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甘肃 第十次玉帛之路考察：甘肃地域文化的再次深度发掘
叶舒宪（前）和考察队员交流。
考察渭河源头。《丝绸之路》杂志社供图
行程两千公里、历经甘陕两省12个县市的第十次玉帛之路（渭河道）文化考察活动于日前结束。
考察以陇右地区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遗存为核心，沿渭河寻访了与玉帛之路深切关联的华夏文明缘起，挖掘了渭河道悠久的史前文化。历时3年，这是又一次对甘肃地域文化的深度挖掘。
如果说华夏文明起源期有一个西玉东输运动，最初东进中原的不是和田玉，而是武山特产鸳鸯玉。
1来自神话故事中的“河渭”
第十次玉帛之路（渭河道）文化考察活动从渭源县启动，沿着渭河东流的方向，一路走去。
在渭源县渭河源景区一座新建的渭河历史文化展览馆里，叶舒宪在一幅巨大的渭河流域全图上看到渭南至华县一带的河道出现3字形弯曲。这让他很惊喜，就在早两天来甘肃的飞机上，他偶然看到了一幅二河交汇的景象，当时心中揣摩或可是“河渭之会”？猜想被证实的一瞬，叶舒宪喜形于色。
“就个人记忆而言，‘河渭\’连称，来自夸父逐日神话。《山海经》和《列子》两书，讲到夸父接近太阳后被烤得干渴万分，有‘饮于河渭\’的壮举。结果黄河渭河的水加起来还不够他饮，夸父最终‘道渴而死\’。”
叶舒宪是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多年来致力于中华文明探源并卓有成就，此前出版了《中国神话哲学》。当他伫立于渭水源头之时，遥望鸟鼠山，再对照渭河流域全图上的“鼠山”，“神话中国”的感受在他心中的感触更为深切。鸟鼠山是中国文献记载最早的名山之一，《尚书·禹贡》载：“……导渭自鸟鼠同穴，东会于沣鸟鼠山，又东会于泾；又东过漆沮，入于河。”《山海经》载：“鸟鼠同穴之山，渭水出焉。”
鸟鼠山真的是“鸟鼠同穴”山？作家、《丝绸之路》杂志社社长冯玉雷却有一个另类但并不玄乎的想象。“鸟和鼠都曾经是古代先民的图腾崇拜物：鸟是秦先祖的图腾，鼠能堂而皇之居十二地支之首，绝非偶然。渭河源流域处在中原文化与羌戎文化（包括其贩运的其他文化）交融地带，因此，鸟鼠山（系）是不是先民两大文化族群和谐共存的一种象征说法？”冯玉雷说这是他的推测。
穿行渭河峡谷的时候，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天恩想起了14年前他率考古队一行乘坐汽车行进在这座峡谷时恰是春寒料峭的季节。
“我们要去发掘陇山南端、渭河北岸的一个小遗址——关桃园。我带几个人探查，竟然发现多是7000~8000年以前的前仰韶文化遗迹，有房子、灰坑等。这一时期的遗址是很难发现的，全国也没有多少，取得了重要的收获。”
张天恩的日志里还记述了这次考察队的一个重大收获，“就在考察队临走前，叶舒宪居然发现了一大片前仰韶二期的陶罐残片，有口沿及肩部，让我们兴奋不已，要知道这是此次渭河考察发现的最早文物标本。年代，约在7500年前。”
2鸳鸯玉的前世今生
叶舒宪平生第一次接触鸳鸯玉，是1992年陪同澳大利亚友人去敦煌，在酒泉和嘉峪关参观时慕名购买的旅游纪念品——夜光杯。墨色中透露些许绿色的鸳鸯玉夜光杯，让其不由生发“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边塞联想。
踏入渭河边的武山博物馆时，叶舒宪被一件不起眼的三级文物——洛门镇西旱坪遗址出土的齐家文化玉琮深深吸引。“严格说，这是一件加工未完成的玉琮半成品：四四方方的形状，还没有加工出八个角的射口，中央大圆孔也没有完全钻透。玉质干涩无光，更不温润，颜色墨中透出一丝豆绿，这显然是用武山当地特产的鸳鸯玉制作的！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关系，数量巨大的齐家文化玉器中，有不少采用鸳鸯玉为原料的制品。”
一个事实是，在收藏界鸳鸯玉不大被看好，原因在于其属性为蛇纹石，而不是玉中上品透闪石。但在研究者眼中，中原玉文化史上率先登场的玉种，恰恰就是蛇纹石玉制作的一把玉斧。叶舒宪的考察日记记载，那是十件距今约5500年的石玉斧，出土于河南灵宝西坡仰韶文化墓地。随后的常山下层文化玉器，可以说先于齐家文化而拉开西北地区玉文化的序幕，也主要采用蛇纹石玉。
在张天恩记忆中，1984年他带队发掘宝鸡福临堡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就出土过两件墨绿色蛇纹石玉饰，一个圆形，一个梯形。叶舒宪认为这两件出土文物应该就是采用沿着渭河而来的武山鸳鸯玉为原料的。
“据此判断，如果说在华夏文明起源期有一个西玉东输的运动，那么渭河就是充当西玉东输先锋作用的运输线路。最初东进中原的不是和田玉，而恰恰是武山特产鸳鸯玉！”叶舒宪在日记中断言，可以说，这也是这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在学术认识上的一个突破。
除此之外，“中国西部玉矿资源区的扩大”和“渭河道是开启西玉东输文化现象的最早路线”同样是这一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在学术认识取得的突破。
叶舒宪说，在第一至第八次玉帛之路考察之后，他们绘制出一个面积达20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西部玉矿资源区的示意图，其东南边缘为临洮和榆中交界处的马衔山玉矿。到第九次考察又发现了通渭县碧玉乡本地玉矿，而这次考察的武山县鸳鸯山玉矿，都是齐家文化时代就已经开采使用的，所以西部玉矿资源区要向东扩展约100公里。“古代玉矿资源区面积的东扩，意味着给数千年的西玉东输运动相对确认出更加接近中原国家玉料消费区的玉源产地和玉料种类。”叶舒宪说。
3不该被遗忘的四岳
与4000年前的历史迎面相撞，会是什么感觉？张天恩的感受是除了惊喜，还是惊喜。
在渭水源头的景区大门口，张天恩的目光掠过了那些太多的人为装点的与自然美景不是特别协调的门饰，眼睛牢牢锁定在大门旁立石所刻的晚清名臣左宗棠手书“大禹导渭”四个红色大字。
《尚书·禹贡》记载：“导渭自鸟鼠同穴。”
景区里有纪念大禹治水的内容，这让张天恩欣慰，可是纪念内容中却没有涉及大禹治水的重要助手四岳，不免若有所失。
《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望吕尚者……其先祖尝为四岳（一说为西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索隐》引谯周说太公望“姓姜，名子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后，掌四岳有功”。
“由此可知，西周齐国之封因姜子牙，而其为炎帝的后裔，其又一先世在尧舜禹之时，曾掌管过四方山川之事，而称四岳，并在大禹治水时立有功绩，获封吕与申地。姜子牙称吕尚就是因封地而言。《史记·夏本纪》还说四岳在帝尧时期就推
荐大禹的父亲鲧也治过水——‘於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只是方法失当未获成功。显然在大禹治水时又参与其间，终有成果而甚有功。”张天恩说。
张天恩在他的考察日志中详细记述了四岳治水的考古学依据：考古学的发现说明，相当于距今4000年前后的夏代初期，约为史书的大禹时代，甘青地区主要分布的是齐家文化，也就是说齐家文化应为古羌族的考古学文化。当时古羌族的首领在中原地区的尧舜禹王朝为官，任四岳之职掌天下山川，参与治水与职责有关。到西部治理渭河、黄河更需要四岳组织动员以齐家文化为代表的羌族民众参与。四岳因此建立大功，也就不足为怪了，实际也说明4000年前的齐家先民为治水做出过伟大的贡献。此外，
考古学还发现以中原地区二里头为代表的夏文化，与西部的齐家文化已存在诸多联系，甚至夏文化的青铜器可能是在齐家青铜文化的推动下，得到了更迅速的发展。二里头文化带流盉等典型陶器，也见于齐家文化，两者的玉器多有相同或相似。这些发现和历史的记载如此的契合，绝不应该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应是文献与考古发现的极佳印证。渭水上游都可见齐家文化的踪迹，表明这条水系是两种文化联系的重要通道，也是当时的中原和西部沟通的命脉。
“在祭祀大禹的祠庙里，安置一个西部先民的英雄，让不同部族的代表在后世子孙心中，同样树立起一个不朽的形象吧，这是我们应修的功德。”张天恩呼吁。
兰州晨报首席记者雷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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