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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 新生代农民工的“短工时代”

兰州晨报 2012-02-28 16:38 大字

兰州一人才招聘会现场。本报记者 党运 摄

新生代农民工工永强,3年间到过4个城市,做过6种工作……

“短工化”的出现,让年轻一代农民工的流动性加强,也加剧了用工荒。

他们对大城市充满好奇与憧憬,带着希望与梦想相聚在这座城市……

短短三年“跳槽”五次

2月21日一大早,工永强和往常一样,起床、洗漱、烧水、喝茶、吃大饼……8时许,工永强走进一间正在装修的毛坯房,换上一套沾着锯末的工作服、戴上防尘眼镜、扎紧袖口,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工永强的主要工作是铺木质地板,按工作量收取劳务费,一个平方米6元,手法娴熟的他一天能铺40平方米,日收入240元左右。

20岁出头的工永强来自秦安县郭嘉镇一个僻远的小山村,高中毕业后他去过深圳、成都、西安等城市打过工,当过电焊工人,做过餐馆服务员,学过汽车维修,也曾在建筑工地打过短工,但每份工作持续的时间都并不长,最长的一份工作干了两年,最短的仅为几个月。

工永强在省外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深圳,他只干了两个月就辞职了,而之前在成都一家工厂打工的时间也不过持续了半年。

去年7月回老家帮父母收麦子的时候,听同村人说起在兰州搞装修很能赚钱,抱着试一把的想法,忙完夏收,工永强随同村的装修工人来到兰州,经过半年的学习,已成了拥有一技之长的“小匠人”。

在工永强的眼里,短工的工资高,而且干完活就可以结算,不用担心老板欠薪跑路,也不用担心做得不顺心无法辞工。每次接到的活三四天就可以干完,工资很快能拿到手,没活的时候还可以干点别的事情。

像工永强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大都受过高中以上教育,具有较强的规划意识,他们会反复权衡各项工作的利害得失,一旦有更好的去处,“跳槽”在所难免,“短工化”由此生根发芽。

长期从事农业经济学研究的兰州工业高等专业学校牛永红老师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所受教育程度相对高,对职业的期望值也高,随着农村生活的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的期望值也相对提高,他们变换工作的频率也高了起来。

“短工化”转型升级

和工永强一起合租房屋的杨海军,是一名潜在的“短工者”。两人晚上回到房子后交流最多的话题就是揽了多少活,每天能赚多少钱。

今年22岁的杨海军,是陇南礼县人。3年前高考落榜后成了一名农民工。

当时,为了让他学一门技术,家里花1000元找了个职业培训学校,把他送到天水一家机床企业做工,可杨海军很快发现他每天的工作只是给技工递递扳手之类的杂务,完全学不到技术,他二话不说辞了工,拿着手中仅剩的300元钱来到了兰州。到兰州后通过朋友介绍在东部鞋城一家皮鞋店做起了库管员。

在兰州的3年间,他先后换了6 份工作。从东部鞋城出来后,在兰新灯具城干了半年多;之后在铁路局龙马灯饰城干了三个月;2010年下半年做了半年的销售工作;2011年又跳到一家快递公司做了半年;去年下半年跳到一家地板销售企业工作至今。

像杨海军这样的外来务工者是“短工化”队伍的构成人群之一。

越来越频繁的员工流动,让用工单位备感压力。一家销售企业负责人王来军深有体会:“现在的员工就像‘游击队\’,刚来几天就跳槽,人力资源部门忙于应付招人,一年下来,企业的数十号员工几乎都变成了新面孔。”

王来军介绍,“短工”从业者大多是通过熟人介绍等方式来寻找工作机会,渠道过于狭窄,“短工”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比较松散,个人权益容易遭到侵害。

据劳动部门调查显示,“一人多岗”在非全日制就业人员中十分普遍。这有利于灵活选择职业,使收入得到提高。

职场业内人士雷波分析说,目前专职打“短工”的人还有一部分是学历高、有专业技术的高层次人才,他们不想被某一种工作束缚。

牛永红说,解决问题的根本是体制的调整和法律的规范。比如改革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规范劳动合同、稳定劳动关系和维护农民工权益等。

“短工化”与“用工荒”

2月25日上午,省人力资源市场的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在求职者中,不乏成熟稳重的60后、70后和追求梦想的80后、90后。

21岁的赵红艳来自古浪县大靖镇,高中毕业后,来兰州第一年在一家星级酒店从事服务业,后跳槽至一家汽车销售店当了两年的客服,年后她再次将工作辞去,又一次踏上了求职路。

“招聘酒店管理人员……”赵红艳看见城关区一家餐饮连锁机构打出了这样的招聘启事,决定试试,经过10分钟的简单交流,招聘方决定给赵红艳一次机会,先实习半个月再议。

这家企业的招聘负责人周彦文说,单纯的工作经验不再是求职的法宝,求职者最好有“短工”经历。许多服务型的行业需要的是综合素质优秀的员工,即便专业不相关,只要个人素质优秀,一样会被录取。

“现在用工单位招工很难,而要想招到一批能够踏踏实实、有长期工作意愿的年轻工人更难。半年前,我们招收了20名平均年龄在20岁左右的服务员,但年前就有近一半的工人中途辞职了,由此给公司造成了很大损失。”周彦文无奈地说。

对于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赵红艳看上去似乎很平静,因为她对前两份工作的环境和薪酬都不满意,工作时间长不说,还经常要忍受顾客的指责。

继续穿梭在求职者的人流中,这次赵红艳想找一份更适合自己的工作,但至于具体做什么样的工作更好,她也说不清楚,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计划找份文员之类的工作吧,感觉比较轻松,应该比较适合女孩子干,合适的话就先干一两年再另作打算。”赵红艳说。

近年来,外来务工者年轻化、高学历化,也是“短工化”的原因之一。有关调查显示,35岁以下的农民工占到了总数的四分之三,55%的农民工拥有中职中专、中技或高中学历,还有13%的为大专或本科学历。

城关区一家广告公司的招聘负责人卢敏历经数场招聘会,最大的感触是:“招到合适的员工很难。”她说,“用工荒”之所以频繁上演,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新生代农民工流动频繁,使就业“短工化”趋势加剧。

卢敏认为,求职者经验过于丰富会导致跳槽频繁,这样会增加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不利于管理。

在谈到如何缓解“短工化”的问题时,牛永红建议,需要制度建设来“兜底”,要公共服务来“保驾护航”。一方面企业要努力为工人提供发展空间,满足工人在薪酬提升等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要加快制度建设,完善公共服务,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创造“归属感”。

■本报记者 朱玉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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