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郑女英岁祖籍秦安现住兰州雁滩解放初期的识字班
讲述人：郑女英80岁，祖籍秦安，现住兰州雁滩。
解放初期的识字班（资料图片）。
郑女英和她的孙子们（翻拍）。
年轻时的郑女英。（本版老照片由讲述人提供，记者翻拍。）
妇女上学读书识字如今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在五六十年前，这却是多少女子梦寐以求却难以企及的愿望。
3月4日，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在雁滩一家属院，我们上六楼，敲响门，慈眉善目的郑女英老人出现在我们面前，红色的毛衫，温和的笑容，年迈却不显衰老。郑女英，1933年生在秦安。在她的童年里，村子里没有让女孩读书的习俗，直到出嫁前她还目不识丁。一辈子没有正规上过学的郑女英，和解放初大多数劳动阶层的妇女一样，识字起步于上世纪50年代政府开展的妇女扫盲班，从而走上了艰难的识字之路。她的识字之路伴随颠簸的生活岁月，整整走了50多年。而今耄耋之年的她，将阅读书报杂志视为生活的重要内容和精神寄托。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妇女的地位在飞速提升。妇女形象从小脚女人到如今能顶半边天。妇女解放走过一条波澜壮阔之路。这其中，读书识字，为提高妇女地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为此，在3月8日一年一度的妇女节来临之际，我们请郑女英老人讲述了她的识字故事，感受那个时代最普通劳动妇女融入新的社会生活的细节。
今天，就让我们聆听郑女英在兰州市最大扫盲高潮中上识字班的故事。
该读书的童年，却在躲壮丁
童年应是读书识字的重要时段，可我的童年却是在躲壮丁中度过的。我家兄弟姊妹4个，按要求要出壮丁，要出马匹。家里能出壮丁的只有我大哥，他是家里的顶梁柱，没有他，我们的生活就过不下去了。那时，交了钱也可以不去。可是，一个壮丁要交300大洋，一匹马要交300大洋。我家哪里有钱啊！
无奈中，母亲带着我们弃家出走，躲壮丁。起初，我们躲在秦安县城亲戚家，后来风声紧了，又连夜躲在距离我家四十多里的艾家坪。我那时才10岁，整天帮着母亲推磨、挑水、带4岁的妹妹。秋天，母亲偷着回家收荞麦，我和妹妹两人就在山里过日子。当时，兵荒马乱的能活命就谢天谢地了，哪里想过读书。两年后，抗战胜利了，我们才结束了躲壮丁的日子。这时，我已经12岁。年纪不小了，我们那里女孩子过了十五六岁就要嫁出去了。村子里大字不识一个睁眼瞎（文盲）的妇女多得很。我不识字也不奇怪。1951年，我18岁，结婚了，要到农会领取结婚证，可是我不识字哪里知道文书上写的都是啥。这时，才觉得不识字不好，走到哪都“短精神”，可也没办法。结婚不久，在兰州做蔬菜生意的丈夫就回兰州了。
1954年，我带着孩子坐火车到兰州找丈夫。这是我头一次出远门。上了火车，才知道人们为啥说不识字叫“睁眼瞎”。不识字，啥都不知道，幸好还有一起的老乡，这才没有走丢。到了兰州，就在大菜市附近天水秦安老乡的聚居之地租了一间房，一个月的房租是两元。后来，孩子多了，我们搬到了小稍门外69号。这是个大四合院，前后两进，住户有十五六家，家家都是子女一大群。女人们都是家庭妇女，整天手忙脚乱洗衣做饭。哪里有时间读书识字啊！
不过，听说政府抓扫盲抓得紧，办了好多的扫盲班。我也盼望着到扫盲班识字。1958年7月初的一天，居委会来人挨门挨户通知各家妇女必须报名参加妇女识字班。我真高兴，有机会念书识字了。可是，家里孩子多，拖累大，去了谁来照管孩子呢？后来才知道政府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妇女识字班定在晚上上课。每天，院子里的妇女早早做完晚饭就急急忙忙带着孩子去上课。
三个月识字班，毕业考了80多分
识字班设在鼓楼巷小学内。鼓楼巷小学不大，门开在西面，进大门，就是一个操场，再过去是几排教室、花园之类的设施。
听妇女识字班老师讲，这次是兰州市的第三次扫盲高潮，市上要求在“八一”前夕基本扫除市区内的青壮年文盲。在全市教育事业大会上，又提出“苦战一年，1958年内把兰州变成无盲城市”。当时，还提出了“识字两千一，四会都齐全”。哪四会，就是识字班要求会读、写、认、讲。
给我们上课的是一位漂亮的女教师，我们不好意思问她的名字，只知道她姓马。马老师，长头发，中等个，头发盘起，衣服朴素得很。那时，她四十多岁了，现在恐怕已经去世了。马老师拿着一个竹竿作教鞭，给我们讲课。
我那时已经25岁了，第一次进学堂，第一次学识字，心里紧张得不行。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学2个小时，三四十位家庭妇女，坐在下面，听马老师讲课。每天上课前都要点名，严格得很。马老师读我们跟着读，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次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知识改变命运，在这时显得异常明显。
我家里有两个孩子，儿子调皮，姑娘文静。每晚上课临走时，我要安顿好姑娘，给她一个糖果或小红果，她会自己玩等我放学回家。儿子一个人留在家里我不放心，就把他带到学校。我在教室里上课，孩子就在校园里玩。男孩爱淘，有时钻到学校花园里把花拔了，我赶紧给老师赔不是。老师说你们也不容易，孩子又不是大人，闹就闹吧！
妇女识字班上了3个月就结束了。要考试了，成绩合格才能毕业。考试前，我扎扎实实复习了好几个晚上。那时，纸笔都是宝贝，复习功课是舍不得用的。同院的女人们把自家的门扇卸下来，放在房檐下的台子上，找个粉笔，写满了用抹布擦掉再练。就算是复习备考了。
说起来，门扇那时是大院里家家都随手调用的家什。夏天一卸可当床，冬天腌菜可做案板，小孩写字可当桌子，女人糊做鞋用的褙褙当台板，我复习自然也就成了黑板。第二天，举行了毕业考试，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了。分数我记得清楚，考了80多分，在我们那个识字班成绩算是一般，还发了毕业证，有半个本子大小，可惜的是，后来搬家时搞丢了。
我识字的基本功差，认得字，写得少，只能算个“白识字”。啥是白识字，就是能认不能写。妇女识字班毕业后，成绩差不多的都找到了工作，很多人去了蔬菜铺、粮油店、托儿所、商店、门市部这些好地方，不当家庭妇女了。现在讲知识改变命运，这知识瞬间改变了她们的命运。她们有了工作，有了工资，一辈子都在单位里，让我非常羡慕。
我算是粗略识字，拉孩子脱不开身，街道就把我安排在居委会，担任了一名基层委员。我们那个居委会有6个小组，我是头一个基层小组的委员。基层委员的主要任务是通知督促居民完成政府布置下来的各项任务，开展爱国卫生活动，组织集体劳动改善环境、灭四害、打防疫针、救助困难户、开会等等。我们那个小组住户散布在小稍门到水站一线，通知一次就要花三四个小时。没有工资，3个月发20元的补助。
这时，我想清楚了，无论如何都要让子女们读书，吃再多的苦也值。
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扫盲行动
我女儿曾专门查阅过有关资料。她告诉我说，新中国成立初的十年内，国家大力扫盲活动，兰州市分别在1952年、1956年、1958年，掀起了3次扫盲高潮。尤其以1958年的扫盲教育规模最为庞大，到这年7月中旬，全市共扫除了文盲8.4万人。没有想到，我赶上兰州市规模最大的扫盲。这次扫盲中3.2万居民妇女脱盲，90%的人参加了街道工作和生产劳动。
1960年初，国家面临困难，我们也被下放到了秦安原籍。无论条件多苦，我都坚持认字，供子女们读书上学。慢慢地，我也摆脱了白识字，能写点东西。上世纪70年代，两个儿子一个在贵州当工程兵，一个在郑州当空降兵。他们写来的信，我也能看懂了。我试着给儿子们写一封，字如同棋子大，写了48个字。这是我写的第一封信。上世纪80年代初，我住在二儿子所在的省文联家属大院，那里文化人多啊，我在水房洗衣服时，就在身边放一本书，有不认识的字挡住了，我就向身旁的人请教，不管大人还是小孩，我都不耻下问。更能看懂自己喜欢的书，更喜欢逛书摊买书，2004年，我七十多岁还读了《红楼梦》。去年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还专门让大女儿给我买来一本莫言小说集读读。50多年的识字路，改变了我。
识字不仅提高了妇女的地位，更是改变了我们这一代妇女的命运。同我们的母亲那一代人相比，我们起码没有裹脚，生活的圈子也不再是围着锅台、炕头、地头转了。我们的视野开阔了，关心国家的发展和变化，如今我的6个孩子全都是大学生，工作努力让我放心。孙子中一个在上高中，3个大学已毕业，外孙女还到美国拿全额奖学金，获得了农学博士学位。
努力学习知识，它给了我们机会，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文/图 本报首席记者 王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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