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德镜鉴83他是一个半生戎马、胸怀坦荡的直性人。在苍茫广袤的边地,他对调解民族矛盾、维护边地和平,得心应手、熟谙于心；但在暗流汹涌的朝廷,他却时常因率直而触怒

萧大亨铜像萧大亨墓地外景□本报记者鲍青

夕阳缓缓垂落,牧歌渐渐响起,明神宗时代的北边重镇,沐浴在宁静安谧的和平气氛中。得益于马市的开放,两族百姓放下了仇视的武器,作起了互利的贸易。而祥和宁静的背后,幸赖一位边疆守护者的苦心经营。他就是晚明守边重臣,曾任刑部、兵部尚书的泰安人萧大亨。

萧大亨是通达权变的边疆能臣。对北疆蒙古,他力主开市安抚,又不忘加强战备,北方虽有警情而无烽烟。对日本侵朝,他力主抵抗,擘划军旅,终于海疆靖清。

少年孤苦,初仕解民倒悬

十五岁以前,萧大亨的生活充满了欢声笑语。可就在这一年,曾将家庭由济宁府迁往泰安府的慈父病故了。失去父亲,往往意味着贫寒与挣扎。青春年少的萧大亨,早早地体验到生活的不幸与艰难。好在他境遇虽寒微,却胸怀远志、喜学不倦,每以家乡溪流山谷里质地坚硬的泰山石自况。同乡友人曾作诗,称赞萧大亨“君住泰山下,日夕吟梁甫”。伴着泰山日出日落的瑰丽奇景,萧大亨躬于垄亩,“好为梁甫吟”,耕读两相娱。

泰山麓下的青石小径,记录着萧大亨风雨无阻的求学路。青苔间留下的脚步痕迹,磨练着他的毅力,积蓄着他的才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29岁的萧大亨考取山东乡试举人。当年的乡试主考官是朝廷派往山东的学政吴维岳。吴氏颇有识才的眼光,他出任会试同考官时,曾慧眼识珠拔取了江陵人张居正。督学山东期间,吴维岳“拔于谷峰(慎行)于垂髫中,其他萧岳峰(大亨)太保而下,凡东省显人,俱经奖拔”。

16岁的天才少年于慎行,在本次秋闱中结识了萧大亨。两人虽相差13岁,却并未影响彼此的真挚友情。此后数十年间,两人风雨同舟、甘苦与共,可谓订交最年少而交契最长久。到了万历三十五年,时任东阁大学士的于慎行病故。闻听故友凋零,75岁的萧大亨不顾自己年迈体弱,执意数次亲往送别,悲痛之情发于肺腑。

中举次年初春,清寒尚且料峭,由泰安至京师的驿道上,车辕卷起的烟尘已随风阵阵浮起。一辆辆疾行的车马穿行而过,留下赶考举子们行色匆匆的背影。踌躇满志的萧大亨,也沿着驿道北上,参与该科春闱。很快,各地俊杰精英汇聚京师,他们摩拳擦掌、暗暗较劲,准备一比才学高低。

这一科的殿试金榜,人才济济,是冠绝一时的“龙虎榜”。其登进士者后来多有名臣,其中最杰出的七人有“七玉”的美名。而如申时行、王锡爵更先后成为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

萧大亨殿试位列三甲同进士,排名比较靠后,没有入选翰林院的资格。按照明朝惯例,名次靠后的进士要外放到他省任县令。萧大亨要赴任的那个地方,名叫榆次县。

榆次县在今山西省晋中市境内。明时,这里属于北方边塞,不仅自然条件恶劣,还常受蒙古骑兵的侵扰,烽火连连,民生维艰。萧大亨上任时,榆次正值丧乱之后,“连岁遭荒,民多转死”。早年寄身底层的萧大亨,对百姓的情感深厚,如今亲见他们流离失所、埋骨沟壑,仿若痛在己身。上任之初,他就立下了让榆次脱离于水火的决心。他张贴榜文,招抚奖励流民开垦荒地；又发仓放粮赈济饥肠辘辘的灾民,维持他们的生存所需。在萧大亨勉力经营下,榆次县逃亡的民众多半回乡复业,乡野闲田渐次垦荒。来年风调雨顺,粮食收成喜人,榆次县很快“四境立苏”。

萧大亨待“民有食粮”后,将当地赋税“编审尽革正之”。他详加勘查,尽力革除税赋征收中“征贫愈急,征富愈缓”的不公平现象。此项政策实施后,县民欢语道:“赋役称平,仅此一见。”他们欢欣非常,纳赋热情高涨。州府衙门见榆次县税赋征收有翻天覆地的改观,就令萧大亨于附近县邑推广此项改革,也大获成功。

榆次地处荒原、天地广袤,民风也如气候一般粗犷直率。因为没有礼仪引导向善,率真的性情变为凶悍好斗的民俗,私斗而致死者屡见不鲜。历任官员或放任纵容,导致形势愈演愈烈,或严刑峻法,却难消私斗之俗,因而皆称榆次为“难治”。萧大亨在稳定当地经济局势后,极力倡导移风易俗、以文化人,希望从“人心”处着手改善。对百姓内部矛盾,萧大亨常走入其间,多方引导,百姓见县令如此敦厚,乃“回心易辙……刁风顿息”。公务闲暇时,萧大亨常至县学视察,督促生员求学上进,由是榆次“士风蒸蒸蔚兴”。

当时的行吟诗人谢榛,见榆次的巨大变化,欣然赠诗于萧大亨,其中有“山县坐令风俗美”的真诚褒奖。万历年间编纂的《榆次县志》也记载:“(萧大亨)博大详明,凡所注膺,不求赫赫之声,而士民永藉其利。”

广袤边陲,大有可为。在榆次县任上,萧大亨尽情挥洒汗水、留下足迹,从根本上改变了当地风貌。而其爱民惜民之情,也深深刻入百姓心灵。嘉靖四十三年,萧大亨因政绩卓异擢升为户部主事。去任之时,百姓不忍相离,“老幼攀辕泣下”……每当萧大亨车马前行,当地百姓就吟咏歌唱,抒发思念,“缙绅有诗,衿裾有歌,庶民有谣”……后来萧大亨上任他职,路过榆次县,百姓闻讯,“童叟欢呼……若子再见父母,竟劝觞上寿”。到了万历十八年,榆次百姓为萧大亨立起去思碑,又“家绘一像祠奉之……愈久愈思,念念不忍释,乃谋建祠以祀之,不逾月而堂岿然告成”。

带着百姓的无限思念,萧大亨来到京师上任。但他在榆次任上挂心的一件“小事”,却让他的仕途生涯由“治民”变为“抚边”,从循官良吏变为守边重臣。

榆次县地近边陲,直面蒙古的威胁,所以百姓对于城防状况忧心挂怀。乡民曾募资在县城南关建起土城,萧大亨见其“土筑而矮,不足捍暴御侮”,决定瓮以砖石,加固城防。但未及施行,他便因升官而暂时作罢。但萧大亨仍心怀此事,常常寄书当地,告诫此事。时隔多年后,当他出任宣大总督,复“移檄榆次”,令当地官员加固南关。城墙竣工后,百姓称誉“崇墉列雉,如革如翚,邑人倚为连城,实千百世之利”。

这是萧大亨“御边”生涯的第一步。

力开马市,烽烟熄而边贸兴

萧大亨入京任职后,很快擢升为户部郎中,不久又外放边疆道台。后来的岁月里,诡谲多变的边疆,成了萧大亨展示守边才华的绝佳舞台。

明朝的北部边疆,百十年来一直遭受蒙古的军事威胁。为了防御他们南下袭扰,明廷修筑长城、增添戍卒、构建边塞,投入了极大的人力物力。但长期的拉锯对抗,只能让双方付出愈难承受的代价。到明穆宗时,筋疲力竭的鞑靼希望可以和明朝开市贸易,通过和平手段获取生活物资。

鞑靼的“求和”意愿,吹皱了平静如一池春水的明代朝堂。朝臣们赞同者不少,反对者也很多,而且他们都有一套理论来支撑自己的主张。局面僵持不下之际,作为防御蒙古的前线疆臣,其意见就显得格外有分量。萧大亨当时任陕西按察佥事,官职虽低微,却对总督王崇古有很大的影响力。他谋划边事时显露的独到见解,令王崇古非常钦佩和器重。在关键时刻,萧大亨向王崇古力陈开市益处,最终促成王氏上疏,请求朝廷恩准。

经过两人持续努力,互市协议终于顺利达成。明朝此后于北部边疆陆续开设马市十余处,方便两族百姓贸易往来。

荒凉苦寒的边境,终于焕发了希望的生机。边界马市内,汉族民众开起了铁匠铺、绸缎铺、绒线铺和杂货铺。每逢开市的日子,赶市的各族民众摩肩接踵、熙熙攘攘,人群绵延有四五里之长。蒙古百姓带来了金银、牲口、马匹、兽皮和毡帽,汉族百姓带去布匹、丝绸、食盐、铁锅和农具。他们互通有无、各取所需,边界的肃杀仇视,化为喧闹谈笑。

马市开设后,蒙古不再依靠劫掠获取生活用品,边境压力大大舒缓。而明廷通过交易积蓄了大量优质军马,边地战斗力大为增强。

马市的优势展露无遗,故而萧大亨每任一处,都力促互市,维护安定。他在榆林、神木开设马市,以诚信为交易根本,因而“虏遂帖服……大得夷夏之和”。萧大亨的努力,让“互市贸易”欣欣向荣,渐渐打消了朝廷的疑虑。

边塞晏然,朝廷倚为“干城”

萧大亨深知,强大的军事实力,是保证和平的最终力量。所以他在互市贸易兴隆之际,依然不忘加强战备。他“广储备、缮甲兵”,修葺边堡十余所,由此鞑靼部众“奉约维谨”,“虏不敢渡河而牧……内外晏然”,收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万历八年,萧大亨因军功被任命为宁夏巡抚,很快又调任宣府,成为独当一面的边疆重臣。宣府是京师屏障,又是马市咽喉,位置重要,作用关键,牵一发而动全身。但在萧大亨上任之初,宣府局势却复杂而微妙。此前的抚臣为安抚蒙古,一味曲意逢迎,导致其渐渐骄横难制,和平局面脆弱不稳。萧大亨上任后,首先着力整顿宣府军务,改善防御局面。他对廉勇善战知晓边务的将校,都倾心接纳、委以重任,于是“人人乐为用,虏中动静,(萧大亨)辄知之”。而对活跃在宣府的蒙古诸部,他在笼络人心之外,也恩威并施、间及雷霆。史书记载萧大亨面对蒙古诸部不轨行迹,往往严申旧约,裁抑其威,“精神折冲,颐指色授,俱有操纵”。萧大亨的守边策略收效明显,宣府局势迅速改观,“抚驭机宜,十不失一”。

万历十七年,萧大亨被任命为宣大总督,负责北疆的全面防御。萧大亨到任次年,蒙汉关系再度出现危机:鞑靼新君继位后,“顺逆不常”,侵扰边境。

在朝廷内部,对鞑靼究竟是和是战,争论非常激烈。有大臣指责中枢内阁过于软弱,内阁首辅申时行“朋奸误国”。他们力主对鞑靼宣战,要求皇帝责成萧大亨整军征讨。

关键时刻,内阁和皇帝都征询萧大亨的意见。他几经权衡,上疏郑重指出:“今国家御虏,当以抚顺剿逆为长策……(若)委边氓于锋镝,令军兴耗费无已时,非胜算也。”萧大亨反对轻率兴战、消耗国力,建议以安抚为主、清剿为辅,维持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他还致函阁臣申时行、王家屏等人,详细阐述自己的主张。萧大亨的建议,得到内阁大学士的支持,也受到万历帝的认同。当皇帝召见阁臣询问军务时,“申时行对如公(萧大亨)言”。

两年后,在萧大亨的“软硬兼施”下,鞑靼派使者赴明朝请罪,再度约定盟好誓言。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在萧大亨的斡旋下消解无形。申时行在写给萧大亨的信中感慨道:“近时后生足不至边塞,耳不闻金鼓,而专言战斗之事,欲尽罢诸边贡市,一意用兵,此可以莽莽举事耶?”他还称赞萧大亨“练达镇定得大体”,于边事见解卓越,超出同时人许多。

萧大亨镇守边疆多年,其间虽偶有烽烟,但始终没有大警。宣大边境呈现令人心醉的安定景象:草原上慑人心魄的战歌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悠扬婉转的牧歌。马市换来的铁锅,在蒙古包里烹调着鲜美的羊肉,散发着诱人的芳香。明朝的边塞耕地上,禾苗青青,马儿成行。刀光剑影、流民悲唱成为了过去的回忆。

萧大亨的抚御之功,堪称奇伟,朝廷倚为边疆干城。

胸襟坦荡,救罪臣忤帝王

万历二十三年,镇边有功的萧大亨奉命还朝,出掌刑部事务。此时的明王朝在风平浪静下,隐藏着山雨欲来的潜流,诸弊丛生、隐忧重重。

半生戎马的萧大亨,在边地养成了直率较真的性情,反倒对入朝任职有些不适应。他看不惯朝廷内暗流涌动的争权夺利,很快就因仗义执言和皇帝龃龉不断。

萧大亨还朝时,帝国东面的朝鲜正遭受日本侵略。而明朝的对日战略,很长时间都举棋不定。时任兵部尚书石星,一直主张对日本封贡,以求议和结束战争。好静的明神宗也不希望战事连绵、士卒死难,所以在万历二十三年正月,派遣使者赴日本册封关白丰臣秀吉。

对明神宗的议和举动,御史曹学程深不以为然。他上疏抗议,指责遣使议和乃极其拙劣之策,认为“东事(朝鲜局面)之溃裂,元辅、枢臣俱不得辞其责”。神宗见曹学程奏疏语含讥讽,认为他不仅阻挠议和,还影射自己,不禁勃然大怒,下令缉捕曹学程,交刑部严厉定罪。

萧大亨知晓曹学程上疏出于公心,极力为他开脱。他随即上疏道:“御史曹学程为议东封一事,冒触天威,已经责问,乞免拟超释。”万历帝对萧大亨的保全大为光火,很快下谕:“曹学程抗违诏旨,避难忘君,无忠义心,着遵逆臣失节罪,监候处决。”

萧大亨虽遭遇斥责,仍不改初衷,全力解救曹学程。万历二十六年,刑部审录重囚,准备交皇帝勾决。萧大亨为免曹学程遭不测,将他的名字从死囚名单中划除。此事被万历帝察觉后,下诏夺萧大亨两月官俸。

萧大亨此后又为曹学程具疏七次。到了万历三十四年,曹学程终于获释归乡。时人认为,曹学程能幸免于难,缘于萧大亨的极力相争。

对于主战派的曹学程,萧大亨努力解救。对于主和派的石星,萧大亨也不计嫌隙,施以援手。

石星的议和之策,最终遭到了惨痛的失败。万历二十五年,朝鲜半岛鼙鼓动地来,丰臣秀吉再次集结大军攻朝。很快,日军连破数城,明军死伤惨重。神宗恼恨石星“误国”,将他革职下狱,命法司拟罪。他在给刑部的谕旨中,几乎咬牙切齿地说:“(日本)掠占属国,窥犯内地,皆前兵部尚书馅贼酿患,欺君误国,以致今日。栽我将士,扰我武臣,好生可恶不忠!著锦衣卫拿去法司,从重拟罪来说。”愤恨的言词中,已满含杀机。

在对日问题上,萧大亨始终坚持主战,与石星长期政见不合。两人在朝堂上,常常各执己见,话不投机。如今万历帝让萧大亨来办理石星案,正是希望他落井下石,置石星于死地。

令万历帝想不到的是,萧大亨不仅没有逞己之快,而且再度没有迎合自己,对石星从重议罪。萧大亨上奏认为:石星在明军入朝之初,主持兵部事务,收复失地甚多,功不可没。他的封贡之议,属于计策误国,并非有意馅敌。萧大亨与各法司会商后,决定否定神宗的“通敌死罪”,而以“酿患祸国”罪,将石星永戍边疆。神宗闻讯非常恼火,降旨切责萧大亨,甚至辱骂他“狗私朋比”。皇帝盛怒之下,命革去萧大亨的一些头衔和世袭待遇,并执意将石星处死。但萧大亨等人继续竭力相争,石星最后得以病死狱中。时论感慨地称:“当西陲主战,东事主款,司马(石星)皆与公(大亨)抵牾。而公卒全司马,其秉公持平如是。”

石星死后,兵部事务由萧大亨兼摄。在他“主战”的决策下,抗倭之役最终取得胜利。

但由于在曹、石两狱上,坚持己见、深忤圣意,萧大亨为神宗所深深不喜。万历二十五年,故宫三殿遭遇火灾。大臣们各循旧例上疏自陈失误,请求罢斥免官。众臣的奏疏都下发了,唯独萧大亨的奏疏迟迟不见踪影。有阁臣请求下发奏疏,神宗一直置若罔闻,可见君臣积怨之深。直至打败日本后,神宗心情舒畅,才慢慢恢复了对萧大亨的信任,冰冻的君臣关系渐渐融化。

朋党渐起,倦怠纷争归故里

朝鲜之役中,萧大亨为提高决策效率,往往对御史们的意见置之不理。这虽然得到了作战将领的拥护,却深深伤害了言官群体。萧大亨细微的计策失误,被御史们迅速放大,妖魔化为“偏听则暗”的典型。所以战争刚刚结束,萧大亨就开始受到言官党争的困扰。万历二十七年,兵部主事丁应泰上奏,弹劾前线总督邢玠先以巨款贿赂日本退兵,再向朝廷谎称战胜。他还诬陷萧大亨与邢玠因是同乡而结为朋党,合谋欺罔皇上。

丁应泰的奏疏内容公布后,不仅令劫后余生的朝鲜君臣严重不安,也令出生入死的抗倭将吏严重不满。萧大亨很快上疏澄清,并豁达地表示:“丁应泰参臣不足惜,国家之大体当惜；督抚之功不必叙,将士之劳苦当叙。”

萧大亨的辩白,一定程度上将言官与“前线将士”对立起来,虽然得到了皇帝的谅解,却激发了言官的愤怒。很快,多名御史先后参劾萧大亨,诬陷他结党卖国,培植私人势力,言辞非常激烈。

在言官的群起声讨中,萧大亨如履薄冰地办理着朝廷事务。到了万历三十四年,皇帝令阁臣举荐吏部尚书人选。当时廷臣数次推举,皆以萧大亨为首选。第二年,萧大亨出任吏部尚书的呼声更加高涨,“吏部缺尚书,三年屡推不点,外廷疑上欲临时点用大亨”。

但在这时,此前对萧大亨不满的御史们,又接连上疏弹劾他。这时的萧大亨已经年逾古稀,精力不及从前,面对无休止的党争倾轧,内心深感倦怠厌烦,数次上疏请求去职。但对于萧大亨的执意请辞,吏部多次出面挽留。而御史们又借此发难:“大亨以久干物议,再疏乞休,吏部职司澄汰,奈何满纸绸缪,以荧上听。”萧大亨“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感叹,由此更加强烈。

到了万历三十六年,经过几十次的上疏请辞,皇帝终于准许了萧大亨回乡的要求。对于这位守边重臣,万历帝虽然曾经与他冲突不断,此时却郑重地下旨褒奖他,赐予他“乘传归”的待遇。

平静的居乡生活三年后,80岁的萧大亨病故。明神宗以“已故兵部尚书萧大亨累著边功,予祭葬如例,仍加祭一坛”,并追赠他为太傅。

曾任内阁首辅的申时行,是萧大亨的同科进士,此时为他写下墓志铭。他念及时局维艰,朝廷痛失柱石,因而发出了内心的感慨和担忧:“今海内幸无警,而边事尚多隐忧,安得起公于九原,与之决大疑、定大计,此余所以重为公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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