宗元得称柳公权为叔父。叔侄二人也许在长安有过不多的交往，但在千里之外的异乡相见，他乡遇故知，一起追忆河东柳氏宗亲的来龙去脉，叙说宦海沉浮的往事，自然备感亲切，也不无伤感与宽慰。贞元九年，柳宗元考中进士，与朝中一些激进派推动改革，最终失败后遭贬南方。此碑文，代表了柳公权早年书法风貌，显示了其潜在的书法才能。对于革新派的“二王刘柳”的仕途命运，他有自己的公正理解，同情加之气不忿儿，只是把立场深藏于内心。
到了唐宪宗元和十四年五月，柳公权再也无法忍受一呆就是十三年之久的校书郎公职，厌倦了宫廷里沉重而压抑的气氛，决意离开长安城，到塞外的广袤天地中长长地喘一口气也好。已经四十二岁的柳公权，被兄长柳公绰的朋友李听辟为幕僚、掌书记、判官，正八品上。柳公权叹曰：不到夏州，不识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之诗意何在。苍茫漠野，空旷而有风骨，书艺之事可效法也。滴水成冰，朔风呼啸，柳公权躲在夏州城的官衙里，挨过了异常寒冷的塞上的冬天，期待春日暖阳照在他时任判官的书案上。
在边地夏州呆了近一年后，柳公权于这一年春暖花开之际奉命入京奏事，却让他的人生命运有了一个重大转机。是说新任皇帝唐穆宗曾经巡游时，在一座佛寺院里见过柳公权写的字，也算书法内行的皇上心里十分喜爱，很想见一见作者，在一起谈论书艺。听说此人从夏州南下来朝廷办事，已经回长安来了，唐穆宗就让他前来大明宫一叙。三月二十三日，唐穆宗召见柳公权，曰：“朕于佛寺见卿笔札，思见卿久矣。”于是，穆宗便把被冷落多年的书法才子柳公权留在身边，做了右拾遗，负责给皇上提建议。之后做了侍书学士并入翰林院，朝臣们皆呼为国珍，即国宝一个。
用笔在心
一日，天气尚好。身为侍书学士即皇上书法老师的柳公权正在整理书帖，一听得皇上的动静，连忙备好笔墨。
穆宗说，颜体规整一些，临摹起来需要耐心，一笔一画稍不到位就不成样子，反而让人败兴。挑来捡去，还是王佑军的字临起来舒畅，照猫画虎，尽管临不出三分像，倒也一时图个心手两爽。
柳公权道：圣上的笔墨耐看，结体尚好，笔势也不差，如果一定要挑毛病的话，是在笔法、笔意上还没有完全到位。
柳公权心平气静，书写了与穆宗写的同样几个字，几乎与王羲之的字迹不差分毫，使穆宗打心眼里钦佩老师的笔墨功力，便问：你的字怎么能写得这么好？
柳公权道：用笔在乎心地，心正笔法就正了。
柳公权所遵行的“笔正”，也正是基于被广泛接受的颜真卿书法的端正庄重，笔力雄健，又气象浑厚，而适时提出的书法之根本要素。“帝改容，悟其以笔谏也”。此乃一说。
为表达内心答谢之意，一时兴起，以潇洒隽永之笔触书写了《蒙诏贴》：“公权蒙诏，出守翰林，职在闲冷。亲情嘱托，谁肯响应，深察感幸，公权呈。”此墨本字形长短宽窄不一，或断或连，构成章法上的和谐。
书写《金刚经》时，柳公权已经四十七岁。书作刻为横石，共十二块，每行十一字，立于京兆西明寺。原石毁于宋，唯一唐拓本1908年发现于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现藏巴黎博物馆。《金刚经》为柳书早期代表作，连作者自己也禁不住为此得意，其下笔精严不苟，笔道瘦挺遒劲而含姿媚。“柳骨”于此可初识，而柳集众书于此亦可知。
唐敬宗宝历元年，柳公权有了一个去苏州游历的机会，与白居易相聚。二人说到柳公权的家乡京兆华原，白居易说：我欣赏过华原磬，还写了一首诗，开头是：华原磬，华原磬，古人不听今人听。登罢齐云楼，颇有兴致的柳公权应该是作了一首诗的，却未有遗存，不然不会有白居易的和诗《和柳公权登齐云楼》曰：楼外春晴百鸟鸣，楼中春酒美人倾……
唐文宗即位，大和二年三月十日，五十一岁的起居郎柳公权见任司封员外郎，从六品上。《送梨帖》曾经被误为唐太宗书，后由柳公权鉴别题签为王献之书。是年五月二十一日，奉诏二入翰林院，充侍书学士。七月，应承书《涅槃和尚碑》，武翊黄撰文，立于洪州。大和五年七月十五日，五十四岁的柳公权又一次出翰林院，升迁为右司郎中，继之兵部郎中、弘文馆学士。
这年夏日的一天，文宗处理完朝政，想风雅一番，便与擅于诗书的柳公权及一群学士们在殿内联句作诗。文宗吟诵出首联：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柳公权缓缓吟道：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并在墙壁上挥洒笔墨，文宗赞叹说：钟繇、王羲之再生，也超不过啊！
又一年二月，柳公权从幸大明宫应制作诗。文宗说：过去赐给边兵的服装，常常不能及时下发，现在二月里就把春衣发放完毕了，爱卿应当赋诗一首才是。柳公权当即口占一首五言绝句：去岁虽无战，今年未得归。皇恩何以报，春日得春衣。文宗感叹道：子建七步，尔乃三焉。
唐文宗开成三年，柳公权转工部侍郎，累迁学士承旨。四月十一日，当君臣说到汉文帝很俭朴时，文宗举起自己的衣袖有意自夸说：这件衣裳已经洗过三次了，它现在还穿在我的身上。在一片恭维声中，唯独柳公权神情严肃地说：陛下，您作为天子，此等细微小事固然是值得称道的美德，但如今最重要的事，是圣上要选用那些有才德的人，罢免那些没有才德的人，要奖惩分明，才是天子最宝贵的美德呀！柳公权忠正直言，匡求失误，大都和这件事一样。
柳公权在六十岁以前政治上不得意，之后“恩宠日增”，所谓“人缘书贵”与“书因人重”是相辅相成的。此间，书《冯宿碑》《阴符经序》《柳尊师志》等，用硬瘦来矫正肥厚之失，研究出新的书法风格。
唐文宗开成四年，书《山南西道驿路记》，刘禹锡撰文，立于兴元即今汉中。
唐武宗会昌元年，在集贤院学士、判院事任上。向皇上呈“年衰帖”，曰：“公权年衰才劣，昨蒙恩放出翰林，守以闲冷，亲情嘱托，谁肯响应，惟深察。公权敬白。”此帖笔势往来，如用铁丝纠缠，诚得古人用笔意。是年，书《玄秘塔碑》，裴休撰文，立于京兆，现存西安碑林。碑刻气势恢弘，运笔遒劲有力，字体学颜出欧，别构新意。会昌三年，六十有六，为右散骑常侍充集贤院学士、判院事，奉旨书《神策军碑》。所书之字端庄森严，苍劲精练，书法结构严整，体现柳体楷书骨骼开张、平稳匀称的特点。会昌四年，为太子詹事，书《金刚经》，立于京兆。
唐宣宗大中元年，在太子东宫缮书《商於驿路记》，韦琮撰文，李商隐篆额，立于商州即今陕西商洛。大中十二年，八十有一，时任工部尚书、太子少师。正月一日，代表文武百官向圣上恭贺新年，一时唇舌含混，将“和武光孝”误读为“光武和孝”。御史照例弹劾，罚了柳公权一季俸禄。“世讥公权不能退身自止”。其不能克遵典礼，老而受辱，人多惜之。到晚年，隐居于鹳鹊谷。
八十有三，从孙蓝田尉柳珪擢右拾遗，“或以不能事父，有司驳还其制”。不顾年迈体弱，偕侄子柳仲郢为之讼枉。八十有七，书《魏谟碑》，立于凤翔，此乃一生书写的最后一通碑文。
风骨长存
唐懿宗咸通六年（865），八十八岁的柳公权长眠于京兆长安宅第。
柳公权一生创作书法作品无计，有明确记载的有九十四件，其中碑铭六十二件，墓志六件，题跋二件，题额三件，帖札十五件。留存至今的有二十余件，其中碑刻十件。其诗作《全唐诗》仅录六首，其中三首为应制之作。为别人撰写碑文数篇，另有一篇《小说旧闻记》。
用心书法，不贪钱财，甚至超脱于世俗生活的一切。他为人书写了那么多碑志，所得润笔极丰，却视钱财宝物为粪土。与人交往的开放与心扉的紧闭，使其书法结体形成了四周舒放、中宫紧闭、壁垒森严的特色。书艺散发出超逸的禅味，如后人所说，如深山道士，修养已成，神气清健，无一点尘俗。
一部中国书法史，如果没有柳公权，必定黯然失色。范仲淹云：延年之笔，颜筋柳骨。“骨”是指字刚猛有力，气势雄强。颜、柳并称，比较两人显著特点是：颜书筋肉较多也并非无骨，也重骨力；柳书露骨较著，但也并非无肉，仅是趋于瘦削而已，特重骨法。
柳公权的所谓风骨，就是不傍不倚、不趋不鹜的独立与自由。书法是汉字的舞姿，摇曳的是书法家的心性，也是时代的精神气象。
正派，是柳书的品质，它以不变应万变，使多少时尚的变体花招都如同过眼烟云。它是雄媚兼得之美，是站在前辈巨人的肩上显示个性的大美。文如其人，书如其人，古来如此。
柳公权墓，位于今铜川市耀州区关庄镇让义村北约一公里处的原畔上。唐朝的最后一个书者，还在石头的背后等候后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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