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甘肃书法】庙堂之气 金声玉振 ——胡缵宗的书法艺术

【历史上的甘肃书法】庙堂之气 金声玉振

——胡缵宗的书法艺术

胡缵宗手札

□刘云鹏

一

胡缵宗（1480年-1560年），字孝思，号可泉、鸟鼠山人。明巩昌府秦安县（今天水秦安）人。胡缵宗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其祖父、父亲两代为官，胡家家境殷实，为当地望族。胡缵宗有过目不忘的天赋，少年时随父游于京师，这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很快便成为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胡缵宗殿试策对拟为一甲，因权宰私庇其子，遂置胡缵宗为三甲一名。李东阳惜其才，特奏：“请允同一甲传胪，授翰林院检讨，后不为例。”（清·张廷玉等《明史》）胡缵宗初任传胪授翰林院检讨，后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并参与编纂《孝宗实录》。在京都期间，曾先后受知于杨一清、李东阳等人，并结识了一批知名的学友和诗友。后补四川嘉定州判官二载，继升潼川州知州，39岁时升南京户部湖广司员外郎，40岁升任直隶安庆府（今安徽安庆）知府。当时安庆经宁王朱宸濠兵乱之灾，民众多逃离，经济破坏严重，胡缵宗“抚绥安辑，民以大苏”，深受百姓爱戴。继又调任苏州府（今江苏苏州）知府。在苏州4年，因其“廉洁辨治，名与况钟颉颃”，故被封为“中宪大夫”。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升任山东布政使司左参政，后调浙江、山西布政使司左参政，同样“所至能称职”，成绩卓著。嘉靖十五年（1536年）又调任河南左布政使，同年12月，升任山东巡抚右副都御史，嘉靖十七年（1538年）调总理河道，嘉靖十八年（1539年）调任河南巡抚右副都御史，后又任河南巡抚，因官署失火烧毁符敕而被免职。从此，胡缵宗结束了仕途生涯，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病逝于家中。

二

胡缵宗作为一名熟读儒家经典的官员，为官每到一处对教育和文化极其重视。在安庆府任职期间，加强原有府学和县学之外，还先后恢复和新建了近思书院、二良书院、山谷书院、青阳书院、桐溪书院、皖山书院、太白书院等，并且在各地建立了大量的名宦祠、乡贤祠、忠烈祠，同时禁止“师巫邪惑和僧道之斋醮，以正人心，敦风化”（清《苏州府志》）。在苏州城西重建学道书院，极大地推动了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胡缵宗在方志学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是明朝修志历史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撰志书多为名志，成为后世修志的典范。胡缵宗非常重视重刻书籍，最著名的是重新刊刻唐代欧阳询编纂的《艺文类聚》，明马汝骥的《西式玄虚集》十卷，明高棅的《批点唐诗正声》二十二卷等。

胡缵宗一生著述甚丰，有《仪礼郑注附逸礼》二十五卷、《春秋本义》十二卷、《拟古乐府》二卷、《鸟鼠山人集》十八卷、《胡氏诗识》三卷、《安庆府志》三十一卷、《秦州志》三十卷、《巩郡志》三十卷、《汉中府志》十卷、《愿学编》二卷、《雍音》四卷等。

三

胡缵宗不仅文学造诣很高，而且也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足迹所到之处都留有书作，但历史文献中关于胡缵宗书法渊源和书学思想的记载很少，通过文献记载来了解其书法取法渊源和书学思想十分困难，只能通过流传的作品对其书法渊源和书风做一分析。

胡缵宗在《题颜真卿麻姑碑》的跋文中对颜体十分推崇，“鲁公之书，充溢宇宙者多矣……自唐至于今，不知几千百载矣，而鲁公之刻，大者小者新者旧者，相望而出，相宝而传，有与日月相照耀，岂以其书端自有不可泯者在邪。拟以其人，本自有不可磨者在邪。”这件题跋以一种开阔的视野来审视唐代书法，已经跳出了明初期书法独尊赵孟頫的窠臼，完全摆脱了“台阁体”书风的影响。胡缵宗被颜鲁公书法的正大气象所感染，传世的一些胡缵宗的匾额榜书就取法颜鲁公。如山东曲阜孔庙正面第一坊“金聲玉振”巨匾、天水伏羲庙的“与天地凖”匾、秦安兴国寺“般若”匾额和镇江焦山的“海不扬波”榜书。“与天地凖”四字则古朴刚劲，“地”字右部下沉，突出竖笔画，上部留出空白，很好地消解了左右两字上部茂密带来的压抑。“凖”字最后竖笔略微向左，形成向右压之势，与“地”字向左冲之势合为一体，在矛盾中求得了整体的平衡。“般若”二字有《大唐中兴颂摩崖》的厚重大气之美，两字一气呵成，行笔中的飞白增加了作品的灵动之感，一股浩然之气扑面而来。从“金聲玉振”更能感受到《颜氏家庙碑》的精髓。《颜氏家庙碑》是颜真卿为其父颜惟贞刊立，是颜真卿楷书中艺术水平最高的一件作品，其用笔雄壮如椽，结体顶天立地，险中求稳，失之毫厘便会体势崩溃，往往在一点或笔画的变化中化险为夷，具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胡缵宗的“金聲玉振”四字用笔浑厚健美，结体险中求稳，其笔法、结体皆得《颜氏家庙碑》要旨，“振”“金”两字以取平稳，“聲”字中“耳”字并未按照常规放在中间来支撑上面部分，而是向右与声字“撇”画拉开距离，如果距离再大一点，整个字则会解体，如果距离再小些，也不会增强字的险势，这种高超的结体本领，除颜鲁公，只有此人了。“玉”字三横长度基本相同，取势也显得平稳，“玉”字最后一点如何处理十分关键，虽为一点而重似千斤，如按常规，这一点应在第二横画与末笔横画的右上方之间，而胡缵宗将其放在第二笔的末尾，使原本显得平稳的“玉”字瞬间生机盎然。纵观胡缵宗榜，将颜体楷书大字发挥到极致。元明两代书法家，虽然皆强调晋唐一体的取法观念，但实际上对唐人的取法并未落实在创作上，有成就者凤毛麟角，即使明中后期书法摆脱了“台阁体”和程朱理学的阴影，走出了赵孟頫的窠臼，形成了魏晋、唐宋一体的取法观念，但考察整个明代中后期的书法，几乎没有直接取法于唐代的书法家，而胡缵宗楷书取法于颜真卿就显得意义特别突出。他取法颜体并不像大多数人将注意力放在《多宝塔》《麻姑仙坛记》上，而是着眼于《颜氏家庙碑》《东方先生画赞碑》等，将颜体楷书以榜书形式推向了艺术的高峰，在元明两朝中，对颜楷的继承和发展上难有出其右者。

胡缵宗的行、草书主要取法魏晋和唐，其书法又受吴门书风的影响。胡缵宗到苏州后，与当时苏州的文人、书法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与文征明、祝枝山、顾磷多有诗书往来。胡缵宗、文征明两人的友谊长达40年之久。胡缵宗到苏州上任不久，唐寅这位才子在贫病交加中去世，胡缵宗对此十分惋惜。唐寅之弟唐申在桃花庵为唐寅墓立碑，特请胡缵宗书写墓碑，胡缵宗欣然接受，在碑文中表达了对这位才子的敬慕之意。王宠兄弟虽是生员，但胡缵宗十分器重，引为知己。王宠英年早逝，死后所出王宠诗集的序由胡缵宗所写。他与吴中四才子之一的徐祯卿关系也极为密切，二人互赠的诗文很多。可以看出胡缵宗在苏州任职期间，与苏州的主要文人、书法家十分友好，其书风受到吴门书法的极大影响。

胡缵宗所书的这件题跋笔力清劲古雅，观之如一泉清流直沁人心脾。这件作品已无明代前期书风的流弊，直追魏晋，其艺术水平不亚于吴门诸家。《刻艺文类聚序》和《行书手札》用笔明快，温润秀劲，法度谨然而意态生动，流露出温文儒雅之气，颇具晋唐书法之风韵。

位于苏州虎丘，胡缵宗篆书所书的“千人座”三字端庄工稳，刚劲有力，与旁边李阳冰所书“生公讲台”相比，毫无逊色之处，深得二李篆书之精要。

胡缵宗书法与吴门书法相比，在取法和艺术水平上属于同一体系，已经跳出明初“台阁体”书法窠臼，形成魏晋、唐宋一体的取法观念，尤其胡缵宗的榜书在整个明代书法史上是一个典型，其意义显得特别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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