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诏铜权铁权 秦代推行统一衡制的明证

铜诏铁权

六王毕，四海一。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奋六世之余烈，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王朝统一了度量衡，其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度量衡其实是三种计量测量物体的名称，计量长短用的器具叫度，测定计算容积的器皿称为量，测量物体轻重的工具就是衡。甘肃省博物馆馆藏的两件国家一级文物——两诏铜权和铜诏铁权，就是一种衡。

秦汉古墓群出土秦权

两诏铜权出土于甘肃省秦安县陇城镇上袁家村一座积碳古墓中。

1967年秋季的一天，秦安县陇城镇上袁家村的村民们在村对面的山麓梯田兴修水利，平田整地。在浅浅的耕土层下，竟然挖开了一座古墓，人们在墓中发现了一批随葬文物，其中就有一件镌刻秦诏版的铜权。后来这件铜权引起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工作者的关注，被调到甘肃省博物馆收藏。

值得一提的是，出土两诏铜权的上袁家村发现的古墓不是一座，而是一个秦汉古墓群。1972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对该处墓地进行铲探，又探出6座古墓。考古工作者得出结论，这是一处秦汉时期的家族墓群，秦墓时代在秦统一至二世时期。

铜权铁权上皆载秦诏铭文

上袁家村出土的两诏铜权，为我们了解大秦王朝在统一度量衡落实经济政策中的举措提供了实物依据。

这件两诏铜权，全为铜质，高7厘米，底径5.2厘米，重250.2克。为增大器物表面以载铭文，权身被设计为空心钟形。顶部微弧，呈伞盖状，鼻钮。器表铸成多道竖条觚棱，铭文即錾记在觚棱间的平面上。

秦诏铜权，是秦朝皇帝向全国宣告以此权作为标准衡器。

两诏铜权铭文内容，一为秦始皇诏文：“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承相状、绾：法度是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其大意就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了天下，百姓安宁，立下皇帝称号，于是下诏书于丞相隗状、王绾，依法纠正度量衡器具的不一致，使有疑惑的人都明确起来，统一起来。”

一为秦二世诏文：“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记得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记得此诏。’故刻左，使毋疑。”大意是：“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下诏左丞相李斯、右丞相冯去疾说，统一度量衡是始皇帝制，后嗣只是继续实行，不敢自称有功德。现在把这个诏书刻左边，使不致有疑惑。”

这两则诏文清楚地记载了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制的经过，并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

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另一件铜诏铁权，也是秦代的。权呈馒头状，铁质，上有鼻形提梁。提梁一侧镶嵌铜诏版，上刻篆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四十字，共六行。底部有因重量不足而加填的金属，为校验重量误差而采取的增减措施。

秦权是秦国变法图强的物化象征

事实上，秦朝统一度量衡，并不是完成统一之后开始的，早在商鞅变法时便开始了。战国时期秦国的秦孝公即位以后，任用商鞅变法，就开始施行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统一度量衡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

战国时期，各国的度量衡都不一样，给国家间的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公元前344年，齐国派遣由卿大夫等人组成的外交使团到秦国，还专门商讨两国度量衡统一事项，说明当时统治者已经看到统一度量衡的重要性。另外，当时国家征收赋税以粮食为主，自然需要统一的度量衡，以确保公正性。

对于秦权如何使用，历来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秦权相当于后世的秤锤，一种认为秦权是衡（天平）上使用的砝码。检验天平的准确主要在于确定砝码量值，杆秤的精确则是杆臂刻度的准确，与秤锤大小无关。由此可知秦权确实是砝码。

战国不仅广泛使用衡器，对杠杆原理也有透彻的认识。秦汉以后杆秤流行。

关于杆秤有两个有趣的传说。

据民间传说，木杆秤是鲁班发明的，制作杆秤根据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在杆秤上刻制13颗星花，定13两为一斤；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添加“福禄寿”三星，正好十六星，改一斤为16两，并颁布统一度量衡的诏书。

另一种说法是范蠡所制，他由一个鱼贩遇到的难心事得到启示，先用根竹竿，一边放水筒，一边放鱼，利用杠杆原理发明，后来他进行改造，根据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在杆秤上刻制13颗星花，定13两为一斤，但因为有些商家缺斤少两，便添加“福禄寿”三星，表明，缺一两少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少寿。直到20世纪50年代，国家才实行度量衡单位改革，把秤制统一改为10两一斤。但今天的一斤是500克，和秦代一斤250克相比，整整增加了一倍。据兰州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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