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牟利性打假”不能只靠法院说不
□最泰安全媒体评论员 程帅/文 赵坤/图
在去年北京市三中院审理的消费者权益纠纷中，一人一年在该院辖区基层法院内起诉了34起案件。近日，新京报记者从北京市三中院召开的2017年消费者权益纠纷审理情况的通报会上了解到，虽然法院此前在实践中倾向于支持职业打假，但是过去的一年，针对“牟利性打假”，法院也在逐步进行限制。（据《新京报》）
人们在日常消费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假货，虽然能求助市场管理部门，但对于维权打假，消费者往往疲于应对，这时，“牟利性打假”队伍站了出来，帮助消费者依法维权，但这种为了赚钱而打假的行为是否合适？值不值得鼓励？
“牟利性打假”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近年来，“牟利性打假”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参与者越来越多，甚至有市民自发组建“打假联盟”，但这种打假未必会受到法律保护。
之前曾有媒体报道，某职业打假人带着公证员购买10箱茅台并封存，随即以假冒产品为由将销售者诉至法院，要求退赔购物款并10倍赔偿。法院审理后认为，购买者为职业打假人而非消费者，故驳回购买者10倍赔偿的诉求。购买者上诉后，二审法院认为，职业打假人以法院为工具，浪费司法资源，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在一些人看来，这样的司法判决没办法理解，似乎是在“纵容”卖假货。实际上，去年8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规定，“金融消费者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条例”，该规定意味着“职业打假人”将不再受消法保护。
“牟利性打假”不应倡导
“牟利性打假”表面上看起来是在维护市场公平、打击假货，实际上具有潜在危害，不应倡导。
首先，专门依靠大批量购买假冒伪劣产品，实现利益获取，这样的行为可能引发事实上的敲诈勒索。比如，只要商家给予打假人好处就不再举报，否则就老是纠缠。本着“和气生财”的原则，商家和打假人容易达成一致，假货商家出资“息事宁人”，打假人不再纠缠，并没有取得净化市场的作用。
其次，“牟利性打假人”与社会所期待的惩治造假、售假有不小的差别，大量案件着眼于商品标签标识、宣传用语、专利号问题之类的瑕疵，而非对群众意义更大的质量问题。去年3月份，泰安一销售民俗工艺品的电商被一网购人员要求索赔，原因是其网页描述内容当中有“求福求财”等词语，称违反广告法。后来，经过执法人员调查，发现该网页上使用的“求福求财”、“生财旺财”等词语，并没有违反广告法的规定，也不属于封建迷信用语，驳回了投诉人的索赔要求。
由此可见，“牟利性打假”容易偏离打假轨道，从公益沦为纯粹牟利，不应提倡。针对职业打假，最高法办公厅在2017年发给相关部门的答复意见指出，一些职业打假行为“严重违背诚信原则，无视司法权威，浪费司法资源，我们不支持这种以恶惩恶、饮鸩止渴的治理模式。”
治理假货还需社会合力
限制“牟利性打假”，不让消费者的权益受损，还需社会合力，齐抓共管。
首先，从法律的执行力下手，增强对消费者投诉维权的响应，让消费者的每一起投诉和维权都能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相关监管部门应增强对商家和产品的常态化监督，对存在违法行为的商家依法严惩，构筑起一道严密的“防火墙”。
其次，利用大数据等手段，建立假货网络台账，不给售假等行为以生存空间。相关部门应利用技术手段编织一道道过滤网，增加打假方式，去除假货。
再次，健全举报制度，多种举报手段并行，让打假的网越织越密。同时，要采取制作公益广告、印发宣传资料等方式，加强道德宣传教育，引导群众自觉抵制假冒伪劣商品。此外，积极推动广大生产经营者树立诚信意识和良好的职业道德责任感，自觉规范经营行为，让社会道德意识成为限制售假行为的有力补充。
北京市三中院民三庭庭长侯军：近年来，职业打假人呈现出规模化、专业化态势，而且主要关注的是显而易见的标签瑕疵、宣传用语等问题。在此情况下，如何确定其是否为生活消费而购买商品、是否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实践中争议较大。
华声在线：诚然，“职业打假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对商家的售假行为有很大的震慑作用，但“职业打假人”不停地重复投诉和诉讼行为，不仅造成了国家行政执法资源和司法资源的过度占用，也干扰了企业正常的经营和发展。因此，对“职业打假人”进行限制很有必要。
凤凰网：需要思考的是，谁给了“牟利性打假”空间？很显然，是市场假货横行的乱象，养肥了“牟利性打假”现象。治理“牟利性打假”之后，需要填补打假的空白，这就需要采取更多打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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