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沉淀 喧嚣未远 老泰城北关（一）
万育堂（岱北市场中段路北）
东青龙街西首
傅公街北首
泰安府，岱宗坊。
人在岁月中慢慢变老，城在发展中日渐年轻，老城的味道渐行渐远，心中的眷恋与日俱增。让我们一起品读老城老街历史，留住老城的根，留住老城的魂。
□顾川泰山
老泰城根据四门（东迎暄、西岳晏、南泰安、北仰圣），可分为东、西、南、北四关。对于北关，本文将分为三个篇章，描摹老城街道、文化古迹、人文底蕴，追溯那些久远的历史，使其在尘封中逐渐显现。
红门路是北关最鲜明的标志。
出岱庙北门，一路如天绅赴会，又如乌龙昂趋岱岳者，即红门路。“北门仰圣门外……市肆鳞次，每当香客云集，铙鼓喧阗，直达红门以上，夜半灯火如繁星罗布，亦岱麓壮观也。”（清乾隆《泰安县志》）其处于通天街、岱庙、红门、南天门中轴线上，南起岱庙北门，北至红门登山盘路，是泰城通往泰山的主路，是连通天人之际的一条纽带。过了红门路，便是一天门、天阶坊，沿中溪美景，步步登天，作神仙游。
泰山有东、中、西三溪，沿三溪成登山东、中、西三路。隋唐以前的古代帝王登山多从东路上山，后东路逐渐荒弃，中溪渐成登山主路，遂称泰山东路。红门路作为东路前道，日渐热闹起来。
红门路旧称盘路街，旧时需由傅公街经北关西折北上。
傅公街南起旧城北门（仰圣门），北至今岱宗大街，长约240米。据载，清初泰安四门，唯北门外荒凉，清顺治年间傅镇邦出任知州，招募流民，发展生产，构筑此街，西接新街，东连铜器行街道，数载已为繁华之地。
傅镇邦任职期间，多有惠政，在丈量土地时以“大亩”计，以此减轻农民赋税，据说泰安土地“大亩”即由此来。后人为感念傅公恩德，遂将此街命名为傅公街。民国年间，改为兴隆街；新中国成立后，曾名北关街；1985年复今名，仍存。
傅公街中段，有东青龙街、西青龙街。东青龙街由傅公街迄东南至今虎山路，长约330米。时有张大山香客店最为有名，列泰城“八大香客店”之首。西青龙街由傅公街迄西，越红门路南段至登云街（今青年路），长约380米。街东首路北原有普慈庵，新中国成立后拆建为单位宿舍。
由傅公街西折至盘路街，原街道远没有现在这样宽阔平整。据北关居民描述，早先的盘路街仅为碎石铺就的蚰蜒小路，新中国成立后多次改建才成现在的路面，又因北首正对红门宫，遂改为红门路。
红门路作为岱岳前庭，两侧古建密集，可谓“三步一庙，五步一景”。游客尚未登山，已被此处的气势所震撼。
红门路南首路东，旧有北极庙。明天启五年（1625年）创建，祀真武帝君，邑人萧协中为之记，清代曾重修。真武帝君原称玄天上帝，宋真宗因避圣祖赵玄朗讳，将其改为“真武”。清代又因圣祖康熙名玄烨，改“玄”为“元”，称元天上帝。传说他是盘古之子，又说是太上老君的八十二次化身，龟蛇合体，是民间信仰的道教之神。真武为北方天帝，北方属水，水能克火。为避水火之灾，古人多在城北郊建北极庙以祀其神像，两侧侍立着龟蛇二将及记录三界功过善恶的金童玉女等。
北极庙东有白衣堂，清康熙十年（1671年），北极庙重修，东建白衣堂。白衣堂又称观音堂，祀观音菩萨。菩萨在佛教体系中次于佛，又称大士，观音菩萨即观世音菩萨（自唐因避李世民之讳，去“世”字），在民间享有普遍信仰，尊号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也称“圆通菩萨”。其祭祀场所数量仅次于关帝庙。除此之外，岱庙西北莲花庵、英武街观音堂、永福街永福阁、瘟神街观音堂（附置瘟神庙内）、宫后门街观音堂，登云街观音阁、青云庵街青云庵、东关观音堂、南关观音堂，西南隅观音堂、西北隅孔雀庵，以及泰山红门宫、斗母宫、中天门步天桥侧三大士殿等均祀观音。旧志云:“(观音堂)村村皆是，何暇枚举。”
光绪三十年（1904年），浙江人将北极庙和白衣堂改为浙江公所，成为浙江籍官绅商人联谊的场所。
北极庙北，为酆（fēng）都庙旧址。清乾隆二十五年《泰安府志》云：“酆都庙，在岱宗坊东，明弘治年间创自中宫，有李钦重修记可考。”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宫内太监李瑾创建此庙，祀北阴酆都大帝，配以冥府十王。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济南同知翟涛督修岱庙完工后，以香税钱重修。重修过的酆都庙以酆都大殿为庙中主体建筑，“其神为北阴酆都大帝，配以冥府十王，其东为曜灵五阎王，而左右十司曹官列焉”。大殿上原有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御书“现因果法”题额。殿前还有一柏，造型鬼怪，“墀下有古柏，柏顶寄生桧一株，根植郁茂，俗呼飞来柏”。（清人聂鈫《泰山道里记》）。庙左还有三曹庙，俗称阎王庙，明人萧协中《泰山小史》中呼之为“枉死城”。
值得注意的是，在冥府十王中，第七者为泰山王董。《道经》云：“十王之中，七曰泰山。”泰山王在这里司掌热恼地狱，又名碓磨肉酱地狱，另设十六小狱。其设置与佛、道融合相关。
酆都大帝作为道家之说，其捏造与佛教发展有一定关联。泰山是道教的重要起源地，是道教中的仙山和洞天福地。古帝王泰山封禅及求仙，与道家有撇不清的关系。清顾炎武《日知录》：“尝考泰山之故，仙论起于周末，鬼论起于汉末。”泰山“鬼论”的形成明显晚于“仙论”。也正从这个时期，佛教传至泰山，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信者愈众。特别其转世轮回、地狱十八、善恶报应、因缘业果等说教，在世俗中影响广泛。作为外来宗教，佛教必然要适应国情，接受改造，与固有的哲学和世俗观念相融合。因循“泰山主生死”“泰山治鬼”观，佛教将地狱观念附会于泰山。三国吴康僧会《六度集经·卷一》：“命终灵魂入泰山地狱。”《卷七》:“闻泰山汤火之毒、酷裂之痛，饿鬼饥馑积本之劳，畜生屠剥割截之苦。”有的文献甚至将“地狱”直接等同于“泰山”，将泰山神纳入佛教体系，封为深沙大将，是阎魔王的太子。在地府十王之说中，又以泰山神主第七殿，专司热恼地狱等等。在泰山南三里有蒿里、社首二山。汉《乐府歌辞·蒿里曲》：“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蒿里山成为人死后魂归之地。两山间有泰山神祠，额曰森罗殿，左为阎王庙，有七十五司及三曹对案之神，俗传为地狱。神祠初创年代不详，推测两汉间便有相关构建。佛教在蒿里山有重要影响。蒿里山向东有奈河，上有奈河桥。清顾炎武《山东考古录·辨奈河》有记：“其水在蒿里山之左，有桥跨之，曰奈河桥，世传人死魂不得过，而曰奈河。”据说奈河是佛教所说的地狱中的河名，至少是受了佛教的影响，加以汉化创造出来的。
对于佛教的输入，作为本土宗教的道教，往往表现出比较强硬的姿态，除了排斥和抗衡，更多的是改造和吸收。一方面，将泰山府君降至蒿里山任百鬼之主帅，总司三曹、六案、七十五司，掌管十殿阎王和十八层地狱；另一方面，比照着佛教中的阎罗殿及阎罗王等地狱主宰，仿制出道家的酆都及酆都大帝，专门治鬼。
面对道、佛，再加上儒教对世俗信仰的争夺及乱象，东晋以降，社会上“三教合一”的呼声愈来愈高。“是以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东晋宗炳《明佛沦》）。“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佛、道两教围绕鬼权的争夺，最终形成融合共生的局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演化为通用的人间世俗风情。在蒿里山神祠，既有阎罗王，也有酆都大帝；而在酆都庙，也给阎罗王留出了位置。只不过阎罗王将原冥府主宰的位置让贤于酆都大帝，而屈身于十殿阎罗之一。阎罗王为佛教神话中冥界之王，传入中国后不断被汉化和改造，唐代有地府十王之说，又称十殿阎罗、冥府十王等。将冥府分为十殿，每殿各有一王主之。据说阎罗王曾为十王总管，后因同情屈死鬼，屡屡放还现世报怨，遂被贬为第五殿之王。即便如此，流行于民间的仍是阎王爷信仰，并安排生前有功德的人担任此职，如韩擒虎、寇准、范仲淹、包拯、岳飞等。最著名者莫过于“日断阳、夜断阴”的包公，民间有“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的说法。
反观佛、道在泰山的这场较量，最终还是以道教主导着整个神鬼世界，佛教处于被压制改造的境地。佛教为外来教是其原因之一。道教较之佛教更能上达圣听，与皇宫保持着密切联系也是一个重要方面。酆都庙由太监创建便是一个明证。同时，道教也能多样化地吸收佛教有关内容，不断满足世俗的需要，也是长盛不衰的一个原因。
四川酆都县（今丰都县）也有“鬼都”。清人俞樾《茶香室丛钞》云：“罗酆山为北方鬼帝所治，故有罗酆治鬼之说，而世俗乃以指四川之酆都县。”这种说法大约始于南宋。罗酆山为道教仙山，乃北极地狱之所，并附会于该县平都山。又有唐吴道子“画地狱变象于成都。”（李钦《重修酆都庙记》）。对此，俞樾予以否定:“酆都县平都山，道书七十二福地之一，宜为神仙窟宅，而世乃传为鬼伯所居，殊不可解。读《吴传录》，乃知因阴君传讹，盖相沿既久，不知为阴长生，而以为幽冥之主者，此俗说所由来也。”所谓“阴长生”，为汉代隐士，与王方平在平都山修道成仙，白日飞升，后人呼作为“阴、王”，讹传为“阴间之王”，酆都遂成阴曹地府。作为鬼都冥府，泰山是平都山无可比拟的。
另，据今人李继生《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百问揭秘——从泰山文化谈起》考证，四川原蜀国为远古祝融之后裔，迁自泰山一带。商时，泰山地区有蜀国。西晋杜预注《左传》：“蜀，鲁地，泰山博县西北有蜀亭。”清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考证蜀山在宁阳，蜀亭在泰安城西。祝融即蜀族，是夏氏族之一，原在蒙山下，后到泰山下。蜀山、蜀亭为其祖居地，后迁至四川盆地建立了蜀国。以故蜀国来自泰山下的蜀亭。
酆都庙位于泰山入口处，犹如泰山之前卫，专司“秋杀之权”，“崇之以殿陛，列之以牍案，肖之以人鬼，严之以剉烧舂磨之刑，使人入则肃然凛然，出则悚然，将自知去恶以求免刑戮之弗遑也”。（李钦《重修酆都庙记》）“庙貌森严，阴风凛冽，望之如入冥府，游人悚慄，倍于蒿里。”（明萧协中《泰山小史·酆都庙》）旧时多有生前为自己预修黄籙道场的，以求增福增寿，也成为寺庙愚民敛财的一种手段。
酆都庙至民国时已毁圮。民国八年（1919年），就其址创建慈善院，后多驻军其中，又曾改作师范讲习所，新中国成立后拆除。
岱宗坊是红门路标志性建筑，为登山之始，至今仍保存完好。岱宗坊创建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时济南同知翟涛受山东巡抚朱衡委派重修泰安东岳庙（岱庙），历十余月告成。遂请以香税钱重修酆都庙，并讫。乃于酆都庙西建岱宗坊三楹，与庙之重修为同期工程。时李钦《重修酆都庙记》同记此盛事：“庙西登岳之路，复建岱宗坊三楹，自此以至岳顶地方，凡人又皆立坊以表其名，而各揭联以壮其景，金碧煌伟，映照山河，由是泰山之伟观愈益增矣。”明隆庆年间（1567年—1572年），由巡抚姜延颐、总河翁大立、巡按罗凤翔等重修，后圮。至清雍正八年（1730年），山东巡抚费金吾以泰山庙宇盘道多有毁坏，奏请修缮。世宗谕准，诏发帑银，遣内务府郎中丁皂保、营造司郎中赫达塞奉敕修整，历时一年。在对泰山全面修葺的同时，重建岱宗坊，并篆书坊额。今坊为全石四柱三门式，建于长16.55米、宽14.2米的长方形石台基上。坊通高7.5米，宽9.8米，进深4.41米。中门宽3.2米，两侧门均宽1.77米。额板上大字篆刻“岱宗坊”三字，落款“雍正八年岁次庚戌季春谷旦奉敕敬建”。坊左有雍正九年（1731年）《重修泰安州神庙谕旨碑》，坊右又立雍正九年《重修泰山碑记》，均记雍正年间重修泰山诸庙及盘路等事宜。1998年5月21日，此坊曾被一货车重创，得以及时修复如旧。
岱宗坊西南，旧有凤凰台。汉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凤凰集于泰山，因其地为台，台上覆以亭。后废，犹存土丘石柱。至乾隆十二年（1747年）为人工掘土所毁。凤凰、神雀作为祥瑞，有汉一代多次现于泰山。据今人周郢《汉代泰山》考，汉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凤凰又集于泰山，传神雀飞集处在宁阳县东北南驿爵山。汉章帝元和二年（85年）凤凰飞集肥城句窳（yǔ）亭槐树上，故址即今肥城市桃园镇东里村北之凤凰山。每次祥瑞出现，朝廷便大赦天下，遍赏群臣，免除当地赋税等。
泰山是一座神山、圣山，泰山之灾异被世人视为天下太平、国运昌盛与否的征兆，也是古代帝王封禅的要件之一。“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及衰而息。阙旷远者千有余载，近者数百载，故其仪阙然堙灭，其详不可得而记闻云。”（汉司马迁《史记·封禅书》）文中归纳了帝王封禅的基本条件，比如受命于天、易姓而王、祥瑞显应、功高德厚、时逢盛世等。符瑞现，然后得封禅。没有天降吉祥，封禅便无法成行。所以在汉武帝时，有汾阴一巫师挖出一宝鼎，呈于皇帝，术士公孙卿阿谀妄言，此乃黄帝登泰山与神通之物，及鼎成，黄帝遂登天升仙而去。封禅能成仙，极力鼓噪武帝东封泰山。为纪此祥瑞，皇帝改年号为“元鼎”，时为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至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东幸河南，登上中岳嵩山，随员奏称山上有喊“万岁”的声音。祥瑞再现，武帝便东上泰山，行封禅事。至于光武帝刘秀，一直有封禅之心，然苦于无祥瑞出现。建武三十二年（56年），在其读“河图会昌符”时，忽现符书“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于承；诚善用之，奸伪不萌”。刘秀自称是刘邦的九世孙，刘邦传为赤帝子化身，“赤刘之九”指的便是光武本人。上天命其封禅泰山，此即所谓的天赐嘉瑞，而终使登封泰山大典成行。类似的符瑞，在其封禅泰山前后，先后出现过36次。
元和二年（85年）的凤凰瑞兆也促成了汉章帝东巡致祭泰山。行前专门下诏书，进行一番自省，大赦天下。至则柴望山川（点柴燃火祭祀），祭告泰山及天地诸神。此时，又有黄鹄三十只从西南来，飞临祠坛上，祥瑞再现。时郎官班固随章帝东巡泰山，所撰《东巡颂》云：“是以明神屡应，休征仍降，不胜狂简之情。”
明人萧协中有《凤凰诗》：“台上曾闻集凤凰，时和应自兆祯祥。汉臣不似宋臣媚，浪撷灵芝奏未央。”
岱宗坊西，旧为乾隆行宫，因北临白鹤泉，又称白鹤泉行宫，曾为红门路最大的古建筑群。
宫之前为升元观旧址。明查志隆《岱史·卷九·灵宇纪》云：“升元观，在岳之南麓，酆都庙西。石刻政和尚书省敕牒尚存。元张志纯重建，改曰朝元观，学士徐世隆记。”民国《重修泰安县志·卷二·坛庙祠宇》亦云：“升元观，初名建封院，宋政和中赐今额，有敕牒碑。”建封院创建无考。据《升元观敕牒碑》，宋政和八年(1118年)，兖州仪曹掾、兼兵曹娄寅亮奏称,“泰山之下有古洞天，周三十里，名曰‘三宫空洞之天’，载在图经”。岱麓建封院一所，殿屋完备，田产颇多，却为村僧占据，“秽恶不蠲，深虑触渎真仙不便”，欲乞改为洞天道观。朝廷允其所奏，并“牒奉敕宜赐升元观为额”。将建封院改为道观，赐观额为“升元观”。至元时，已是古殿摧仆，满目疮痍。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全真道士张志纯在主持重修蒿里山神祠告竣的第二年，又募岳顶香资及掌教所助，主持葺修升元观，“鸠工抡材，虽时经凶年，亦勉力成之”。（徐世隆《朝元观记》）。重修历数年而成，更观名朝元观，“祀东华帝君，道家谓之东岳福神”。（民国《重修泰安县志·卷二·坛庙祠宇》）。“朝元者何？两仪资生，万物居泰，群臣之贺正也。故道家取象，名其观曰朝元。”（徐世隆《朝元观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道士李应奉重建升元观正殿，补修东华帝君旧像，重修观门，时有明杜泰碑记。
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山东巡抚富明安于升元观及观北白鹤泉旧址为高宗修建行宫。清聂鈫《泰山道里记》：“（岱宗）坊西旧为升元观，乾隆三十五年建行宫于此，有御书‘礼元堂’额。向多古柏，今犹存数株耳。”《重修泰安县志·卷二·坛庙祠宇》：“（升元观）旧址于乾隆三十五年建行宫，但徙建之观址今已久废，不可寻。”由此可见，当年旧观并未拆毁，而是“徙建”，民国时已圮不可寻。
乾隆行宫原规模宏大，松柏葱郁，奇石林立，巍峨壮观。清人朱孝纯《泰山图志·卷一上》中盛赞其景：“依岳为屏，天然图画。百雉山城，万家灯火。近接几席，遥望石闾、徂徕诸山，皆蒲伏北向，俨然辰居星拱矣。”乾隆亦龙颜欢悦，御书“礼元堂”额，御制《至泰安白鹤泉行宫作》诗一首，以纪其事：“出谷缘山跸路延，花村柳墅望相连。观民缓迈青郊道，行馆新成白鹤泉。只以娱慈用允尔，设云适已实惭焉。八旬圣母扶瞻岳，更祝如斯亿万年。”
清季，行宫逐渐荒废。据民国《重修泰安县志》，自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当地筹设农桑会，就行宫故址建屋数十楹为开办蚕桑学馆之用，迄未实行。民国年间，行宫屡有驻军，宫宇拆毁，古树尽伐，农桑会亦移至米厫花园内。新中国成立后，拆建为驻军单位及居民楼。
在历代帝王中，乾隆到泰安的次数，首屈一指。从乾隆十三年（1748年）陪其母第一次，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最后一次登临泰山，共计11次到泰安，其中6次登上泰山。由于其来泰安的次数多，当地为其建的行宫也多，除白鹤泉行宫外，其他诸如，岱顶天街坊东路北，为乾隆行宫，乾隆十二年建；岱顶东石阁外有乾隆驻跸亭，即康熙间更衣亭，乾隆十二年拓建；泰山凌虚阁西有乾隆驻跸亭（原振衣亭址），乾隆十二年改建；泰山中路盘山道有乾隆行宫，乾隆十二年在明升仙阁址拓建；旧城西北隅梳妆院故址东有乾隆驻跸亭；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岱庙有乾隆驻跸亭，由三茅殿改建；旧城西南灵应宫东有乾隆驻跸亭，乾隆三十五年建。大汶口有乾隆行宫，内有四贤祠，又称四贤祠行宫，乾隆三十年（1765年）车驾南巡，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幸曲阜驻于此。另有合云亭、玉皇庙座落(座落，古代楼阁别称)、朝阳洞座落、乾坤亭、日观峰亭、环咏亭等乾隆行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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