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桥哲郎和绘鸠毅：“向日本民众揭露战争真相”
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抚顺和太原的战犯管理所关押了千余名原侵华日本战犯并对其进行了教育改造，使其明确认识到自身的加害责任。1956年6-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太原开庭，依法对这批战争犯罪分子进行了公开审判，除对45名罪行特别严重的战犯分别判处8-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外，对其余千余名战犯从宽处理，免予起诉并释放。有期徒刑战犯最后一批于1964年4月刑满释放回国。
这批战犯回国后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以“反战和平·日中友好”为宗旨，在之后几十年的战后日本社会中敢于直面自己的战争责任，作为战争亲历者的他们始终站在“战争加害者”立场反思侵华战争，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中日友好活动。他们虽遭受右翼势力的反对、攻击甚至迫害，但仍坚持活动至2002年因成员年事高而总部解散。
2014年，我因一次偶然的机会收到国内约稿邀请，开始进一步整合此前关于“中归联”的调查内容。据我当时了解，当时日本国内在世的“中归联”成员不足10人，能够思维清楚地接受采访的仅有大河原孝一、稻叶绩、高桥哲郎、绘鸠毅四人。在“抚顺奇迹继承会”代表姬田光义教授的介绍下，我有幸得到了与这几位单独交流的机会。
高桥哲郎
2014年11月10日，我在抚顺奇迹继承会东京支部的平山百子女士的陪同下，在东京的一家咖啡厅见到了原“中归联”事务局长高桥哲郎先生。高桥虽然身材瘦弱，但是精神矍铄。让我惊讶的是，高桥先生接过我的名片后不但用中文念出了我的名字，还用中文向我简单问候。原来高桥毕业于大阪外国语大学（现大阪大学外国语学部）中文专业，算是我的“老学长”。谈到大阪的生活与学校的现状，气氛一下轻松了不少。
作者与高桥哲郎合影（2014年11月）
高桥于1921年出生于日本九州宫崎县，家中世代经商。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开始在国内组织“满蒙开拓团”，并大肆宣传“去满洲一展宏图”、“年轻人就要去满洲”。少年时期的高桥正是受到了这些军国主义口号的影响，才开始对中国怀有憧憬并决定进入中文专业学习。
“我当时的想法也自然而然的变成“要去中国大陆一展宏图”、“创造以大和民族为中心的亚洲”。自己不知不觉地就被这种“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所影响了。这也是我后来选择去大阪外国语大学的中文专业学习的最大原因。”
1941年从大学毕业之后，高桥哲郎顺利进入一家贸易公司工作，而签订合同时他对公司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希望能被派遣到中国。就这样，高桥哲郎于1941年7月被公司调到了山东青岛，在商社从事接待中国客户的工作。“珍珠岛事件”之后，战线不断扩大的日军出现了兵力短缺，开始不断扩大征兵范围。1944年2月收到补充兵征兵令的高桥，在山东泰安加入了第12军59师团。
1944年10月，高桥结束了新兵训练，被调入第59师团司令部的宣传报道班。宣传报道班的工作主要是面向八路军的宣传、面向中国居民的安抚工作、激发日军士气的宣传工作等等。为了了解当时的战况，高桥哲郎专门去读了参谋本部发行的《北支的治安战》。对于“宣传报道班”在日军中的定位，高桥哲郎这样分析到：
“自1943年以来，山东省内的日本军队在八路军的攻击下节节败退，所控制的区域只剩下了“点与线”（主要城市及铁路沿线）。第59师团虽然是以与八路军之间战斗最多的部队而闻名，但是为了打开只能守住“点与线”的这种不利局面，进行了坚壁清野的“三光作战”。
“虽然如此，但是仅仅通过作战是不能让中国民众顺从日军统制的。于是日本军队也开始模仿八路军，试图通过文化活动来维持占领区秩序。因此自1943年起，参谋本部下令特别集合了师团中有为的报社记者、技术人员以及会中文的人等等，开始强化宣传报道班。我也在这种背景下被调到了宣传报道班。”
由于宣传报道班的老兵们因战况吃紧都奉命外出作战，高桥很快就被分配到了任务。当时，济南有一处叫做“新华院”的中国俘虏收容所，里面关押着上千名来自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的俘虏。为了安抚俘虏，收容所中专门设有京剧团。而高桥的任务就是组织京剧团去“准治安地区”演出，来达到安抚中国居民的目的。
日本投降之后，高桥被苏联移送到西伯利亚从事苦工，并于1950年被移送至抚顺战犯管理所。在战犯管理所中，令高桥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日三餐都能吃到热饭热菜。开始的一段时间里，“牢饭”的主食是高粱米。后来有日本战犯反映想吃大米，管理所方面也欣然接受了。主食之外，战犯们每天还能吃到鱼或肉，甚至有时还有蜜柑或花生之类的零食。与西伯利亚抑留期间食不果腹的生活相比，战犯管理所的生活仿佛是天堂。
然而，“改造”的过程却并不轻松。经过了战犯管理所中的学习，战犯们被要求将各自在中国作战期间的详细经历写成材料。高桥虽然对毛主席的《实践论》、《论持久战》等论著内容感同身受，但是反省的过程却十分曲折。
“我的情况比较特殊，虽然想好好写却也总是写不好，这让我很烦恼。我只能写出一样的经历。我一个人都没杀，也没烧过房子，即使要写在中国做了什么，也只能写出在哪里参军，在哪里升为上等兵之类的经历。而组织京剧团去各地演出是一种怀柔政策，我也写了这方面的不少问题。然而，其他的东西我却怎么都写不出来。
所以我一开始根本不明白“我到底做了什么？”、“到底要反省什么”。我是在了解很多事情并结合在一起考虑后才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行。
“首先，在以部队为单位的批判会中，我从同部队战友的话中了解到了我们部队犯下的具体罪行。于是我认识到“那些（罪行）并非和我毫无关联，而是和我息息相关的”。而听到了很多（战友的）告白，也使我提高了自己的认罪意识。此外，我还产生了其他的想法。那就是“中国人是怎样看我的”。我想这对于考虑（战争中的）加害与受害是非常重要的。
在中国人看来，（不论是我还是别人）日本军队就是手持刺刀，腿缠绑腿，脚踏军靴闯进中国的人。（因此会怀有）很强烈的恐惧与反感。有至亲受（日本军队所）害的人更是怀有深深的恨意。虽然我在新兵时也没有在“刺杀俘虏”的训练中杀过中国人，可是日本的军队的新兵训练中以“杀人训练”为名杀了很多无辜的中国人。而我也是这军队中的一员，因此是一样的。
“安抚工作是包含在三光作战“内侧”的作战。在“秀岭作战”中我率领京剧团进行安抚工作的时候，第59师团又进行了怎样的作战呢?根据当时山东省受害的中国人的反馈，调查结果显示（第59师团）杀害了一百余名平民，杀害了八十余名俘虏，地雷炸死中国人六十余名，奸杀中国人六十余名。这些都是活生生的罪行。我后来才知道，京剧这种安抚工作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三光作战）进行的。因此，(谈到安抚工作时)一定要从本质上深刻理解其与“三光作战”之间的表里如一的关系。”
1956年6月，深刻反省了自己罪行的高桥哲郎被免于起诉当庭释放。抵达京都舞鹤港之后，获释战犯们受到了亲友和一些日本民间团体的热烈欢迎。然而日本警方却向他们每人都发放了“大日本帝国”时期的军装。战犯们大吃一惊，纷纷表示拒绝接受。此外日本政府向他们发放的津贴是按侨民标准，这也令战犯们感到难以接受。
面对接踵而来的各种状况，第一批归国战犯召开了全体大会，并且通过了号称“舞鹤方针”的决议，其中“后半生中要与错误的前半生告别，并将战犯管理所的生活中所体验的人道待遇和中国的和平政策告知日本国民，为实现日中友好而同心协力”被确定为核心思想。
1956年10月14日，归国战犯们以文艺表演的形式在日本公开亮相，并向日本社会展示了他们对于反战和平、中日友好的坚定信念。在获得日本社会各界关注的同时，他们也成为了日本政府与右翼势力眼中的目标人物。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日本各界政府的安全部门和警察局不断向他们进行“思想调查”，要求他们提供关于苏联与中国的秘密情报。而右翼势力则大造舆论，宣称归国战犯们是被共产主义势力洗脑的“红色分子”。
在冷战思维严重的日本社会中受到了种种歧视的同时，归国战犯们于1956年11月成立“中国归国者联络会”，会员包括了从中国归国的全体战犯。在筹备“中归联”的过程中，会员们逐渐了解到了日本社会中否认历史的反动势力的存在。为通过亲身经历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中归联”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根据自己犯罪事实创作的“手记”中选出了15篇，于1957年2月在日本光文社出版。这本叫做《三光》的书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第一版5万本书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里就全部售完。很多日本人从这本书上了解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实况，并纷纷投身反战和平运动中。
可与此同时，这本书也成为了日本右翼的眼中钉肉中刺。甚至有右翼分子持械去光文社进行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光文社不得不取消再版计划。经过“中归联”的不懈努力，该书以《增补三光》的名义由新读书社着手再版。然而在光文社的干涉之下，东京地方法院判决“中归联”不得以“三光”的名义出版，否则就是对光文社的侵权。最终，这本书的内容经由“中归联”重新修订，书名也被改为《侵略：在中国的日本战犯的自白》，才得以于1958年7月7日出版发行。
这本书受到了日本社会的高度评价，后来多次再版。然而由于当时日本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使这类图书的出版发行以及销售受到层层阻碍。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归联”只能通过与其他和平团体的活动进行宣传，并试图经会员将书直接送到读者手中。与此同时，会员们也开始在各类媒体上发表揭露战争真相的文章。在“中归联”的影响下，其他一些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也开始通过写作的方式来向日本大众披露侵略战争的实态。在长达45年的活动历程中，“中归联”成员们用实际行动赢得了热爱和平的人们的尊重。
绘鸠毅
2014年12月6日，笔者在神奈川县茅崎市的一家养老院中见到了原“中归联”常任委员长绘鸠毅。绘鸠先生虽然已经101岁高龄，但是思维清晰，据称每天要在电脑前工作5个小时整理年轻时的回忆录，让我颇为惊叹。交流之下才知道绘鸠先生毕业于东京大学，是战前日本的高级知识分子。
作者与绘鸠毅合影（2014年12月）
绘鸠毅原名石渡毅，于1913年3月出生于日本鸟取县，在六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在绘鸠的记忆里，当时的学校反复向学生灌输“为天皇尽忠是日本国民的神圣义务及最高荣誉”的观念，甚至上课之余还要进行军事训练。在大环境下，绘鸠的思想也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
“通过中小学的教育，我们完全成为了“忠君爱国”的天皇信徒。中学时代，我们有了这样的想法，既“以天照大神的子孙、万世一系的天皇陛下为元首的大日本帝国，（拥有）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国家体制。为国家元首的天皇陛下而献身才是我们作为臣民的神圣义务和最高荣誉”。虽然不太合理，但即使是后来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身上也留有“敬畏天皇和国家”的强烈痕迹。”
1934年4月，绘鸠升入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文学部伦理学科学习康德的伦理学，并在毕业后进入日本文部省教育局思想科工作。而这个部门正是对教育界进行思想管制的大本营。绘鸠担任的第一个工作就是针对大学生们的“思想倾向调查”，其目的在于从学生们的答案中找出学校里的左派教授。1939年年初的一件事，改变了绘鸠毅平稳的工作轨迹。
“我在这一年（1939年）年初，被分配到了审查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河合荣治郎教授著作的工作。我手里拿到了配发的教授的著作，和文部省专用的《国体的本义》。上司要求我把（教授的书里）所有背离这本《国体的本义》的部分都用红笔圈出来。我虽然没有直接听过这位老师的课，但是通过老师的著作（和他）产生了思想的共鸣，也很尊重老师的人格。以这种方式进行“思想告发”，是我良心所不能允许的。几天之后，我做了决定，向主任申请调换任务并很幸运地获得了允许。”
这件事之后，绘鸠毅感觉到渐渐难以忍受政府的工作氛围，就提交了辞职信辞掉了文部省的工作，于1941年2月转去长野县高等女子高中做老师。他认为这是他当时所能做的微弱抵抗。新学校的政治氛围比东京淡了很多，很多青年教师都是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绘鸠毅除了每天任课，还会在下课后与其他青年老师和学生们一起打棒球。那段简单的生活令绘鸠十分满足。
然而好景不长，6月28日的一纸征兵令中断了绘鸠平静的生活。新兵训练的过程中，中队长曾推荐绘鸠去申报干部候选生。对于想在军中出人头地的人来说，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然而绘鸠却拒绝了中队长。这是因为他本身并不喜欢军人这一职业，对于军队有着很强的抵触情绪。而如果申报干部候选生当上了军官则意味着直到战争结束都没法逃出军队的牢笼。
年轻时的绘鸠毅
1942年4月20日，绘鸠奉命转入北支那派遣军，被分配到了第12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独立步兵第111大队机关枪中队。同年5月31日，绘鸠随大部队抵达驻地山东泰安，不久后转去大队本部担任治安部助手负责111大队本部所在的新泰地区的治安与安抚工作。由于工作比较轻松，绘鸠开始到处找书看。虽然读书使绘鸠的精神世界得到了暂时的轻松，却也在另一方面让他感到了不安。
“虽然暂时能够读到一些书，但是以前所向往的伦理学的研究却难以实现。然而，留在日本的朋友们已经在旧制高等学校或大学里当上了教授，（在学界）一展鸿图。一想到这里我就感到强烈的焦躁不安。”
1944年10月，绘鸠奉命调回了中队，并于同年12月被任命为新兵训练的助教，负责训练刚入伍的新兵。1945年6月，绘鸠接到上级命令，带领尚未结束训练的200多名新兵赶往日军主力部队所在的索格庄参加作战。参加作战之前，新兵们还需要接受大队长的检阅。一般来说，新兵检阅的内容都是基本的射击与刺刀操练。但这一次，大队长却强调了会有“刺杀活人”的练习。
据绘鸠回忆，“检阅当天共有三十名左右的中国俘虏。俘虏们看起来都是因没来得及逃跑而被捕的农民”。作为“刺杀活人”训练的靶子，大队长把这些俘虏按照每个中队四到五人的标准进行分配。绘鸠也带着警卫兵去本部领了分到的四名俘虏。虽然起初听说“杀人训练”时，绘鸠也有些为难。不过到了检阅现场，心里就只剩下了“唯军令是从”这一点念头。虽然有些紧张，绘鸠还是向新兵们发出了命令。那天晚上，中队为新兵们举行了庆功宴。老兵们纷纷祝贺新兵成为了合格的士兵，然而新兵们表情一直很低沉。直接下达命令并目击当天惨状的绘鸠，那天晚上没能入睡。
日本投降后，绘鸠也被苏联移送至西伯利亚从事苦工，并于1950年被移送至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在绘鸠的印象里，战犯管理所的改造主要分为学习和坦白两个部分，其中包括了《帝国主义论》和《实践论》等理论著作的学习和战犯们对自己罪行的书面陈述。在学习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出身的绘鸠被选为小组学习的讲解员。据绘鸠回忆，起初大家对战争的认识并不统一，不少人仍然怀有军国主义思想，主张“日本是为了从西方列强手中解放东亚才发动战争”。随着学习的逐渐深入才逐渐达成了共识。
“虽然程度有所差异，但我们通过学习对于毒害过我们的思想基本达成了以下认识：
1、崇拜天皇的思想催生了对于上司的绝对服从，这也是侵华日军暴行的根源。
2、天皇制教育中所灌输的“大和民族优越性”思想增长了（日本人）讲中国等国家“蔑视”为低等民族，也使得对这些民族的战争犯罪尤为残酷。
3、日本军队的精神教育根源在于“武士道”。这（武士道思想）使得战死和杀人都成为了光荣。于是（日本士兵对）中国战场上残酷的“杀人训练”和“杀人比赛”习以为常。”
两个月后，战犯们按照所属师团重新划分小组，开始进行小组为单位的认罪学习。据绘鸠回忆，小组的认罪学习时会有中国方面负责取证的工作人员进行指导。起初，战犯们要在小组面前陈述自己的罪行和自己对罪行的认识。之后的一个阶段，小组中的其他战犯开始相互对其他人陈述的内容发表意见。在小组陈述中，绘鸠列举了自己的罪行并表示了悔意。然而，取证的工作人员和其他战犯却对他的“坦白”并不满意，绘鸠对此表示十分吃惊，他认为自己没有隐瞒任何罪行，不明白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直到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启发绘鸠应该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反省自己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时，绘鸠才感到茅塞顿开。
“这句话让我感到似乎看到了光明，我想没有指导真的是不行的。我首先重新思考了我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在索格庄杀害4名农民（的事）。之前的我的的确确是站在为自己辩解的立场，（总是认为）“是大队长的命令”，“自己只是按指示对新兵下了个命令”。想来我（在反省中）只是作了加害者的辩护人。然而那天我们在村子外面把4名中国人困在柱子上，让20名新兵刺杀了他们。如果站在受害者（中国人民）的立场上，（我们这）30名日本军人不都是“杀人集团的一员”吗？
“这个罪无可赦的杀人集团的头目是热田大队长，作为新兵助教的我是接受他命令的“实行者”，可另一方面，我也是让新兵去刺杀（俘虏）的“命令者”啊！
“此外，从本部领来的4名俘虏流着泪乞求我的时候，我心中只是想着“那样就相当于要拿我的命去换，是没得商量的”、“战争本身就是不人道的”。一直到今天，我都认为“在当时的军队体制中，那件事实在是没办法”。可是如果他们是我的父母兄弟的话，我是绝不会袖手旁观的呀。就是牺牲了我自己也会去救他们的呀。这样一想，我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与此同时，蒙在我眼前的重重迷雾也顿时烟消云散了。”
1956年，绘鸠毅被免于起诉当庭释放。获释回国后，绘鸠回到了战前工作过的上田染谷丘高中继续任教。然而由于在学校讲述战场经历，绘鸠毅受到了长野县教育委员会的审查，并于1959年被迫离开学校。
虽然因为身上的“红色分子”标签而处处碰壁，但绘鸠毅并未忘记“向日本民众揭露战争真相”的初心。在“中归联”的活动中，绘鸠毅以常任委员长的身份编辑发行了多部反战和平刊物，并主笔多部个人回忆录。“中归联”解散后，年逾九旬的绘鸠毅仍然活跃在各类“战争证言”活动中，希望将自己的战争体验传递给日本的年轻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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