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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李玉兰兰州市城关区慈善协会会长风华正茂意气风

兰州晨报 2012-06-27 15:58 大字

讲述人:李玉兰兰州市城关区慈善协会会长 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代,李玉兰和同学们在校园的大道上 上大学时和同学在师大校门口留影

六月是高考的季节,也是牵动着千家万户的时节。每逢高考,许多人的心中就会荡起层层涟漪,想起他们曾经亲历过的一场场考试。

现行的高考制度是1977年恢复起来的。三十多年后,一年一度的高考已经是人们眼中固定上演的节目了。然而,在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之后的第一次高考,被人们称之为一个时代转折。它不仅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也直接影响到了那个时代对知识的看法。“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成为对那次高考最好的注脚。

1977年12月,21岁的民办老师李玉兰和当时很多年轻人一样,走入了高考考场。此后,他们的人生之路出现了重大转折。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李玉兰,聆听三十多年前的高考故事。

消息突如其来,我一定要参加  

我是在广播中听到了高考的消息。至今我依旧清楚地记得那天是1977年10月21日。事情来得太突然,当时将信将疑,上大学真的要靠考试了吗?我也有资格参加高考吗?

我家原先在兰州,1969年,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城镇居民返乡大潮中,一家人被下放到了秦安老家。那年我才十二岁。后来我上了秦安一中,接触到许多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学生老师,他们过人的才华、高贵的品格让我们钦慕,心里隐隐地滋生出某种向往。高中毕业后,我成了一名地道的农民,但对书的热爱却始终不减。能找到什么书就废寝忘食地读。读书没有什么具体目的,就是喜欢。我待的地方是一块邮票大的乡土,消息闭塞,书却给了我无比广阔的天地。我的心像一只风筝,飞出乡土,在无垠的天空中飞啊飞,飞过千山万水。

有了读书,艰苦的生活不再觉得艰苦,生命不再绝望。作为村里的一个小小的文化人,我参加和组织村里的各种文体活动,扮演《红灯记》中的李铁梅……在我求知的路上,父亲给我的帮助最大。他是个很普通的农民,但一生却勤读不辍,并且总有自己独到的看法。譬如他给我们讲“三国”,不仅要讲《三国演义》中怎样说,还对照《三国志》的史实来分析演义中的不同,有时候还结合秦安的地方传说讲三国。不光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父亲用这些点点滴滴教会了我怎样做人。如何做人,才是真正的文化根底啊。如今饱读诗书却没有文化的人多得是呢。父亲给了我最根本的文化根底,让我受益终生。很多年后,每当我面临疑难问题、内心纠结时,我就在心里跟父亲默默对话(父亲去世得比较早)。按照父亲的价值观做判断、做决定,我多半都做对了。

后来我成了秦安镇川中学的一个民办老师。至于上大学的梦,却早已扔到山背后去了。不是不想,而是没有可能。那时候的大学生叫工农兵学员,上大学要靠大队推荐、上级领导批准。那种名额多金贵啊!怎么可能轮到我呢?我常常帮着被推荐上的人填表,自己上大学的愿望却深深埋在心底。

机会从天而降!可事到临头,对自己能否考上心中完全无数,犹豫不决。在老师的再三鼓励下,我决定试一试,起码见识一下高考是咋回事!在许多人眼中,那时候的高考,真是跟考进士差不多。我先到大队开介绍信,开介绍信也有接受初步审查的意思。那年月非常讲究政治审查,很多人就是过这一关的时候被卡住了。

我拿到了大队开的介绍信,到了公社,一进院子就看见好多人拿着表格在那里填写。参加高考的人大体上就是回乡青年、知识青年、复原军人。女生非常少,我记得我们公社只有几个人。表格非常粗糙,是一种非常低劣的纸张油印的。许多人拿在手里慎重得不得了。我三下两下填完表格,然后拿到大队盖章再交到公社。这算是报名了。

考前一周,才知道要分文理科

这是高考中断十多年后,首次恢复高考。特殊年代一切都显得简陋而匆忙。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这一届由于时间紧张,全国无法统一命题,考试题是各省分别出的。

报完名,离考试只有一个多月时间。时间紧不说,我们这届考生那会儿或者是农民、工人,或者是教师、军人,都有工作。工作不能耽搁,只有在干完工作之后,才是复习时间。我至今还记得,同事们知道我要参加高考,帮我代了好多课。我带的学生们也非常体谅我,我复习备考那段时间,他们都特别乖。学校里上过大学的老师们千方百计为我找复习资料。

那时候,学校每天晚上政治学习不能放松,念社论,学文件,忙到晚上十点钟才能回家。十点以后,才是我复习的时间。我趴在炕头,点燃油灯,静静地复习到凌晨两三点钟。

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那会儿我都不知道考大学要分文理科。开头我是全面复习的,临考试前一周,我拿着化学试题向一位兰州大学毕业的老师请教,他很吃惊地看着我说,你是不是还拿不定主意考文科还是理科?我一头雾水,考大学还要分文科理科?在他的指点下,我选择了文科。这时的我,既为浪费的时间而懊悔,更为放下包袱而感到轻松。

有件事情我至今仍旧感到非常温暖。学校的同事们虽然尽全力帮助我复习,但却从来没有和我正面谈过高考,也没有询问过,诸如考不上之类的话题。大家都知道,在知识极贫乏的年代里,能拿出勇气报名是要有多大的毅力和决心。

时间匆匆,一个多月就这样过去了,1977年12月11日,我迎来了高考。

粗糙的油印试卷承载我们的希望

考试自然是分区划片。我们的考点在国营华庆电子厂的子弟学校里。这个厂离我家有六公里,要靠自己步行去。

那时,学生们的自理能力非常强,一切事情都靠自己搞定。很少有家长到考点上去围观。临去考场前,父亲叮嘱了我一句:记住,就和平常复习时一样答题就行了。

我所在的那个教室里还有一个同村同学。桌子不是单人单桌,是两人一个长条桌。试卷则是用一种比较粗糙的纸张油印的。

现在想起来,当时的考试题非常简单,都是一些基本的常识,没有太深奥的题。譬如史地考卷上有一道题:井冈山在哪个省?要知道,那是一个知识极度贫乏的年代,许多基本常识人们都不知道,你说可怕不?一共考了两天,一天考两门,共考了语文、数学、政治、史地。我记得语文卷子上的作文题是《不到长城非好汉》。我写完开头后,读了一遍觉得不太理想,就刷刷两下划掉了。监考老师看见了,他在教室里转了一圈,说,文科生,卷面整洁很重要。我明白,他是在提醒我呢。

中午无法回家,我们就在考场外面找个有太阳的地方坐下继续复习。吃的非常简单,家里带的干粮,从考场上接点开水。考场外面有卖小吃的摊,家里条件好的同学买上一碗小吃,就着干粮吃了。

我的高考就在这样懵懵懂懂的情形中结束。

邮递员挥舞着信喊“玉兰,好事情!”

考试结束了,接下来是焦急的等待,但表面上还不能流露出来。该干啥继续干啥。

那些日子我总偷偷跑到县上去打听消息,啥时出榜。教育局的人总说快了快了,其实他们也不知道啥时间出榜。终于有一天,大红纸的录取榜在教育局门口贴出来了。围观的人黑压压的。我挤进人群中,一眼就看见自己的名字排在第三个!心里那个激动啊!骑着车子飞回了家。

接下来是报志愿。那时候哪有高校材料供你参考?省内的学校我只知道有兰州大学、甘肃师范大学(今西北师大),就全报了,都是中文系。后来我才知道,很多同学之所以选择了甘肃师范大学,是因为师范大学给学生发伙食补助费。这在当时是非常大的诱惑。

我们村里考上了两个,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有人曾经算过,那年的录取比例是二十七取一,的确不容易。考上的女生更是寥寥无几。

填完志愿后,就等录取通知。 这个过程更为焦心。我们家巷口就是公路,乡邮员每天下午三四点从我家门前经过,我就经常找个挑水等借口出去看。眼巴巴看见乡邮员骑着绿色自行车过来了,他每次好像都很歉疚,说:“玉兰,还是没你的信。”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去担水,心里其实更着急。

有一天村里另一位同学先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他考到了甘肃农业大学。他拿着通知单过来让我看,一张油印纸条,上面写着几个字,一个红公章,人的命运也就因这种纸条而改变了。我心里很沉啊,人家的通知来了,我大概没希望了……

一天下午,我又看到了乡邮员。他骑着车子,拿着信件远远地向我挥舞,大声喊:“玉兰,好事情!”我终于等到了通知书。人生之路就此拐了一个弯。但那一刻,我的心情似乎比较平静。

师大报到的日期是3月10日,正是1978年的春天。要去报到了,父亲带着哥哥弟弟用架子车拉着行李,把我送到秦安县汽车站,然后我独自一人背着行李,坐汽车到天水,再从天水坐火车到了兰州。

我走进师大大门,看见的都是白发老教授和青年学生,感觉到热气扑面而来;两排柏树夹着一条甬道,笔直笔直,通向地理系大楼顶上巨大的地球仪,我新的人生之路就此铺开了。  

本版图片由讲述人提供,记者翻拍

文/本报首席记者 王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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