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高屹
邓小平告诫“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马天水：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
“文化大革命”一场浩劫，把中国的一切都搞乱了。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人们在思想上以前就不甚清楚，“文化大革命”中就更乱了。虽然毛泽东也曾发觉“革命”把生产搞乱了，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谁敢抓生产？因为谁要去抓生产，就会被冠以“唯生产力论”的帽子，遭到批判，甚至会被打倒。在那些是非颠倒的日子里，“唯生产力论”帽子满天飞，使得人心惶惶，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人民生活水平更趋低下。
邓小平临危受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主持了全面整顿，首先是经济生产领域整顿的工作。他以毛泽东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为契机，力图从理论上冲破“唯生产力论”对人们思想的禁锢。
1975年3月5日，在为解决铁路问题召开的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以《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题，以后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98年11月出版的《邓小平思想年谱》又补充收入了以下这样一段非常重要的讲话：“现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各取所需，是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嘛。这同‘唯生产力论\’是两回事。”在当时那样一种政治环境中，敢于说这样的话，显示出邓小平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
1975年5月21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国务院办公会议，讨论钢铁工业座谈会文件。邓小平在会上又针对“四人帮”大批“唯生产力论”的问题，尖锐地指出：我们反对“唯生产力论”，但是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我们强调劳动生产率，强调科学技术，不能算作“唯生产力论”。如果不讲这些，还能谈得上社会主义总路线吗？我们总是要把革命和生产都搞好才行。
1975年6月10日，邓小平在陪外宾到上海参观访问期间，专门找当时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马天水谈话。他本希望这位卖身投靠“四人帮”的“老革命”能认清形势，回心转意。在谈话中，邓小平说：中国这么多人口，国民经济搞不上去怎么行？我们一定要搞上去。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搞生产究竟应当用什么东西作为动力？殊不料，这次谈话随即就被马天水向其主子告发，并成为“四人帮”攻击邓小平的“炮弹”。
围绕“唯生产力论”，邓小平与“四人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和较量。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1977年10月在会见加拿大林达光教授时，回顾这场争论说：“四人帮”否认生产力的重要，认为只要上层建筑的问题、所有制的问题解决了，就能进入共产主义。谁提发展生产力，就被说成是“唯生产力论”。这是我们同“四人帮”的重大争论之一。如果不是生产力发展到物质极大丰富，怎么能实现按需分配，怎么能进入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没有“唯生产力论”这个词。这个词不科学。
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十年“文化大革命”，把中国带到了民族危亡的深渊。作为一个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革命战士、一个有治国安邦雄才大略的老共产党员，邓小平在中华民族又遇到灾难的时刻，不能不重新思考和研究许多重大的问题。
邓小平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应该说，在“文革”中第一次被“打倒”时就开始了。据他的女儿回忆，他在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居住的日子里，每日都读书至深夜。那几年，他读了大量的马列书籍，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邓小平思想是敏锐的，理论思维是成熟的。也正是在这里，在他“每日都读至深夜”和晨光中舒动筋骨、长时踱步的反复思索中，新思路已在他的头脑中酝酿产生。
1975年，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率先实现突破旧模式、旧框框，领导了全面整顿。
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邓小平不能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他在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各条战线整顿的开始，就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革命魄力，抓住毛泽东提出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的时机，最早也是最坚决地论述了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性，这实际上就是提出把全党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75年3月，当整顿的序幕刚刚拉开时，邓小平就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25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工业二十条》和《论总纲》的前言，都明确提出，要响应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号召，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显然，邓小平在这里提出并反复强调的四个现代化问题，是从作为全党全国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的高度上提出的，是从全党工作的大局提出的，是作为“纲”提出的。也就是说一切都要从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都要服务于这个大局。
正是从这一基本思想出发，《工业二十条》指出：要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各工业部门都要把支援农业现代化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只有加快工业的发展，才能有力地支援农业，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才能有力地增强国防，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才能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的物质基础，更好地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战争”。它强调指出：“工业的发展速度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尖锐的政治问题，全党全民都要在努力发展农业的同时，为加快工业发展速度而斗争。”
针对当时盛行的以“革命”压生产，只抓“革命”不抓生产的“左”倾错误，《工业二十条》等文件明确指出：不注意生产，不努力搞好生产，把生产放在可有可无、可重可轻的地位，也是要不得的，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充分巩固的，决不能把在革命统帅下搞好生产，当做“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我们要把“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落实到一切工作中去，做出显著效果。
很清楚，邓小平重视现代化问题，强调以四个现代化为大局，主张大力发展生产力，都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左”倾错误路线的，是力图对“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根本性的纠正。
邓小平不仅以极大的勇气与“左”倾路线作坚决的斗争，重新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为了切实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他还运用高超的斗争艺术和手段，提出用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作为当时一切工作的纲领。
1975年7月，邓小平指出：“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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