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文物探探探第13期 古代汗血宝马需要政府烙印认证 唐武周石刻佛头已成为西北大学博物馆历史馆的镇馆之宝
唐武周石刻佛头
西周餐具匕，既像勺子，又像刀子
五代－宋『汗赭』烙马印
唐四面佛石塔幢
西安文物资源丰富，在校园内挖掘到文物很平常，有人因此戏称西安的高校属于“古墓派”。那么你知道在陕西高校中历史最为悠久、考古专业和北大一样有名的西北大学，在校园考古中发现了哪些宝贝？
9月10日，“陕西文物探探探”走进了西北大学博物馆历史馆。跟随着西北大学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刘丰、西北大学博物馆文物研究专家贾麦明老师的讲解，42万多网友通过网络直播镜头，参观了这座独具特色的高校博物馆。
这里展陈的文物揭开了多个历史之谜，比如：古人如何认证汗血宝马？日本何时开始成为国名？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的原型出自哪里？
馆藏文物两万余件
校园内不时发现“宝贝”
刘丰介绍，西北大学博物馆是综合性博物馆，历史馆是最优秀的展馆之一，肇始于1945年教育部成立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文物室。也是我国高校中成立时间最早、藏品较为丰富的历史类博物馆之一，现有文物标本两万余件。
“西北大学太白校区在唐朝是个皇家寺院，叫实际寺。西北大学在发展建设过程中，不时会在校园里捡到、挖到或收集到一些“宝贝”，都会和桃园校区、南校区发现的东西一起放在历史馆展示。”
“高校博物馆的功能，我把它概括为四室一厅：它既是实验室、标本室、阅览室、荣誉室，也是会客厅。西北大学博物馆是开放性博物馆，目前因疫情防控原因暂未开放，但全面开放应该为时不远。”贾麦明介绍，西北大学博物馆历史馆的主题是“文明之光”，共分为4个部分：文明起源、盛世华章、丝绸之路、校园考古。文物的来源，主要是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发掘采集的。此外还有老教授、老先生捐赠的，和兄弟博物馆交换的，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向社会征集的。
5000多年前的西域特征小陶人
在一个展柜里，展陈有一组小陶人。这些小陶人圆形眼、高鼻梁，张着口，有一个头部戴着平顶圆帽。
贾麦明介绍，这是西大考古专业师生在扶风案板遗址发掘出来的，在我国发现非常少，从出土地层分析应为仰韶文化晚期遗物。“有专家研究认为具有西域文化特征，和蒙古人种不太一样。说明在5500-5000年之前，丝路开通之前，中原地区和西域已经有交往了，我们叫它早丝绸之路文化。”
展柜里还有一个孕妇形象的陶塑。残高6.8厘米，胸宽4.5厘米，臀宽4.8厘米。贾麦明介绍，这个陶塑也是在扶风案板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土的。为手工捏制，泥质为红褐陶，头和四肢残缺，唯躯体保存较好。除了腹部写实之外，身躯以夸张手法进行塑造，说明案板仰韶文化时期的人们已熟练掌握了圆雕人像的工艺。“这件女孕像，可能与女性崇拜有关。在母系氏族社会，对祖先、女神、女孕的崇拜，实质上是当时社会妇女处于主导地位的体现。”
最早的官量器“陶撮”在全国仅发现几件
人们习惯把收集垃圾的器具叫撮斗，那么撮这个字最早指什么？在另一个展柜里，有一个仰韶文化晚期的陶撮。
贾麦明老师介绍，这件陶撮也叫陶抄，非常珍贵，在全国仅发现了几件。这一件是1991-1993年在扶风案板遗址第二期遗存清理中发现的，距今5500-5000年之间。材质为夹砂红褐陶，器体呈簸箕状，前沿有使用磨痕或敲击痕。有中空柄，柄端有一穿孔，通长40.5厘米。和这件陶撮伴出的，还有猪、牛、狗等动物陶塑，以及钵、盆、罐、碗等，还出土了9件陶塑人像。推测此灰坑应为祭祀坑，而这个陶撮也可能在祭祀中使用。
“这个东西可能有两个作用：一是作为分配粮食的“官量”器，当时粮食出现剩余后要给大家分；二是敲击它之后人们听到声音就知道是分粮食了。它还可以挂起来敲击，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编钟形象乐器，为祭祀礼仪服务的。”
“我国考古发现其他四件陶撮的地方分别是：秦安大地湾遗址，距今8120-4900年，在F901的大房子中发现了两件；陕西花楼子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发现了一件；山西河津固镇遗址也出土了一件。从这些遗址出土的陶撮可以看出，这个时期作为分配粮食的官量陶撮出土数量极少，说明可能当时生产的粮食还不是很富足。”
青铜酒器爵上面两根小柱子竟有五个作用
大家都知道爵是青铜酒器，下面有三个尖状足，上面有两个突出来的柱子。那么，爵上面的两根小柱子有什么用呢？贾麦明介绍，这两个小柱子大概有这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青铜器导热性很强，加热后烫了不方便拿的时候，提着两个柱子就不会烫手。二是贵族喝酒有一定规矩，喝酒时不能仰头，要抬头挺胸，头不能动，只能手动、杯子动，两个柱子可用来规范行为。三是古人胡子很长，喝酒时两个柱子可挡住胡子，免得把酒弄到衣服上不雅观。四是可用于挂肉。用爵喝酒的都是贵族，都有一定级别。什么级别的人，用多大的爵来喝酒，都是有规定的。另外一般是一边喝酒，一边吃肉。而古代吃肉是有讲究的，不能随便乱吃。级别高，吃动物的肩部；级别低一点，吃腰部；级别再低，吃臀部。一般会给小柱子旁边挂一块肉，一边吃肉，一边喝酒。酒喝完了，肉也吃完了。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个作用：现在喝酒的杯子是透明的，喝完没喝完一看就知道，青铜酒器看不见怎么办？当挺着胸，柱子顶到鼻梁时，一定会喝得一干二净，我为此做了多次实验，发现古人真是太聪明了，做这两个小柱子竟然有这么多作用。”
西周餐具匕证明古代中国人也曾用刀叉吃饭
西方人用刀叉汤匙之类的餐具，中国人用筷子，这是大家的普遍认知。但其实，我国古代人也用过刀子和勺子。
在西大博物馆，陈列着一个叫“匕”的西周时代的东西。它既像勺子，又像刀子，是二合一的造型。
“这说明在很早的时候，我们祖先吃饭时大概和西方人一样也用过刀子、叉子类的餐具。除了这个匕，我们也发现了很早的叉子和很早的勺子。”
那么中国人使用筷子开始于什么时候？贾麦明说，大概在商代之后。筷子有很多优点：第一可以锻炼大脑和肌肉。使用筷子的时候人体有30多个关节、70多块肌肉在活动。第二筷子物美价廉，且材质一般没有毒。筷子文化影响很大，现在东南亚国家都在使用筷子。而中国人使用的筷子传到韩国就变成金属的了，因为韩国人吃烧烤，如用木筷就烧着了；传到日本就变细小了，因为日本人吃生鱼片，细小的筷子夹起来蘸芥末比较方便。
罕见汉代鎏金铜蚕是花30元征集来的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鎏金铜蚕大名鼎鼎，在西北大学博物馆，也收藏有一件罕见的汉代鎏金铜蚕。
贾麦明介绍，这件文物是1993年春天一个星期六的早上，西大博物馆文物专家在朱雀路古玩城看到有人拿出了这个铜蚕，觉得应该是汉代的东西，花30元征集下了这件珍贵的文物。根据文献记载和比较，专家判断这应该是一件汉代鎏金铜蚕，传世极少，十分罕见。
“鎏金铜蚕在我国发现得不太多。晋代陆翩《邺中记》、南朝梁任肪《述异记》、北宋李昉《太平御览》都记载，王墓中有随葬金蚕。但人们大多不清楚是什么样。这件铜蚕的发现，印证了文献记载金蚕的造型。汉代人事死如事生，死了也要和活着一样享受荣华富贵。当时丝绸是王和贵族才能穿的，普通老百姓穿的是麻。所以，这件鎏金铜蚕应该是出土于汉代贵族墓葬中。”
“与陕历博收藏的鎏金铜蚕外观相比，这件铜蚕更年轻，处于尚未吐丝阶段。它通长4.9厘米，最大直径约1厘米，重19.5克，作休眠状，铜蚕首尾共9节，身下有8对胸脚、腹脚和尾脚，周身呈黑绿色。腹脚和尾脚有一尾刺，嘴部的十字分界也表现了出来。原本周身鎏金，因出土时间较早鎏金部分脱落，但腹部、背部仍能看到部分鎏金。把鎏金铜蚕作为殉葬品，说明汉代陕西养蚕之风盛行，说明西汉丝织品不仅畅销国内，且途经西亚行销中亚和欧洲。”
“汗赭”烙马印专门给“汗血宝马”做认证
大家都知道汗血宝马是难得的好马，那么古人是如何认证汗血宝马的呢？
西大博物馆里藏有一件“汗赭（zhě）”烙马印，文物专家认为，它是迄今为止全国唯一的“汗血宝马”铁烙马印。经研究，应属五代到宋代时期的文物。
“烙马印在我国发现得非常少。所有烙马印都是官印。现在全世界加起来也仅有7件：上海博物馆有两件，故宫博物院有两件，日本有两件，西大博物馆有一件。前几年在江西海昏侯墓也发现了一件，也可能是烙马印，如果最终确定的话应是全世界第8个。但其他的都是铜的，西大博物馆这个是铁制的。其他的都是些什么官的名称，这件是汗血宝马，也就是“天马”族属的一个印章。”贾麦明介绍，这件铁质烙马印，印长11.4厘米、宽6.7厘米、高3.2厘米，长方形印面铸有“汗赭”二字。
“汗就是流汗，赭就是红色。汗血宝马产于现在的土库曼斯坦，也是土库曼斯坦的国宝。这种汗血宝马因为毛很少、皮很薄，在奔跑时都能看到血液在皮肤中流动。这种马特别善于奔跑，作为战马最适合。所以汉武帝派张骞拿了两千两黄金做了金马，到土库曼斯坦去寻求这种汗血宝马作战马。”
在铁质烙马印的旁边，还有一枚残存仅剩6厘米的铁块，是烙马印残缺的手柄部分。根据仅剩的前端与手柄，专家推测其中间应有一个连接两者的铁棍，约60至70厘米长，作为烙印的支撑工具。因埋藏时间久，铁棍可能腐烂消失了。为全面展示这件烙马印，旁边用3D打印技术做了一件完整的复制品。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文物。过去我们都知道汗血宝马和天马的说法，但没有证据，这是我们发现的唯一的一件可以作为证据的文物。”
井真成墓志上的“国号日本”是关于日本国名最早的文物
馆内陈列的日本遣唐使留学生井真成的墓志，是贾麦明老师征集的。
贾麦明介绍，井真成是随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一起来长安留学的那批遣唐使。到长安城留学，最长时间是9年。但他从公元717年到733年，一共是17年。在太学毕业后，其他8年时间，他在尚衣局“挂职锻炼”。井真成活了36岁意外死亡，皇帝很悲伤，给他赠了一个尚衣奉御的官职，所有丧葬费也都是唐王朝政府出的。
井真成墓志2004年春在西安东郊发现，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重要的有关遣唐使的石质实物资料。墓志由志盖和墓志组成，边长37厘米，上刻纂文“赠尚衣奉御井府君墓志之铭”十二字。碑文共171字，现存163字。碑文记载了这位来自日本的遣唐使，于开元廿二年正月（公元734年）卒于唐长安城官邸（礼宾院），享年36岁。死后被唐玄宗皇帝昭赠尚衣奉御（唐六尚之一，专门管理皇帝服饰的五品下官员）。
其中，墓志上的“国号日本”四字显示，“日本”国号至迟在公元734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它也是目前所见实物文物史料上最早有“日本”国名的出处。它真实反映了千余年前中日文明交往的历史见证。在此之前，日本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叫作倭奴国、大倭国。据《旧唐书》记载，“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认可此事的是武则天。
校内发现的石刻佛头和四面佛是龙门石窟大佛底稿
贾麦明介绍，西北大学太白校区所处的位置是唐长安城的太平坊，就在唐皇城西南角上。太平坊住着很多高官，还有一座皇家寺院，叫实际寺，就在今天西大的校园里。当时，著名的善导法师曾在这里做住持。画圣吴道子曾在实际寺画过佛画。鉴真法师20岁时在实际寺受具足戒，受具足戒相当于通过论文答辩，通过了才有相应的资质。
唐代遗留到现在的文物很多，从1950年到现在，只要西北大学太白校区挖水沟搞基建，就一定有文物发现。西北大学博物馆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西北大学校园考古出土文物的专题陈列，这在我国高校里独一无二。
在西大校园里，出土了很多文物，比如唐代青花碗、围棋子、三彩盆等。历史馆的校园考古部分，最重要的展品是唐武周石刻佛头以及唐四面佛石塔幢。
“大家都知道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很大，那么这尊大佛的“底稿”是什么？就是眼前这尊唐武周石刻佛头，和同样在西大校园发现的唐四面佛石塔幢。”
唐武周石刻佛头是1985年在西大地质系旁边一个水井里边发现的。从佛头造型、雕刻技法分析，当为武后时期作品。贾麦明介绍：“当时有民工在淘一个水井，水井有五六米深，我站在井边看，突然嘣的一声。我说那什么东西，他说是个人头。我说你给我拿上来，他不拿，说要抽咱们陕西出的金丝猴烟，我找人买了一盒。他抽了金丝猴烟感觉美滋滋的，高兴地给我拿上来一洗，抱到当时文博学院二楼。后来我们就把它陈列了出来。”
唐四面佛石塔幢发现于1988年秋天。当时学校为解决西大新村取暖问题，把教学区的暖气用管道输送至新村。文博学院的一位老师在施工工地路过时，看到几个工人正使劲把一块石头从沟槽里往出拉。这位老师看了以后，感觉这块石头不寻常，依稀能辨出佛造像模样。于是请工人把石头拉到附近的水龙头处冲洗。就这样，一件十分精美的四面佛石塔幢呈现在了人们面前。
有学者研究，唐武周石刻佛头应是善导大师依武则天形象所刻。而四面佛南边的宝生佛，和卢舍那大佛的形象几乎完全一致。
为什么会这样呢？贾麦明介绍，因为中国净土宗创始人善导当时曾以“检校僧”西京实际寺善导禅师的名义，奉敕监造洛阳龙门卢舍那大佛。“据文献记载，武则天曾捐两万贯胭脂钱修卢舍那大佛。按照唐代规定，钱捐出来以后，就要按照捐钱人的形象来刻，叫作供养人。雕大佛肯定首先做一个小的样稿，做出来让武则天看过同意了以后才能动工。所以，这尊唐武周石刻佛头和石塔幢上宝生佛的形象，其实就是卢舍那大佛的底稿。如今，这座唐四面佛石塔幢和唐武周石刻佛头，已成为西大博物馆历史馆镇馆之宝。”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文 张杰/图 （更多精彩内容，请打开一直播App，关注华商报社，观看视频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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